每當新聞事件發生，總會傳言四起。

人們各自拼湊著自己想要相信的真相，不再僅僅等著官方公布信息，也不再將官方信息當作唯一可靠的來源。但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分辨所得信息是真是假，是謠言、傳言，誤導信息還是事實真相？

學者劉海龍從傳播學的角度為我們講述了傳言為何會愈演愈烈，事實上，在一個后真相時代，人們對真相的需求，遠沒有對自我的立場、觀點佐證的需求重要，所以往往“自己相信的才是真”。

傳言真假難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作為補充的傳播媒介，也展現了“另一種事實”，即“反權力的事實”，表達著一種潛藏的集體意識和愿望。

講述 | 劉海龍

來源 | 看理想App《傳播學100講》

01.

傳言不等于謠言

一般人會認為，謠言無疑是錯誤信息，我們現在也的確生活在謠言四起的時代，但謠言概念卻存在被誤用和濫用的現象，由此所導致的危害是，它加劇了公共話語的撕裂和混亂。

真話可以被貼上謠言的標簽，虛假信息卻可能得到認可，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相信的是什么？應該如何區分信息的真假呢？這些問題，落實到學科研究里面，就是概念及邊界之分。

在傳播學和社會學里，大家說到上述現象，一般用的概念比較簡單，英文叫rumor。這個詞，指的是信息來源不明的、廣泛傳播的訊息，它可能真實，也可能虛假。所以rumor沒有褒貶，是個中性詞，用來客觀地描述現象。

而rumor所指代的現象，到了中文里卻往往被稱作是“謠言”。“謠言”在中文的語境里，是個貶義詞，它指的是，信息有明確的信源，并且內容虛假，通常傳播者有惡意。

除了有惡意地制造出來、為了達到損害他人權益的信息，可以稱之為“謠言”之外，由不明真相的民眾傳播的、即便是虛假的信息，最好用中性的“傳言”來代替。傳言是中性的，它可以用來對應英文rumor所指代的那些情況。

02.

傳言是社會病態嗎？

人們為什么總會相信傳言呢？最早對這個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是美國心理學家阿爾波特和波茲曼（Allport & Postman），他們在上個世紀40年代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傳言傳播公式，那就是：傳言傳播的機會=個人的關注程度×事件證據的模糊性。

這個公式雖然簡單，卻提出了傳言傳播的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個人主觀的關注程度，二是事件的不確定性，也就是信息是否足以讓人的關注與好奇得到滿足。

所以，按照這個公式，傳言之所以會產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人們缺乏可以解決自己疑惑的可信的信息。所以，不能只怪大眾缺乏判斷能力，由此簡單地封堵傳言，這種做法只會讓公式中的“事件證據的模糊性”增加，反而使傳言傳播得更為廣泛。

要減少傳言，首先要反思的，應該是權威信源是否提供了足夠透明的、解決大眾疑惑的信息。

阿爾波特和波茲曼除了提出傳言傳播公式外，還進行過一個著名的實驗，他們向實驗對象提供一張日常場景的圖片，要求后者根據記憶向下一位實驗對象描述圖片內容，以此類推。這個很像我們小時候做的傳話游戲。這等于人為地制造了一個傳言的傳播鏈條。

研究者發現，實驗對象對圖片的描述，在線性傳遞的過程中變得更加簡短、清晰、方便記憶，且朝著實驗對象既有信仰與偏見的方向發生了扭曲和夸張。他們把這個變形的過程描述為三種機制的作用：

一是削平（leveling），就是信息會在傳播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短，很多細節會被傳播鏈條上的人丟掉。

第二個機制是銳化（sharpening），是指信息在傳播過程中，一些內容會被信息傳遞者突出。

第三個機制是同化（assimilation），指的是有一些內容會被傳遞者改成自己更習慣的表達方式。

阿爾波特和波茲曼的這些研究雖然經典，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實驗室環境中的傳言與現實情況不符。實驗模擬的是單一鏈條的傳遞，一個人傳下一個人，但是現實中的傳言是網絡式傳播的，可能有多信源告訴你同一個傳言。而且實驗中，一方描述圖片內容時，另一方只能單向接受，不能像在現實生活中那樣質疑或提問。

同時，實驗室傳遞的信息缺乏必要的重復和冗余，而它們在日常的傳播常常出現，所以實驗室的傳言鏈條失真比較嚴重。總之，實驗中描述一個圖片的鏈式傳播和現實中傳言的傳播還是有很多差別。

更重要的是，阿爾波特他們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傳言進行研究，他們有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將傳言傳播視為一種病態的（pathological）非理性行為。

這是因為他們受了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他們把傳言視為人們焦慮、仇恨等情感的投射，認為傳播傳言，是人們通過發泄內部張力凈化情緒，從而實現低成本的自我安慰。而傳言傳播者在這個前提下，則被描繪為缺乏批判思維、易受暗示、受教育水平低、抑郁多疑的低能者。

可見，阿爾波特和波茲曼對于傳言的研究有開拓之處，但在前提假設上也存在著偏見和不完善。

03.

傳言有“反權力”的社會功能

后來社會學家的研究，對早期心理學將傳言視為社會病態的看法做了糾正。

比如1966年社會學家澀谷保（Tamotsu Shibutani）就從傳播者的動機與傳言的功能的角度，認為傳言是傳播者覺得有用的陳述或假設，而人們在傳播過程中產生和抒發的焦慮、仇恨等情緒，則是人在應對不確定的、具有威脅性的情境的正常反應。而不是像阿爾波特和波茲曼認為的病態。

這種觀點來自于他的親身經歷。在珍珠港事件后，羅斯福政府曾經把日裔美國人集中起來關在“安置中心”，也就是變相的集中營。這是一個非常不講人權的措施。由于澀谷保是日裔，他也被關進其中。

在安置中心，澀谷保從內部目睹了混亂困惑的日裔社群傳播傳言的過程。后來又通過分析60個現實案例中的471則傳言，澀谷保發現，傳言并非真實內容在連續傳遞過程中不斷失真的個人創造物，而是普通人試圖解讀、界定模糊環境的集體傳播過程。他認為：“傳言是一個被持續建構的事物，一旦傳播過程終止，傳言也就不復存在。”

因此，他沒有把傳言盛行的責任推給個人的失察，而是看到了傳言的積極功能。那就是，人們需要獲取新聞以作出行動決策，當來源于體制性渠道的可靠新聞出現短缺時，就需要依賴熟人之間的輔助渠道甚至陌生人的小道消息，對情境作出即興解讀。

由于情境模糊性是現代社會的常態，在這種情境中，認知層面的不確定性帶來情感層面的焦慮，人們也就產生緩解焦慮的需求和期望，于是就產生了傳言。所以傳言的集體交換是重復出現的常規行為，而不是病態心理下的社會越軌。

后來，澀谷保寫了《臨時新聞：對傳言的社會學研究》（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并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傳言就是臨時的新聞。

澀谷保把“傳言”定義為“臨時的新聞”，這意味著，接受者其實知道這個信息并不來自于官方，只不過由于缺乏來自權威信源的信息，他們就用這種小道消息來建構現實，填補官方信息與現實之間的裂縫。

不過，澀谷保這種“傳言是代用品”的觀點卻遭到了法國學者卡普費雷的反對。卡普費雷認為，這種看法意味著，如果改變條件，也就是如果官方發布了充足的信息，傳言就是可以消除干凈的。

但是實際情況是，傳言作為補充的傳播媒介，傳播的是另一種事實，即反權力的事實。大眾傳播媒介是官方發布的、自上而下的交流形式，它的傳播過程是信息從知情人傳到不知情的人。公眾獲知的是官方想對他們說的信息和觀點。

但是傳言卻是公眾自己的想法和秘密，因此問題的關鍵，其實是在于傳言是不受控制的。

卡普費雷對傳言的理解，是從反面提出了一種價值觀，那就是，只有不受約束的信息交流才是好的，哪怕其可靠性受到影響。或者說“虛假”的傳言是有根據的傳言（也就是官方的新聞和公告）必須付出的代價。

關于這個觀點，卡普費雷有一個經典的表述是，“傳言揭露了人們絲毫未產生懷疑的某個事實和某些隱藏的真相，增加了政權的透明度，并孕育了反權力。傳言起到了一種干擾作用，是第一自由廣播電臺”。

也就是說，在壓迫性的環境中，傳言為大眾提供了表達不滿的社會空間，他們通過生產有別于官方說辭的底層敘事，形成集體性的抵抗形式。這種抵抗形式因為具有匿名性，也就是傳言的開頭往往是“我聽說……”“有人說……”而不是直接指出信息來源，所以難以追蹤，這種傳播方式對于不擁有任何權力的、希望獲取信息和表達想法的普通人而言，極具吸引力。

因此，在卡普費雷看來，要徹底消滅傳言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有著特定的社會功能，也就是反權力。

到這里，通過澀谷保和卡普費雷對阿爾波特和波茲曼的糾正，我們就明白了傳言并非病態，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不必談起傳言色變，從而也可以對某些危害不大的傳言保持一定寬容。

04.

消滅傳言是不可能的

糾正了對傳言的偏見之后，那具體而言，傳言滿足了人們的哪些動機呢？關于這一點，卡普費雷有一些總結。

首先，他認為傳言就是一個新聞，無論是接受傳言和新聞，背后的邏輯都是一樣的，都是對外界信源的信任。因為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平時接受的所謂真相，比如源頭來自權威機構的新聞，絕大多數也是道聽途說，我們也沒有親自檢驗過。

新聞的實質就在于它報道的是人們意料之中的、但同時又是完全無法預測的事。新聞是人們早有心理準備，不是害怕就是期待它發生的事。同時新聞又是具有現實意義的信息，可能帶來巨大變化。既然新聞和傳言是同源的，這些新聞的特征也正是傳言的特征。

而且有意思的是，要是看新聞史，我們就可以知道，早期的“新聞”就是“傳言”的同義詞，新聞其實就起源于酒吧和水手們的閑聊、水井旁的街談巷議。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信息的真與假，而是我們相信的才是真的。也就是說，從認知論的角度，傳言是讓我們看到真與假的辯證法。

第二，傳播傳言是為了求知。傳言是社會協調一致的有效媒介，參與傳言也是參與群體行動。

卡普費雷觀察到，人總是要等到知道了其他人的看法之后，才會形成自己的觀點。其次，除了總是想知道別人的觀點，人們往往還期待看到比表面現象更復雜的層次，而傳言還會促進人們對于顯而易見的事件背后的事實的挖掘，這也是陰謀論吸引人的地方。同時，廣泛傳播的傳言還會倒逼官方信源，提供透明的信息，滿足公眾的求知欲。

第三，傳播傳言是為了說服他人。通過傳言，群體可以實現有效動員，讓大家都接受某種現實。比如在群體性事件中，常常伴隨傳言，正是傳言在引發進一步的集體行動。

第四，傳播傳言是為了自我解放。傳言是被壓抑的好斗性以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的一種發泄。傳言總是被認為是從不知名的他人那兒得來的，這消除了人們的犯罪感，允許人們最為自由地表達其被壓抑的、不可明言的沖動。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會發現，傳言在道德檢查最嚴厲的地區和情況下最為盛行。在這個角度上，也許我們可以說，傳言就是一封匿名信，人人都可以書寫而不受懲罰。

第五，傳言是為了取樂或者是獲得刺激。許多都市的無稽之談是這樣沿襲下來的。它們就像是一塊巨大的集體精神口香糖。

2018年《科學》雜志刊登了一篇論文，作者們分析了2007年至2017推特上的傳言轉發鏈條，發現，共三百萬人轉發了超過四百五十萬次的12萬6千條消息。他們還發現，虛假消息在任何種類的消息中都明顯比真實消息散布得更廣、更快、更深入，這一現象在政治消息方面尤為突出，甚至超過了恐怖主義、自然災害、科學資訊、都市傳說、金融消息等方面的傳言。

研究者發現虛假消息比真實消息更加新奇，這說明人們更加傾向于分享新奇的消息。因為虛假的故事激起人們的恐懼、憎惡與驚訝，而真實的故事則激發人們的期望、悲傷、喜悅與信任。前者顯然更容易讓人有分享的沖動。

第六，傳言是為了建立和增強社會聯系。由于人們對談論自己常常會猶豫不決，于是便談論他人。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出發，人們大加發揮，于是就初步形成了傳言。在這個意義上，傳言也是一種感情交流。傳言提供的不是一個交流信息的機會，而是一個在交流中各自表現的機會。或者說，傳言是完成社會聯系，加強朋友之間、鄰里之間和親人之間關系的跳板。

除此以外，其他人的研究中還發現了卡普費雷沒有提到的原因和功能，比如傳言還有自我形象提升的功能。如果我知道你不知道的真相，我消息靈通或者看得更深，他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就能極大地滿足自我的優越感。

傳言還有一個功能是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這一點在近年的網絡上曝出的各類丑聞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而且，從接受者心理的角度，傳言的許多特征也具有讓人接受的理由。法國哲學家和科學家帕斯卡爾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有關信仰的賭注理論，用來解釋人為什么會信仰宗教。他認為，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信上帝，那么會受到獎賞，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信上帝，什么事情都不會發生；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不信上帝，那么受到懲罰，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不信上帝，什么事情都不會發生。

綜合這兩個結果，信上帝的人要么受到獎賞，要么沒事，而無神論者要么下地獄，要么沒事，怎么看都是信神比較好。

傳言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果傳言是真的，相信了沒錯，不相信要受懲罰；如果傳言是假的，相信了也沒什么損失，無非就是浪費了些時間，如果不相信，什么也不會發生。因此，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除了這個大原則外，傳言往往會有貌似可靠的信息來源，反正一般人也不會去仔細核實，只要冠上科學家、教授、知情人士，好像就是煞有介事。

其次，傳言本身具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可能性，甚至表達了我們的集體意識和愿望。

另外，還有研究者發現，傳言還遵循著一種特殊的偽邏輯形式，例如在傳言傳播者看來，如果當事人沉默，就等于證明確有其事，如果當事人澄清，就說明急于洗白。而且愿意相信傳言的人還會自動過濾一些對自己不利的語氣，把它們歸結為有人希望洗白或攪渾水。這種偽邏輯就會讓傳言不可證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總而言之，基于種種需求，以及如上所說的各類動機，我們基本已經相信，要徹底消滅傳言基本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想減少傳言，通過刪除等行為，也是不可取的。因為傳言的公式決定了，它越模糊，大家越喜聞樂見。唯一靠譜的辦法，就是增加信息透明度與可靠信息，通過真實的信息，來解決人從傳言中感受到的不確定性。

*本文內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頻節目《生活在媒介中：傳播學100講》第44、45講，內容經編輯整理，完整內容請移步至看理想App內收聽。

配圖：《社交恐懼癥》《我們與惡的距離》

《新聞編輯室》《我的解放日志》

《一個叫歐維的男人決定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