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2日，英國倫敦，示威者舉著標語牌和旗幟在唐寧街聚集，要求英國重新加入歐盟。

2023年1月18日，英國倫敦，罷工的護士在倫敦市中心游行。來自皇家護理學院工會的護士要求提高工資并改善工作條件。

2020年1月31日，英國“脫歐”協議生效。經過一年的“適應期”后，英國徹底退出歐盟。到今年1月31日，英國“脫歐”已整整3年。

“脫歐”是英國公投的結果。2016年，在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提議下，“脫歐派”選民以52%對48%的優勢戰勝“留歐派”選民，結束了英國與歐盟近半個世紀的“婚姻”。

然而，“脫歐”協議生效3年后，英國民眾對待“脫歐”的態度卻發生了大逆轉。英國《獨立報》近日主導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50%的受訪者認為“脫歐導致英國全球地位下降”，56%的受訪者認為“脫歐導致英國經濟形勢惡化”，65%的受訪者希望重新進行“脫歐”公投。調查機構輿觀（YouGov）進行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56%的受訪者認為“脫歐”是個錯誤。

或許，英國民眾并非反對“脫歐”，而是對“脫歐”沒有給他們帶來預想中的紅利感到失望。英國政府原本以為，擺脫歐盟的束縛后，英國將可以在內政外交上大展拳腳，向“全球英國”的戰略目標邁進，重拾昔日大國榮光。但在全球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的疊加影響下，如今英國通脹高企、經濟衰退，政壇動蕩、外交失衡，離“脫歐”時的樂觀愿景相去甚遠。英國滿懷期待地告別了過去，卻遲遲未能迎來光明的未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吳白乙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分析說，內政上，“脫歐”加劇了英國經濟形勢惡化，但并非罪魁禍首，英國經濟自身的結構性問題造成的影響遠大于“脫歐”造成的經濟損失。外交上，“全球英國”戰略客觀上確實可以幫助英國重回大國地位，但“脫歐”后的英國卻并沒有實現戰略自主，而是進一步淪為美國的追隨者。在實現“全球英國”戰略目標的道路上，英國仍處于摸索和混亂階段。

經濟衰退，“脫歐”并非罪魁禍首

在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2023年英國GDP增長預期從去年10月的0.3%下調至-0.6%，“這反映出英國財政收緊、金融萎縮、通脹居高不下給居民生活帶來的沉重壓力”。

雖然世界各國經濟形勢普遍不景氣，但IMF預計今年美國的GDP增長為1.4%，加拿大為1.5%，日本為1.8%，法國為0.7%，意大利為0.6%，德國為0.1%——勉強能躲過經濟衰退。就連飽受西方制裁的俄羅斯，2023年的增長率也將達到0.3%。正在承受高稅收、高利率和高物價三重困擾的英國，則將是今年全球唯一一個陷入衰退的主要經濟體。

2022年11月，英國財政大臣杰里米·亨特發布政府秋季預算案時表示，英國政府在秋季預算案中的主要目標，是“保證穩定和增長，提供公共服務”。他還宣布將增加250億英鎊的財政收入，使稅收在英國經濟中所占比重創下二戰后的最高紀錄。

“英國衰退論的觀點，過去是錯誤的，現在也是錯誤的。”在1月27日的演說中，亨特拒絕了一些保守黨議員要求減稅的呼吁，因為“目前最好的減稅手段是遏制通貨膨脹”。

減少稅收就意味著減少財政收入，這將讓早已債臺高筑的英國政府更加捉襟見肘。英國國家統計局1月2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僅去年12月，英國政府債務就達274億英鎊，為同期最高水平。稅收和通脹居高不下，民眾收入卻停滯不前。自2022年11月開始，英國各行各業輪流罷工，一直延續到今年年初。2月1日，來自政府部門、港口、機場等的約10萬名公務員與數10萬名教師、火車司機與上百所英國高校的教職工共同罷工。觀察人士把這場大罷工比作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不滿之冬”的再現。

“英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大環境是一樣的。英國整體經濟進入下行期，通脹壓力極大，民眾生活質量和收入水平都明顯下降。”吳白乙認為，“脫歐”是導致英國經濟惡化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或主要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英國經濟的自身問題。

目前英國經濟以金融、服務業等虛擬經濟為主，制造業比重下降，屬于后現代經濟結構。雖然英國在生物制藥、服務貿易、科技研發等方面仍然保有傳統優勢，但整個外部市場都在萎縮，使得通過對外貿易拉動英國經濟的前景不明。此外，英國是高福利國家，一旦遇到環境性或周期性的震蕩，與經濟結構和發展活力有關的內部問題就會隨之顯現。當前歐洲各經濟體經濟增長率普遍較低，加上俄烏沖突令整個歐洲經濟處于低循環水平，導致了英國危機的集中爆發。

執政百日，蘇納克面臨多重挑戰

過去一年，英國經歷了3位首相。在接二連三的政治動蕩中上臺的蘇納克，執政之初曾許諾2023年將通脹率降低一半，并促進國內經濟增長。但執政剛過百日，他的支持率已經從去年10月的52%跌至目前的38%，不支持率則從48%升至63%。

導致蘇納克支持率急劇下降的，除了棘手的經濟問題，還有一系列內閣丑聞。對副首相拉布的“霸凌”指控展開的調查還在進行中，保守黨主席扎哈維近日又因稅務丑聞被“炒魷魚”。

2022年7月，前首相約翰遜任命扎哈維為財政大臣，蘇納克執政后，扎哈維擔任保守黨主席。此前一項針對扎哈維的調查發現，他曾因未繳納所得稅而被處以480萬英鎊的罰款，其中包括應繳納的稅款和罰金。但出任財務大臣和保守黨主席時，扎哈維并未交代自己曾受罰一事，直到近日才被曝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動輒數百萬英鎊的稅金“令英國人感到震驚，因為許多人正因不斷飆升的生活成本而苦苦掙扎”。迫于來自保守黨內部和反對黨的壓力，蘇納克解雇了扎哈維。

英國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布，則面臨8起有關“霸凌”的正式指控，其中6起發生在他任職司法部時，另外兩起發生在他擔任外交大臣和掌管“脫歐”事務部時。據英國媒體報道，隨著調查進展，已有至少24名公務員正式投訴拉布，一些曾與拉布共事的政府人員提供了證據。有消息人士透露，拉布的副首相職位恐將難保。這讓蘇納克的用人方式備受質疑。

前首相約翰遜最近又開始活躍起來。據英國媒體報道，約翰遜宣布計劃出版自己的回憶錄——這被視為他正在為復出造勢。有議員呼吁約翰遜接任保守黨主席職務，還有議員公開稱贊約翰遜比蘇納克更具領導才能。約翰遜近日還以“非官方也非個人”身份到訪烏克蘭，呼吁國際社會加大援助烏克蘭的力度。吳白乙認為，約翰遜的舉動是在為個人“撈政績”，將來或許還要參與黨內競爭。

“從近10年來唐寧街10號頻繁換帥的規律來看，蘇納克作為首相的政治生涯也不會很長。”吳白乙指出，英國雖有宏大的全球構想，但其國內政治也跟美國一樣，黨爭趨于白熱化。工黨站在勞工立場上要求增加福利、改善大眾收入水平，但在整體經濟低迷的背景下，保守黨很難作出讓步和調整。

吳白乙表示，短暫出任英國首相的特拉斯，曾試圖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又聲稱要提高社會福利，這條自相矛盾的道路已經證明行不通。蘇納克也不敢貿然減稅。特拉斯的首相生涯如此短暫出乎全球觀察者的意料，但這也恰恰說明英國政治已經走入了難解的惡性循環。要想在短期之內解決問題，除非英國出現具有強大內生動力的新產業，或者包括亞太、美國和跨大西洋地區在內的全球經濟持續振興，讓英國從中抓住發展機遇。但目前看，短期之內，推動英國走出困境的動力遠遠小于其承受的壓力和挑戰。

實力不足，英國難圓“大國夢”

從卡梅倫提出的“全球競賽”到約翰遜的“全球英國”戰略，近年來，英國希望在全球舞臺上重新發揮大國引領作用的意圖越來越明顯。英國政府官網在2018年發布的版本中如此解釋“全球英國”戰略：“‘全球英國’戰略意味著對我們的外交關系進行再投資，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并在世界舞臺上展示英國的開放、外向和自信。”

然而，“全球英國”戰略卻顯現出越來越走樣的趨勢。2021年，約翰遜政府發布《安全、防務、發展與外交綜合審查》報告，其中不但再次強調“全球英國”戰略，還提到該戰略的背景發生了變化，如地緣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印太地區”對全球繁榮和安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國家之爭、民主與“威權”之爭、政治制度之爭等系統性競爭越來越激烈。報告中28次提及中國，將中國定義為“制度性競爭者”；特拉斯上臺后，更是直接將中國定義為“威脅”。

2022年9月，英國外交大臣克萊弗利對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進行了為期3天的訪問。克萊弗利在新加坡發表的講話中提及上述審查報告，并重申“印太地區”對于解決一系列全球性挑戰的重要性，包括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海上安全、國際秩序、地緣政治競爭等。他說，“我們正朝著成為印太地區最廣泛存在的歐洲伙伴邁進”。

不過，英國目前的經濟實力，難以支撐其實現外交大國夢。新冠疫情發生后，約翰遜政府將外交部門的財政撥款削減了5%，外交部門不得不緊巴巴地過日子。此外，約翰遜政府將承諾用于支持國際發展的資金由國民總收入（GNI）的0.7%降至0.5%；蘇納克政府也在2023年1月30日發布的2022-2023年國際發展戰略報告中提出，到2025年要將英國對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的援助從總預算的40%降至25%。

與“日不落帝國”時代相比，英國的軍事實力也早已大不如前。軍事歷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認為，由于財政削減，英國軍隊無法在全世界投射軍事和政治影響力。英國政府2021年為軍隊未來數年劃撥的240億英鎊尚不足以滿足需求。俄烏沖突爆發后，又將原本配給本國軍隊的武器用于支援烏克蘭，令英國軍隊士氣大傷。

據“今日俄羅斯”報道，21世紀初，英國約占國際軍火市場份額的7%；2022年，英國軍火份額已不足1%。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國防工業衰落，即便投入大量資金，也未必能解決英國軍隊的系統性問題，因此英國必將在軍事上嚴重依賴美國。俄羅斯外交學院教授弗拉基米爾·維諾庫羅夫認為，英國軍隊的狀態反映了整個國家的實力，“英國早已失去海上強國和超級大國的地位——這種地位是由自主外交政策和經濟軍事實力決定的”。

“脫歐”之后，英國從布魯塞爾倒向了華盛頓

縱觀其“脫歐”后在國際社會的所作所為，英國甚至連保持戰略自主性也無從談起。2019年，英國政府認定華為不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卻迫于美國壓力勒令英國運營商從國內5G網絡中拆除所有華為設備。2022年，英國同美國一起挖了盟友的“墻腳”，鼓動澳大利亞撕毀與法國簽署的常規潛艇訂單，并向澳大利亞提供核潛艇技術支持，實質上破壞了核不擴散條約的規定。蘇納克上臺不久又出驚人之語，稱“中英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中國對英國構成“挑戰”。

“21世紀，全球的增長引擎在東亞、在亞太。蘇納克說的那些話，反映出他只追求競選利益和政治正確，卻無視一種現實——英國需要借助中英關系來站穩亞太市場，需要借助亞太市場重振本國經濟，或者繼續保持英國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利益。”吳白乙指出，作為“市場至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發展跟全球發展息息相關。“全球英國”戰略從客觀上確實可以幫助英國重振大國地位，但是經歷近幾屆政府尤其是俄烏危機之后，英國又回到了傳統的“離岸平衡手”角色，跟著美國搞所謂“印太戰略”，給俄烏沖突火上澆油，其國際影響完全是破壞性而非建設性的。這固然是“英美特殊關系”等原因所致，但究其根本，還是英國政壇缺乏既定的、堅決的路線，以及其政治游戲規則造成的短視行為和戰略迷失。

“‘全球英國’戰略仍然處在摸索和混亂階段，特別是在涉及亞太、‘印太’和中國的問題上。”吳白乙說，“在實現‘全球英國’戰略目標的道路上，英國還要摔很多跟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