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的《白石老人自述》，作為記錄齊白石生平經歷的第一手資料，其權威性一直得到極大認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白石老人自述》對齊白石在這四年期間部分經歷的記載，與實際情況有較大出入。2010年，北京畫院將所藏齊白石手稿公開出版，其中恰好就包括了齊白石1919—1922年期間比較完整的日記手稿。作為逐日記錄生活點滴的私人筆記，齊白石日記手稿在可信度方面高于《自述》，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齊白石

1919——1922年是齊白石一生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時間節點。由于家鄉連年兵亂、土匪橫行，齊白石非常無奈地認識到“家鄉雖好，不是安居之所”。1919年陰歷三月初，他生平第三次來到北京，這次他是要“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鄉來住了”。

這四年間，齊白石的生活中發生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事件，對他后來的事業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娶了胡寶珠為副室，并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良遲；他結識了梅蘭芳、胡南湖等眾多京城文化名流與政界達人，并得到他們的熱情賞識與鼎力支持；他的畫作赴日本參加展覽大獲成功，由此聲譽日隆，“海國都知老畫家”。

一方面，短短四年里，齊白石竟然在北京搬了九次家，還有數次帶著行李輾轉求租而不得入住的尷尬經歷；而他在北京、湘潭茹家沖老家之間往返奔波，更是多達十三次。用“居無定所”“顛沛流離”來形容他這期間的生活狀態毫不為過。另一方面，他毅然踐行“衰年變法”并開始見到明顯成效，為后來一躍成為世界藝術巨匠奠定了堅實基礎。齊白石在這四年里的人生大事“密度”之大，超過他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時段。

由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的《白石老人自述》，作為記錄齊白石生平經歷的第一手資料，其權威性一直得到極大認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白石老人自述》對齊白石在這四年期間部分經歷的記載，與實際情況有較大出入。

《白石老人自述》目前有多個版本。其中，國內較早出版的是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10月版，名為《白石老人自傳》。在此之前，香港上海書局曾于1961年9月推出《齊白石詩文篆刻集》，其中載有《白石老人自述》一文。香港版雖然面世較早，但內容有大量刪節，人民美術出版社版基本上接近原文（略有刪節）。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此書，皆定名為《白石老人自述》，且均以1961年香港版為底本，除刪減部分外，所保留的內容與人民美術出版社版大體上沒有出入。近年，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以人民美術出版社版為底本，重新推出此書，且將后者所刪文字補全，并將書名定為《白石老人自述》，這是目前所見最為接近原稿的本子。

有關齊白石的傳記，目前出版的也有多種，相關研究文章則難以計數。這些傳記和研究文章在涉及齊白石身世、經歷的敘述上，大抵以人民美術出版社版《白石老人自傳》或各種版本的《白石老人自述》為主要依據（為行文便利，本文以下統一簡稱《自述》）。

2010年，北京畫院將所藏齊白石手稿公開出版，其中恰好就包括了齊白石1919—1922年期間比較完整的日記手稿。由于《自述》是從1933年開始斷斷續續進行口述、筆錄的，整個過程跨越十多年，許多內容甚至記錄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一方面，齊白石年事已高，記憶難免失真；另一方面，《自述》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公開出版而撰寫的，考慮到人情世故、社會變遷等諸多因素，口述時難免有所取舍，甚至“曲筆”。與之相比，作為逐日記錄生活點滴的私人筆記，齊白石日記手稿在可信度方面高于《自述》，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一、齊白石1919—1922年在京居所

《自述》對齊白石1919—1922年期間在北京多次遷居的情況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其中提到的大部分地址，齊白石確實住過，但也有個別實際上并沒有住過；至于齊白石入住這些地點的先后時間順序，則被徹底打亂了。

先將《自述》里的相關內容引述如下。由于《自述》是以齊白石向張次溪口述的形式進行的，文中偶爾會出現齊白石與張次溪對話的口吻，以及張次溪的按語。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歲。三月初，我第三次來到北京。……到了中秋節邊，春君來信說：她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將來京布置，囑我預備住宅。我托人在右安門內，陶然亭附近，龍泉寺隔壁，租到幾間房，搬了進去，這是我在北京正式租房的第一次。……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我五十八歲。春二月，我帶著三子良琨、長孫秉靈，來京就學。……到北京后，因龍泉寺僻處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門內石燈庵去住。我從法源寺搬到龍泉寺，又從龍泉寺搬到石燈庵，連搬三處，都是住的廟產，可謂與佛有緣了。戲題一詩：

法源寺徙龍泉寺，佛號鐘聲寄一龕。

誰識畫師成活佛，槐花風雨石燈庵。 

剛搬去不久，直皖戰事突起，北京城內，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帥府園六號租到幾間房子，邀我同去避難……我當時作了一首詩： 

石燈庵里膽惶惶，帥府園間竹葉香。

不有郭家同患難，亂離誰念寄萍堂。

戰事沒有幾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只因石燈庵的老和尚，養著許多雞犬，從早到晚，雞啼犬吠之聲，不絕于耳，我早想另遷他處。恰好寶珠托人找到了新址，戰事停止后，我們全家，就搬到象坊橋觀音寺內。不料觀音寺的佛事很忙，佛號鐘聲，晝夜不斷，比石燈庵更加嘈雜得多。住了不到一個月，又遷到西四牌樓迤南三道柵欄六號……記得你我相識，是我住在石燈庵的時候。（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隨先君同到石燈庵去的，時年十二歲。）

先看1919年的部分。經筆者考證，1919年秋，齊白石并未“托人在右安門內，陶然亭附近，龍泉寺隔壁，租到幾間房，搬了進去”。查對齊白石《己未日記》手稿，證實齊白石從1919年陰歷三月四日到京后，直到陰歷九月十三日起程返回湖南，其間一直住在法源寺，從未提及搬遷，也無租賃住房之事。關于這一年齊白石在京住所，《己未日記》有多處明確記載。

（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見楊潛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間居焉，當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據。

題公園圖記：……己未七月九日，白石老人居法源寺，時槐花正開。

（七月廿二日至閏七月初二期間記）……昔趙無悶嘗居京華，喜刻印。……己未七月十有七日，湘潭齊璜時寄萍法源寺。

關于齊白石在《己未日記》里記錄日期用的是陰歷還是陽歷，這里簡單補充幾句。齊白石在《己未日記》里多處記錄了他將現洋交與楊度（日記中多稱作“虎公”）存款生息的情況，每次交銀，楊度打收條（日記中稱“批折”），收條上注明日期。比如：

（七月）廿二日得家書，借山平安，甚喜。……是夜之虎公處，又交去現洋壹百元。伊批折云：八月十七收瀕生交來洋壹百元。

（閏七月）補前十七日，交洋一百元與虎公。伊批云：九月十一日收瀕生交來洋一百元。

八月初五……交虎（公）洋一百，批云：九（月）廿二收瀕生交來洋一百元。

查萬年歷，1919年陰歷七月廿二日正是陽歷8月17日，由此可知，齊白石在《己未日記》中記錄日期用的是陰歷，而楊度在存款收條上使用的是陽歷。后兩則記錄中，陰歷閏七月十七日應是陽歷9月10日，陰歷八月初五應是陽歷9月28日，齊白石所記均小有出入，應該是筆誤所致。本文所敘及日期，如非特別說明，均為陰歷。

由前述引文可知，截至1919年陰歷七月十七日，齊白石一直住在法源寺，這是毫無疑問的。那么，七月十七日之后，齊白石有沒有可能另外租房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齊白石對于搬家之事非常在意，查閱他的《庚申日記并雜作》可以發現，甚至連暫時住一兩天的地方，他都不厭其煩地予以記錄，而《己未日記》中卻完全沒有七月十七日之后租房的任何記錄。

其次，齊白石對于銀錢往來一向都非常在意，在日記和各種雜記中記載十分詳細。《己未日記》中除上述法源寺佃房費用外，尚有大量關于銀錢往來的記錄，有的僅涉及兩塊銀圓，也記錄無遺，但卻沒有一條涉及“龍泉寺租房”費用支出的。

如果真有“托人在右安門內，陶然亭附近，龍泉寺隔壁，租到幾間房”之事，因其必然涉及銀錢，齊白石不可能不在日記中記下此事。

更為重要的是，自八月中旬起，齊白石就在籌劃回湘潭的事，而直到齊白石離京返湘的九月十三日當日，齊白石到了火車站以后，胡寶珠才由胡南湖送到齊白石身邊（后文將要述及），與其一起乘火車去湖南老家。那么，在離京之前的這段時間，獨居，且素來非常節儉的齊白石有什么必要另租新居呢？

筆者根據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日記手稿，整理出齊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情況如下：

                                        齊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

由此可知，齊白石1920年先后住了五個地方，其中涉及廟產的只有一處，即當年七月初九日遷入的順治門內象坊橋觀音寺。可見，《自述》在1920年條目下所寫的由龍泉寺遷石燈庵之事，并不存在。龍泉寺從來就沒住過，入住石燈庵不是在1920年，而是在1921年陰歷十月廿七日以后。不是從石燈庵搬到觀音寺，而是從觀音寺搬到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柵欄，再搬到石燈庵。在觀音寺住的時間不是“不到一個月”，而是有一年零三個多月。住到觀音寺這個新址，也不是胡寶珠托人找的，因為此時胡寶珠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湖南湘潭（后文將要述及）。

《自述》在1920年條目下寫道:“到北京后，因龍泉寺僻處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門內石燈庵去住。”給人一種印象：齊白石1920年再次來京后，所謂“龍泉寺的住房”仍保留著，只是因為“僻處城南，交通很不方便”才搬遷的。實際上，齊白石1920年年初來京時根本沒有地方可住，他當時下了火車就隨身帶著行李，輾轉求租住處，連續奔波八九天都沒有一個安穩落腳的地方，簡直是其苦萬狀，在日記中都有詳細記載：

（二月）廿二辰刻到京。至法源寺無房可居，即移南湖春雪樓，亦無處置榻兩宿。再遷米市胡同四十四號門牌。余先不知此處屬公事所，即將遷出。

廿三日，之法源寺相調房間未得。

廿四日，偕馬吉皆去象坊橋觀音寺佃房間，未妥。午后將行李暫移米市胡同。

廿五日，會朋友及問佃房間事及兒輩入學堂事。

……

三月初一日，余遷于前青廠順德館夾道二號郭五爺家居焉。此處余可過暑月，初來似清靜。熙寶臣欲聘余往，郭五代為暫謝，約以少遲可矣。

如果齊白石此前租過所謂“龍泉寺的住房”，且此時仍可居住，那么齊白石大可以從容不迫地搬遷，而不至于這般狼狽。

《自述》在1920年條目下提到齊白石寫的與石燈庵有關的兩首詩，實際上都不是寫于這一年，而是寫于1922年閏五月廿七日。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齊白石寫道：

又得石燈庵題壁詩二首：

心出家時癡且頑，燕脂鋪地作蒲團。

即空即色終身誤，一笑天花著阿難。

法源寺徙龍泉寺，佛號鐘聲寄一龕。

誰識畫師成活佛，槐花風雨石燈庵。

值得注意的是，齊白石在這里寫到“法源寺徙龍泉寺”，實際上他并沒有在龍泉寺住過，前文已述。這里的“龍泉寺”應是“觀音寺”之誤。

齊白石在法源寺之后住過的第二個廟宇是觀音寺，而不是所謂龍泉寺，不僅有他關于遷居的日記為證，還有他的詩作為證，這首詩作于1920年陰歷八月十六日：

答心佛先生贈葡萄干（二首之二）

木偶泥人學老翁，法源寺里感君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聽觀音寺里鐘。

至于齊白石在《自述》1920年條目下提到的另一首涉及石燈庵的詩—“石燈庵里膽惶惶，帥府園間竹葉香。不有郭家同患難，亂離誰念寄萍堂。”—將石燈庵與帥府園并提，給人一種暗示：他去帥府園避難之前確實是住石燈庵的。實際上，此詩最早記錄在齊白石1920年陰歷六月十八日的日記中（確實是在避難帥府園期間），但原文與石燈庵沒有任何關系：

十八日，題畫竹

紫荊山下竹米熟，（己未余避兵，嘗食竹米飯。其米堅固，炊成飯，必須細嚼。）帥府園間竹葉香。（庚申，余父子祖孫三人避兵友人郭憨廣家，帥府園為外人保衛界也）。我感此君同患難，亂離誰念寄萍堂。

不難看出，《自述》中1920年條目下的“石燈庵里膽惶惶”一詩，是從日記里的“紫荊山下竹米熟”一詩移花接木而來的。目前，各種齊白石傳記、研究文章多以《自述》為依據，甚或運用文學化的筆法，對相關當事人進行繪聲繪色的描述，客觀上對人們正確認識這段史實造成誤導，亟待加以糾正。這里舉一篇出自學術刊物，相對而言還算比較嚴謹的文章為例： 

民國八年（1919），齊白石第三次進京……再次寄居法源寺后不久，齊白石在北京有了一個新的家庭。為了安頓這個新家，首先是要覓得一所與副室胡寶珠舉辦婚事的新房。……但沒想到胡寶珠在城南找到的新住處位于龍泉寺附近，仍沒能離開寺院。九月，新婚夫婦還鄉。翌年春回北京時，這個新組建的家庭增加了三子良琨和長孫秉靈（移孫）……為此，齊白石將家搬到了宣武門內的石燈庵。

這里提到了齊白石于1919年在北京與胡寶珠“舉辦婚事”，在龍泉寺租房居住，以及于次年即1920年年初搬到石燈庵居住。這些敘述都是以《自述》為依據，而實際上這三件事均不符合史實。

后世研究者以《自述》為依據撰文，被誤導而致失實，尚可理解。最令人不解的是，張次溪與齊白石有過長達數十年的密切交往，在他的回憶文章中竟然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比如他在《回憶白石老人》一文的開篇寫道：

我認識白石老人，是在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庚申）的四月，那時我才十二歲，老人已是五十八歲了。我是隨同先父篁溪公到宣武門內石燈庵去拜訪他的。老人剛從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從城南龍泉寺搬到城內。……他摸了摸我的頭頂，對先父說：“世兄相貌很聰明，念書一定是很不錯的。”他還從柜里取出幾樣點心給我吃……

張次溪說他于1920年陰歷四月“到宣武門內石燈庵”去拜訪齊白石，并強調說“老人剛從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從城南龍泉寺搬到城內”，這是與史實不符的。據表1“齊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可知，齊白石1920年陰歷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廿八日期間住在“前青廠順德館夾道二號郭葆蓀家”。前文已經說過，齊白石1919年秋根本沒有在龍泉寺租過房，所以當然也就不存在1920年四月“從城南龍泉寺搬到城內”這回事了。

張次溪作為當事人，為什么也會在回憶中出現如此錯誤？筆者認為，張次溪第一次與齊白石見面時年僅十二歲，尚處于少年懵懂年紀，他對于齊白石“摸了摸我的頭頂”“從柜里取出幾樣點心給我吃”這類比較感性的事，記憶相對比較深刻，而對于齊白石的住址與過往經歷，則難以有清晰認知。他在回憶文章里所寫的這方面情況，更多是依據后來的了解而補錄的。齊白石向他口述這段時間的經歷時說了這樣一句話：“記得你我相識，是我住在石燈庵的時候。”隨后張次溪還加了一句按語：“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隨先君同到石燈庵去的，時年十二歲。”張次溪對于齊白石住址的“回憶”，完全是以齊白石自己的口述為依據，這是非常明顯的。 

二、齊白石及親人1919——1922年往返京湘行程

《自述》多次提到陳春君1919—1922年期間往返京湘的行程，可惜均不屬實。先將《自述》涉及這部分的文字摘錄如下：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歲。三月初，我第三次來到北京。……到了中秋節邊，春君來信說……不久，春君來京……冬間，聽說湖南又有戰事，春君掛念家園，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我五十九歲。……九月二十五日得良琨從北京發來電報，說秉靈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動身北行。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我六十歲。……師曾行后，我送春君回到家鄉，住了幾天，我到長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時了。

由于《自述》關于齊白石1919—1922年間相關經歷的失實表述，多年來出版的各種齊白石傳記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影響，從而對廣大讀者不斷強化誤導。比如有一本齊白石傳記中這樣寫道：

1919年春天，57歲的齊白石孤身一人來到北京……轉眼快到中秋節了，妻子春君來到北京，她帶來一個人，這個人是誰呢？這個人就是給齊白石聘的副室胡寶珠。……齊白石特意在陶然亭附近龍泉寺租了幾間房，迎接新人的到來。……1919年冬天，齊白石陪妻子陳春君回了湖南老家。

這里涉及1919年秋天的四件事：陳春君從湖南來到北京，她帶來了胡寶珠，齊白石特意在龍泉寺附近租房，齊白石陪陳春君回湖南，都不符合史實。其中三件事是以《自述》為依據，而“陳春君把胡寶珠帶到北京”則屬作者臆造。

關于齊白石住處問題，已見前述。這里主要討論齊白石及親人1919—1922年間往返京湘行程問題，以論證齊白石妻子陳春君1919年秋天并沒有到過北京、1921年陰歷九月也并沒有同齊白石一起赴京這兩件史實。隨之，《自述》所寫的陳春君1919年冬間、1922年春末返回湖南之事，自然也就并不存在了。

筆者根據齊白石日記手稿，整理出齊白石及親人1919—1922年間往返北京與湖南湘潭茹家沖老家之間的行程情況。

                                     齊白石及親人1919—1922年往返京湘情況

由此可見，齊白石大部分時候是獨自旅行的。這與他在《自述》里的“我是出門慣的，向來不覺旅行之苦，此次帶了兒孫，不免有些累贅了”的表述倒也十分吻合。

齊白石在日記中除了詳細記錄他自己的行程，對于家人往返京湘的行程也無一遺漏。比如其長子子貞于1921年陰歷二月廿七日獨自由北京返回湖南，齊白石甚至在日記中用大段篇幅記錄了他和子如、移孫去車站為子貞送行時，“車行，吾淚潸潸，貞兒淚亦如雨。余望車不見方歸”等情形。

首先，1919年陰歷九月十三日齊白石自京返湘，同行的不是陳春君，而是胡寶珠，有齊白石當天的日記為證（后文將述及）。如果陳春君確實于1919年秋到過北京，則齊白石是不可能將她獨自留下的。既然齊白石已于1919年陰歷九月由北京返回湖南（次年二月才再赴京），則所謂“（1919年）冬間，聽說湖南又有戰事，春君掛念家園，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之事，也就隨之消解了。

其次，1921年陰歷九月接到良琨電報后，齊白石是獨自上路趕赴北京，而不是與春君同行。這次行程十分驚險，《白石雜作（辛酉并壬戌）》中有十分詳細的記錄：

（九月）廿六，天未明，強食飯少許，起程。至長林鋪遇兵，再前四里，祝家亭子遇一暴兵，擄去轎夫一人。余吞聲草莽之中約半日。此半日肝腸欲斷，時臥地上，時起坐松柴中……至日夕，始另得一人。轎到茶園鋪客棧，又大兵至。余又竊竄出街，繞道宿于皋山……

廿七日，天未明，繞道由包爺殿經過至易俗河。獨小火輪今日二次，來得甚遲，為兵過湘潭大碼頭攔截河路故也。立候數時之久，……不得已又宿于湘潭……

廿八日，雞二唱即出邑城。上早班小火輪到長沙……

廿九日，天未明，昌和船開行……

卅日，平明到漢口。……是日十一點鐘，上京漢火車。

十月初二日辰刻到京，呼如兒開門。移孫見祖父至，忙起坐床上……

首先，這段文字詳細記錄了旅途六天的經歷，卻從頭至尾沒有提到陳春君。前文已說過，齊白石對于家人出行（不管是否與他同行）必有詳細記錄，如果陳春君此次確實同行，齊白石不可能在日記中對她只字不提。其次，對于當時湘潭一帶亂兵橫行、治安極差的情形，齊白石不可能毫無耳聞。齊白石自己是慣于旅行的，獨自一人更有利于應對不測。如果他帶上陳春君一起出行，兩個六旬老人在路上的風險顯然要遠遠大于一個人。再者，十月初二日到京后，只言“移孫見祖父至”，而不說“移孫見祖父母至”，亦可見陳春君并未同行。既然陳春君1921年陰歷九月并未赴京，則她不可能于1922年春末隨齊白石一起回湖南。

實際上，陳春君在這四年期間的唯一一次北京之行是在1922年陰歷六月，隨同齊白石，同行的還有胡寶珠和她那剛剛半歲的第一個孩子良遲。為了把“眷屬”接來北京居住，齊白石于當年六月初二日特意租下了“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柵欄十號程姓房屋”。陳春君這次來京就是住在這里。她在京只待了兩個月。當年八月，因為掛念長孫秉靈的病情，齊白石帶著她一起回了湘潭，八月廿二日啟程，廿六日到達。這次，胡寶珠和良遲沒有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

三、胡寶珠由“婢”成為“姬”

目前市面上有些齊白石傳記有關胡寶珠的部分表述嚴重失實，但是與《自述》無關，這是特別需要注意的問題。比如林浩基在《彩色的生命?藝術大師齊白石傳》中寫道：“一天下午，陳春君帶著一位年輕女子趕到北京了。女子叫胡寶珠……”又如周迅在《齊白石全傳》中寫道：“不久，陳春君專程來到北京……經過反復挑選，陳春君給齊白石聘到側室胡寶珠。”

其實，《自述》里的原話是：“不久，春君來京，給我聘到副室胡寶珠。”《自述》說陳春君1919年去北京，固然失實，但是《自述》從來沒有說過胡寶珠是由陳春君“反復挑選”出來的，更沒有說過“陳春君把胡寶珠帶到北京”這類話。這些“傳記”脫離《自述》的敘事框架而憑空臆造，其責任與《自述》無關。

已有研究者考證發現，胡寶珠其實就是胡南湖贈給齊白石的“婢”。關于齊白石與胡南湖的相識，以及胡南湖“贈婢”之舉，齊白石在日記中都有詳細記載：

（1919年七月）初七日：胡南湖，最慕余，一見如故，請余游城南游藝園……

（七月）廿二日：廬江呂大贈余高麗陳年紙，裁下破爛六小條，燈下一揮成六屏。令廠肆清秘閣主人代為裱褙，裱成為南湖見之，喜。清秘主人不問余，代余售之。余以為不值一錢，南湖以為一幅百金，時流何人能畫。余感南湖知畫，補記之。

（閏七月）十八：胡南湖見余畫籬豆一幅，喜極，正色曰：“君能贈我，當報公以婢。”余即贈之，并作詩以紀其事，詩云：菟絲情短此情長，萬事何如為口忙。采擷不思紅豆子，加餐嘗坐紫丁香（原注：南湖有紫丁香館）。良朋如此皆為累，愛我雖衰未減狂。蟋蟀聲中歸萬里（原注：一作十月家山滿籬架），老饞親口教廚娘。

為什么胡南湖要主動跟齊白石提出“贈婢”話題？筆者認為，這是因為齊白石對于父母年邁、照顧乏人之事一直縈懷，而且很可能向剛結識不久的胡南湖主動提到過。《己未日記》中有這樣一則記錄，可以作為證據：

（閏七月）十六日，夜作第十一號家書，明日即發。言請人侍奉父母及子如叔侄明年來京讀書，今冬延師事。

這條記錄寫在閏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提出“報公以婢”之前，據此可得出以下結論：正是在齊白石想要找個婢女在湘潭老家侍奉年邁父母的關口，胡南湖得知此事，遂提出將一個婢女送到齊家，以滿足齊白石照料父母之心愿。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在閏七月十八日胡南湖已明確提出“贈婢”之后，過了將近兩個月，直到九月十三日，在齊白石即將乘火車返回湖南老家時，胡南湖才將胡寶珠送到齊白石身邊，而且是直接送到火車站：

（九月）十三日：八鐘買車南返。至車站，胡南湖送寶珠來，姚石青、馬吉皆亦來為別。

值得注意的是，在《己未日記》手稿本頁本條上方的天頭位置，齊白石用濃墨豎寫了一行字：“寶珠來時。”此四字不僅墨色與正文有異，且字體也很不一樣，明顯是后來補筆。齊白石有在日記頁的天頭位置寫提示性摘要、做標注的習慣。本頁天頭，除“寶珠來時”四字外，從右往左，還有“書”“確己未年”“藥”“詩”等文字、符號。“寶珠來時”四字豎著擠在“藥”與“詩”兩字之間的狹小空隙里，“來時”二字甚至寫到了下面正文的行間，充分證明這四個字是后來補寫的。

齊白石 己未日記 1919年 北京畫院藏

合理推測，這四個字應該是在胡寶珠的身份發生變化（由“婢”而變為“副室”）之后，齊白石憶及胡寶珠最初進入齊家的情形，特意加以標注的。這個標注反過來也說明，1919年陰歷九月十三日之前，齊白石并沒有與胡寶珠在北京同居，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謂為成家而特地租房之事。

從閏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明確提出“贈婢”，到九月十三日胡南湖將胡寶珠送到火車站交給齊白石，中間有近兩個月時間。其間有四則日記值得注意：

（八月）十五日去天津，宿李直繩家。

十六日還京，聞湖南南北又戰于朱（株）州（洲）。湖南再戰，民何以堪？

十八日，與楚俊生郵片書，問湖南此時可歸否。

廿三日，朱悟園（名羲胄）來，贈送《齊白石山人南歸序》：“……白石行且舍我南歸……”

很明顯，齊白石自八月十八日起就開始籌劃回湘潭之行，至八月廿三日，行程已大致確定下來，故而才有朱悟園贈送《齊白石山人南歸序》，為齊白石餞行之事。由此也可以推定：齊白石此次“南歸”的主要目的就是將胡寶珠送回湘潭以照料父母，而不是省親（省親只是順帶）——理由很明白，如果僅僅是齊白石本人要回鄉省親，那么他完全可以從容等待時局更為平靜之后再動身，而不必在“湖南再戰”的節骨眼兒上冒著風險急急忙忙趕回。

從閏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明確提出“贈婢”，到齊白石八月十八日左右開始籌劃回湘潭，正好有一個月時間。在胡南湖已經答應“贈婢”之后，齊白石為什么沒有立即將胡寶珠送到湖南，而是有這一個月耽擱呢？合理推測，一方面，胡南湖需要確定“婢”的人選，并做好相關安排；另一方面，齊白石也要將此事與湖南湘潭家里進行溝通，當時只能通過書信往來。這都需要時間，尤其在當時“湖南南北又戰于株洲”的戰亂背景下，郵路難保通暢。這樣大致到八月中旬，相關事項均安排妥當，齊白石便開始落實既定計劃—將“婢”送回湘潭。

前文通過對齊白石1919—1922年期間在京居所以及往返京湘行程的考證，已經證明，所謂“1919年秋，齊白石與胡寶珠在北京成家”并不屬實。事實上，齊白石不但沒有在北京與胡寶珠“成家”，而且在齊白石將胡寶珠帶回湖南老家后較長一段時間內，胡寶珠的身份仍然是“婢”，即女傭。

齊白石有一通1930年致姚石倩的書信，證明胡寶珠到齊家以后，先是為“婢”，后才成為“姬”（即側室、姨太太）：

友人贈來之婢，今已為姬，生有男女五人矣。贈婢之友人不通音問，未知平安否？殊念念。

“贈來之婢，今已為姬”這句話的意思十分明確：胡寶珠到齊家時，并不是以“姬”的身份“嫁”進齊家，而是到齊家來作“婢”即女傭的。

齊白石致姚石倩書信 1930年 北京畫院藏

胡寶珠由“婢”而“姬”，有一個身份轉換的過程，筆者考證發現，這個身份轉換的完成時間大致在1920年陰歷九月到1921年正月之間。齊白石手稿《庚申日記并雜作》里有大量線索可以佐證這一點。

（1920年）三月初四日，發家書第二號。（與內人及子貞及寶珠……）

（四月）十三日，得子貞書……復子一函（四號），并寶珠一箋。

齊白石于庚申年（1920）的二月廿二日到京，十一天后，第二次寫家書，就有專門寫給胡寶珠的話，后來更是單紙另寫。這可以說明兩點：其一，胡寶珠毫無疑問是在湘潭齊白石老家，而不是在北京；其二，胡寶珠在齊白石心目中的角色已發生微妙變化。因為如果僅僅是交代胡寶珠如何侍奉好年邁的齊白石父母，完全可以由陳春君或者長子子貞代勞，沒有單獨給胡寶珠寫信的必要。

齊白石剛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給家里的婢女接連寫信，已屬不同尋常。《庚申日記并雜作》中還有一些涉及胡南湖的記錄，值得引起格外關注：

（1920年九月）初九日……又與胡南湖書，寄上海山海關路森益里。晚間又與郵片。十七日……夜深有打門者，南湖快信到。

十九（日），答南湖書，并寄畫大小四幀。

齊白石 庚申日記并雜作 1920年 北京畫院藏

胡南湖非常喜歡齊白石的畫，前文所引《己未日記》相關記載已經證實。為了齊白石的一幅藤豆畫，胡南湖可以“報之以婢”，那么齊白石“寄畫大小四幀”，胡南湖又將何以為報呢？或者說，齊白石這是為了感謝胡南湖為自己做的什么呢？也許緊接著的另外兩則日記可以提供一些思路。

（1920年九月）廿日，得子貞家書，言寶珠事。

廿一日，發家書，言寶珠事。

接連兩封來信、去函，不說別事，專門“言寶珠事”，可見此事非同小可。言寶珠何事？從后來的結果來看，大概率是與胡寶珠身份轉換有關。將其跟此前齊白石與胡南湖之間的“快信”聯系，以及“寄畫大小四幀”的不尋常舉動聯系起來看，大體可以做如下合理推測：經過1920年以來齊白石與胡寶珠之間多次通信聯系之后，到這年九月，胡寶珠由“婢”而“姬”的身份轉換之事正式提上日程，齊白石一方面向胡寶珠的舊主人胡南湖征求意見（從通信地址來看，胡南湖此時已離開北京，人在上海），另一方面，湘潭老家這邊的意見也需要統一。顯然，對胡南湖來說，婢已歸人，人家要怎么改變其身份，他并沒有阻攔的權利，于是順水推舟；而湘潭這邊，陳春君等人也最終做出了妥協讓步。

有鑒于此，齊白石不由得心情大好。正巧好友夏午詒派人接他去保定游玩，齊白石遂欣然上路，并直接由保定回湘潭。

十月初一日，夏君使人來接余去保定游玩。

廿五，午刻由保定搭京漢車。

（十一月）……初五日到家。

正是在這次齊白石回鄉省親期間，胡寶珠懷上了齊白石的孩子，這就是后來生下來的齊良遲，齊白石第四個兒子。齊白石在日記手稿中留下了相關信息。

（1921年五月）廿六日……得家書，知父母平安。寶珠將欲真累我耶，憑春姊所報，可喜可愁。

齊白石 白石雜作 1921年 北京畫院藏

“寶珠將欲真累我耶”，即胡寶珠已有身孕的消息。齊白石關于“兒孫之累”有多處敘及。比如《自述》里提道：“我是出門慣的，向來不覺旅行之苦，此次帶了兒孫，不免有些累贅了”，又如《白石雜作（辛酉并壬戌）》所記：“（1921年）六月初一日，由宣武門郵務局寄銀一十五元與梅兒……老翁往返覺難，兒女之累人，翁將逝不可已也”，都是一樣的意思。

由于有了寶珠這個副室在家鄉，1921年齊白石往返京湘的頻率大為增加。他于這年正月廿一日離鄉赴京后，又于當年九月初九日再次返湘；僅住了十幾天，九月廿五日得良琨電報，長孫秉靈病重，他即于次日啟程返京，路上遭遇亂兵，十分驚險。十月初二日到京。這次在北京待了僅一個多月，齊白石又回了一趟湘潭，原因是胡寶珠產子，且產后身體狀況欠佳。

（1921年）十一月初一日得貞兒書……寶珠得子，老年人有孫長過于我又生雛兒，將來累及貞、如二兒也，可喜可慮。即名曰良遲，字曰翁子，號曰子長。

十七日……又得家書，寶珠之病危急。余且愁且收拾行篋。

這里記錄的良遲出生時間是在“十一月初一日”之前，而《自述》則說“臘月二十日，寶珠生了個男孩”。良遲的出生時間應以齊白石日記中所記為準。因胡寶珠只能是在齊白石正月廿一日（陽歷1921年2月28日）離家之前有孕，如果“臘月二十日（陽歷1922年1月17日）”才生子，則孕期達320天以上，顯然違背常識。齊白石后來與胡寶珠育有五名子女。以齊白石旺盛的生命力來說，如果胡寶珠1919年秋天就已“嫁入齊家”，她不會遲至1921年年初才懷上孩子。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胡寶珠進入齊家之后，一開始只是“婢”，一年后才成為“姬”。

1921年陰歷十一月這一次返鄉，齊白石一直住到了1922年陰歷五月十三日才又回到北京的住處，而且仍然是獨自旅行。胡寶珠自從1919年陰歷九月由齊白石帶到湖南湘潭老家后，截至1922年陰歷五月也沒有離開過。

（文章選自《齊白石研究（第十輯）》，轉刊自北京畫院公眾號，原文有注釋，此處并未予以收錄。 作者系新華社《中國證券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