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學苑出版社推出了由戴逸、張岱年、季羨林、鐘敬文、侯仁之、顧誠、丁守和等20余位學界前輩組成學術委員會，180余位歷史學以及考古學、哲學、民俗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骨干學者參與撰寫的《中國大通史》。

《中國大通史》是一套詳細、系統地反映史學界改革開放40年來研究成果的中國通史著作。全書以中國歷史時序排列，分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華民國共 15 卷（25 冊），1700 萬字。全書各卷均以綜述與治亂興衰、經濟、國家控制、社會結構、精神文化、社會生活等六編構成，以專題形式敘史，后附主要參考史料、歷史紀元表。

6月2日，由學苑出版社主辦的“中國通史編纂理論學術探討暨《中國大通史》出版座談會”在北京召開。與會專家學者結合這部書的編撰體例、結構、內容，就中國通史編纂理論進行了熱烈討論。清華大學仲偉民教授評價該書的出版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是唯一一部徹底改變以往編寫模式的大的通史，這是對以往通史傳統框架的全面革新與革命”。

撰寫中國通史始終是中國史學家追求的目標。1901年梁啟超發表的《中國史敘論》，提出重新編寫中國歷史的必要性，其后產生了如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錢穆《國史大綱》、呂思勉《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等重要學術著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一批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通史著作面世，如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中國史綱》、郭沫若《中國史稿》等，20世紀末出版的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則是這種通史撰述的繼續和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社會進入了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大通史》孕育于這一時期，亦是這一時期學術環境日益寬松形勢下的最新成果。

據介紹，《中國大通史》以嶄新的理念、新穎的編纂方式、更加豐富的內容，注重中國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認識到因地理生態環境和社會人文背景差異而導致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民族，在經濟文化類型方面的差異與距離，承認這種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間上的犬牙交錯和在時間上的長期共存，真實反映中國歷史融合統一的發展總趨勢。《遼》《西夏》《金》單獨成卷，強調其獨立性，摒棄了以往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做法，將少數民族政權放在與漢人地方政權同樣的地位上，對中央王朝與各民族之間的碰撞、融合，用全新的視角進行闡述，有利于讀者把握中華民族建立的國家幾千年綿延不絕的特點。這是以前的通史沒有的。

此外，近些年我國考古新發現層出不窮，考古研究的發展推動著歷史研究不斷發展，許多舊有的數據和觀點屢被打破，同時史學研究亦和其他學科相互結合，在本書中有大量體現。尤其史前卷立身前沿，努力展示了史學發展的現狀，并借鑒文化學和人類學的方法，視野更開闊、更客觀，使敘史更具科學性。另外，敦煌因其豐富的文化早已名揚于世，但以往通史對其歷史總是語焉不詳。為此，本書特設了敦煌歷史專題，以數十萬字的講述，使敦煌以更為豐富的形象浮出水面。

《中國大通史》更多地關注中國社會長期性、連續性、漸進性的發展變化過程，避免僅僅使用某個具體的重大政治、經濟事件作為變化的標志。比如，在歷史分期問題上避免以具體事件為標志截然斷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別強調周秦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以及 20 世紀上半葉這樣幾個重大的變化時期，以社會經濟結構的整體變化為標準來判斷不同階段的社會性質。例如，清代上、下兩卷，不再刻意強調 1840 年鴉片戰爭這一界標作為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分界的超乎尋常的重要性。

《中國大通史》擺脫以單一模式描述歷史發展的窠臼，正視歷史多重合力的作用；承認偶然因素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書中對諸如自然災害、科學的發展、民族信仰、生活方式、精神文化、重要人物的個人意志等諸事項都以超出以往通史著作大幅度筆墨的力度加以闡述和分析；在肯定經濟基礎是決定歷史發展終極原因的前提下，對其他因素亦予以關注；不單在長時段，即使在小時段也要尋出其歷史發展的多重動因，求得對歷史階段性規律的認知。

為了體現新時期通史的新理念，《中國大通史》的內容展示了全面性和廣泛性，大通史的“大”不單是指規模大、字數多，而是指視野廣、述點多。綜述對各卷所屬的歷史時段進行統攬歸納，對此時段的歷史特點、重要事項、發展規律進行梳理。六大類編專題兼顧時序先后，意在形成一些交叉點，將歷史縱向流變與橫向關系進行互動性闡述，從而更有利于透視歷史的發展規律。這種按類設項、互為關照、又有對比性的敘史方法，也更有利于達到編者“通達”敘史的目的。

治亂興衰編中，除講中央政權的更迭外，還將中國與周邊關系、改革、農民起義歸入編內，互為聯系，以更為綜合的視野來揭示社會變革的動因。史料頗顯豐富，僅大小戰爭、事例就達千余例。

經濟編中，除鋪陳了大量有關資源、政策體制管理等內容外，還專辟了區域經濟和部門經濟類，以豐富的史料和講評為當今的經濟建設提供參考。

社會結構編中，探討了一向被忽略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分層、社會群體、重要的社會組織、婚姻、家庭、宗族等社會慣制。另外，舉凡在歷史上較為活躍的民族和需要記錄的民族，都對其經濟狀況、社會結構、政權結構、官制、兵制、文化、民族心態有所涉及，彌補了以往通史對少數民族自身的歷史文化介紹不多的缺憾。

國家控制編中，行政管理方面除闡述中央機構的設置、管理外，為了更深入解剖全社會管理體系和利弊，本書層層解剖，直至鄉里，使讀者從這張行政管理的大網中窺視秋毫、洞悉利弊。

精神文化編中，在論述精英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時，特別注意民間文化和社會思潮。文化不再只被看作是歷史發展的“果”，而將其與當時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變動相互關照、聯接。不單設有學術思想、流派、文學藝術、音樂、舞蹈等內容，還對民間文化、民間工藝美術、文化的傳播與碰撞等方面進行介紹和評述。各卷分別就本歷史時段人們的追求、心態、社會風尚進行揭示，從精神風貌上反映一個時代的特征。

社會生活編中，突破了以往通史只強調政治、經濟對歷史發展作用的視角，重視關照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活風尚、閑暇娛樂等在內的社會生活，并將其作為中國歷史發展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衣食住行其實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燃料”，歷史動力中絕對少不了“燃料”，正是百姓的這些生活瑣事或促成了社會的安定，或促成了變亂。

學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孟白指出：“近20年來，一直沒有系統、全面、實事求是講述中國歷史獨特進程的通史著作，《中國大通史》的出版，當可起到拾遺補闕之作用。這套書適合大、中、小型圖書館收藏借閱，也適合造詣較高的非史學專業研究者、愛好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