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陽市雙擁路“邵陽市老年病醫院”大樓前立著一塊石臺，上面刻著：邵陽市老年病醫院、寶慶精神病醫院。這個城市的出租車司機少有人知道“邵陽市老年病醫院在哪”，他們都管那叫“寶慶精神病院”。

從大門進去，一條四五米間寬的水泥路通向院內，六層的精神科住院樓立在路旁。住院樓東面是“養護樓”。兩幢樓之間隔著一條間距不足十米的馬路。

2010年，隸屬于邵陽市民政局的寶慶精神病院，加掛邵陽市老年病醫院牌子，2016年，養護樓建成，健康寄養科（下稱“寄養科”）就設置在這幢樓內，與普通老年科接收失能老人不同，寄養科只接收尚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

寶慶精神病院寄養科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不到半年，住進寄養科的老人從48人增至現在的75人，年紀小的70歲左右，最大的98歲。主要是城鎮企事業單位退休職工，多數有三個子女，最多的有六個孩子，其中女性約占三分之二，并且喪偶老人居多。

對于一個以工業見長的城市，居家養老的傳統觀念長期主導著這里，到養老院生活也只是近些年才流行起來的事情。上述工作人員說，來寄養科養老的需求還在增長。

在寄養科生活

張桂芳和鄧玉華住在養護樓一樓的“寄養科”。

“你打的什么？”張桂芳一頭銀發盤在腦后，圓臉龐上眼睛瞇成了一條縫，瞅著桌上一摞牌問坐在對面的鄧玉華。

鄧玉華歪著腦袋，緊皺眉頭思考了三分鐘才從手里緩慢地抽出一張牌，“小三，這張沒得一樣的”。

“不要說出來，插插看也能生胡子。”張桂芳看看自己的牌，嘀咕道。

5月13日是母親節。這天上午，張桂芳和鄧玉華靠在窗旁打字牌。她倆年紀相仿，今年都八十歲。五十年前，她們是邵陽市制藥廠的同事。

張桂芳和鄧玉華時常這樣坐在窗口打牌，有時玩上一下午，有時能玩一整天。“我們不打錢的。沒事干，就玩這個。”張桂芳話音未落，鄧玉華接過話去，說道：“自從來寄養科，跟著張桂芳學會了打牌，這一天過得飛快。”

據邵陽市政府統計，截至2017年年末，邵陽市65歲以上老年人口是79.66萬人，占總人口10.8%。目前，邵陽市已經擁有近三萬張養老床位，但硬件和服務質量參差不齊，仍未能滿足當地的養老需求。

寄養科老人一天的生活從做回春保健操開始。

早上六點左右，音樂一響，老人們陸陸續續從房間里走出來，稀稀拉拉呈散落狀地站在大廳里。有的人圍坐在茶幾邊的沙發上，有的人坐在自己代步的輪椅里。由于身體疾病的原因，他們當中一些人沒法站立著完成這套耗時近一小時的早操。

張桂芳做完前半套動作便回房了。洗完澡，她從柜子里取出兩只保鮮盒，里面裝著前一天早上領來的饅頭和剩菜，拿去餐廳的微波爐加熱后，端回房間吃。“我每天七點一定要吃早飯。”每天的一日三餐，護工都會準點送到房門口。張桂芳大口啃著饅頭，為了不打破自己多年的習慣，她想到了這個辦法。

鄧玉華說：“房間的衛生都是張桂芳承包的”。他們所在的樓層只配了兩名護工，除了負責送三餐和開水來房門前，平時還幫老人做衛生、洗衣服。張桂芳想著身子還能動，房間也不大，便總是自己動手清理房間、手洗衣服。她說：“這現在是家嘛，得干干凈凈的。”

“養護樓”的第九層開設了閱覽室、健身房和書畫室。閱覽室里除了最新的報紙，還有一些老年人愛看的養生書籍，健身房里擺著一張乒乓球臺和幾臺跑步機，只是好像少有人光顧。

聚在一起，聊一些陳舊的“八卦”成了為老人們生活的日常。

“當時主任安排親戚來廠里工作，就掛了名領工資，根本沒見過人。”曾愛蓮說話時，總愛瞇著眼笑。“不只是她，還有之前那個老師”，鄧玉華接過話說。“老師來過的，我都見過她”，一旁的張桂芳搶過話說道。而羅永清不愛表達，坐在一旁聽。

羅永清、曾愛蓮都是張桂芳和鄧玉華邵陽市制藥廠的老同事。五十多年后，沒想到同樣遭遇晚年喪夫的四人，在寄養科里成為了鄰居。四個人坐在張桂芳和鄧玉華的房間里消磨時光。年輕時共同的工作經歷是幾位“老相識”平日里最常談起的事兒。

“在家沒人說話，好像個啞巴。我們老人家聊天就是這樣，過去的事反反復復地講，年輕人幾個愛聽。”張桂芳說，好在生活在寄養科，這種相互陪伴正也消減了孤獨。

2009年喪偶后，鄧玉華一直圍著各種保健品打轉。她每天早出晚歸，就為了參加售賣保健品的商鋪開展的各種講座、理療、參觀活動。“我大概花掉了一套房子的錢，用來買那些東西。”她說著，也覺得自己有點可笑，“我知道那些沒什么用，但買了他們的東西，我就有事干。他們天天給我打電話，問這問那。”

張桂芳和鄧玉華都覺得，“住在這比在家里強多了。”張桂芳看看鄧玉華，篤定地說道：“我們說好了，今年過年都不回去了，就在這兒過。”

從家里搬出來

張桂芳們在這有了自己的圈子，日子也變得沒那么難熬。但孤獨仍主導大部分老人。

一樓大廳的沙發上，一些找不到事也找不到伴兒的老人三五成群坐在那，相互一言不發，呆坐著，有時一坐就是一整天。這些“打坐”的老人中，有的坐得太久，杵在那睡著了。

5月12日，烏云籠罩，空氣悶得讓人想大口喘氣，眼看要下雨了，張桂芳和幾位老人閑坐在養護樓后的涼亭里。

“說老奶奶好”，中年婦女的聲音打斷了在涼亭里聊天的老人。大家隨著聲音的方向看去，只見一位中年婦女手上抱著個一歲大的孩子，后面跟著一個年輕的女人。

等兩個人走近后，張桂芳才認出是自己的兒媳婦和孫媳婦。

“好久沒看見小寶寶了，還認識老奶奶嗎？”張桂芳笑著抓住孩子滾圓的小手。

“媽，今天是妹妹他們家孫子百日宴，我們來接你去吃飯。”

“怎么沒提前告訴我？我之前算過，應該是明天，你們算錯了。”張桂芳有些抱怨，一邊說著，并沒有起身。

“奶奶，車子在那邊等你了。”張桂芳的孫媳婦一邊說，一邊指著停在養護樓旁的黑色轎車，張桂芳看到孫子站在車旁，這才起身挪出涼亭去。

張桂芳有一兒兩女，2013年，在賣掉自己的老公房后，她和老伴兒輪流在子女家里住。2015年，老伴兒去世后，更多時候她住在大女兒家。

“有一天，女婿問我，你為什么老愛住我家呢？我家好住些嗎？我當時就跟他說，就是好住些，你還能把我怎么樣？”張桂芳說得理直氣壯，但她知道“人老了被嫌，自己脾氣也大”，在子女家住定不會是長久之計。她還清楚地記得：“老伴臨走前跟我說，要我早點住去養老院，這樣晚年生活能幸福點。”

在來寄養科之前，張桂芳住在兒子家。2017年5月，兒子家添了孫子，四個月后，“因為帶小孫孫和媳婦產生分歧”，張桂芳決定搬出兒子家，住進養老院。

張桂芳說：“我的兒女都當爺爺奶奶了，家里添了小丁丁，誰還有空照顧我這個老家伙。”加之，她的眼疾惡化，“在家做飯摘菜，夾在綠葉菜里的雜草，完全看不清。”幫不上忙也讓張桂芳覺得自己在兒子家成了個多余的人。

與張桂芳的處境不同，室友鄧玉華喪偶后，曾獨居過六年。2015年，一場電路起火將她的屋子燒得烏黑，實在沒法再住人，她才答應了大兒子搬過去一起住。去年，鄧玉華的大兒子搬了新家，她不愿再跟著搬過去，便提出來要自己去住養老院。

起初，她的四個兒女都不能接受母親的決定。“小女兒說，他們兄弟姐妹四個又不是養不起我，干嘛要去養老院。兒女怕人說閑話，但我不習慣住在他們家，住電梯房就跟坐牢一樣，我是個愛出去走動的人。”住在大兒子家那段時間，兒子、媳婦忙生意，都很少回家吃飯。鄧玉華說：“在家，我也總是一個人”。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12年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居民的養老計劃中，依靠子女養老的居民占比呈下降趨勢，在50、60、70和80后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37%、31%、25%和19%。可見，父輩對子輩養老責任的依賴有代際差異，隨著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個人自主獨立意識的提升，“靠子女養老”的傳統觀念轉變，個人養老責任意識增強。

為自己挑選養老地

張桂芳下定決心要搬去養老院，兒女沒有反對。去年八月，她和家人一同在邵陽市城區四處考察養老院。

張桂芳考察工作做得很細致，居住條件是考察的首要指標。張桂芳先看了一家民營養老院，能接納四五十人左右，每月費用在1000元左右，但 “根本沒法住”。她回憶說：“上完廁所馬桶按不出水。”管理人員解釋說，住在那里的老年人大多不會用馬桶，這才關了水閘，每天他們負責沖一次。“你說那個房間，氣味有多難聞。”張桂芳一邊說著，一邊搖頭癟了癟嘴。

家人又陪張桂芳實地考察了市福利院新修的養老科。“我有意提出要去洗手間上廁所，打開水龍頭，發現只有冷水。院方告訴我，這是新裝修的房間，熱水還沒入戶，洗澡只能在規定時間去樓道盡頭的浴室排隊，馬上就是冬天了，房間里沒熱水，可過不得。”

張桂芳最后選擇了寶慶精神病醫院的“寄養科”。精致的布置讓張桂芳覺得“這里像賓館”。

寄養科的每間房都單獨配備了設置浴室的廁所，屋內鋪著木地板。兩人房室內放著兩張單人床，除了電視，還有簡單的家具，包括衣柜、儲物柜和兩只床頭柜。

相對市福利院，寶慶精神病醫院離邵陽火車站只有一公里左右，地處中心城區，交通也更加便利。“住在城里，家人探望方便，也不至于把我忘了。”從張桂芳兒子家開車來醫院一刻鐘，這樣的距離讓她覺得，“雖然離開了家，但還存在于在他們的生活里。”

選擇養老院，費用也是重要的考慮項。寄養科每個月的固定支出差不多是2040元，這筆費用包含了900元床位費、600元護理費、420元伙食費和120元空調費。張桂芳2300元退休金能保證自己在養老院的開支。經濟獨立是在這里生活的老人能自主決定養老方式的重要前提條件。

但這家醫院目前提供養老服務也并非沒有不足之處。醫院被四周林立的高層住宅圍住，新建的養護樓和家屬院占去了僅剩的空地，留下的公共活動空間并不寬裕。盡管如此，但張桂芳還是堅持要去養老院生活。因為通過幾次實地考察，她發現要找一家心儀的養老院并不容易。

2017年12月19日，國家標準委發布了《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范》。這個中國養老機構服務質量管理方面的首個國家標準，對入院服務、生活照料服務、膳食服務、清潔衛生服務、洗滌服務、醫療與護理服務、文化娛樂服務、心理/精神支持服務、安寧服務等9方面服務項目提出明確的質量要求。

政府希望通過規范標準來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特別是心理需求，而這正是目前養老服務機構欠缺之處。

遇見“死亡”

“呀，樓上死人了。”

因為張桂芳去參加重孫的百日宴，已經習慣兩個人一起午睡的鄧玉華沒有睡覺，吃過飯后，便坐在窗旁休息。她看到兩個高壯的中年男人抬著一副擔架往院外走去，擔架上用白色床單似乎包著一個人，旁邊走著的三個人提著桶子和大包小包的東西。

“這一看抬的就是死人”，鄧玉華有些驚訝，醫院規定人在病房過世后，得從地下室抬出去，鮮少見這樣急急忙忙抬著往外送的。

遇見死亡和談論死亡，在寄養科似乎不是稀奇事兒。那一天，醫院老年科“過了”兩位老人，鄧玉華看到的正是其中一位。或許是對死亡的畏懼，有些老人會用算命這種方式來預知自己的壽命，鄧玉華就算過命。

提起“算命”的事，張桂芳還數落過鄧玉華。“之前你還去算過，不是說今年3月會過掉，現在都5月了，你還不是好好的嗎？”張桂芳對鄧玉華說，勸她不要信那些。鄧玉華低著頭，沒答理。

而在這場聊天的前幾日，鄧玉華為了今年能正常領取退休金，去銀行辦理第二次身份認證，可偏偏機器連不上網絡，還是沒能完成認證。回來后，她笑著說：“怎么老認證不上？也許……怕是今年過不了了。”話剛脫出口，身旁坐著的幾位老姐妹就連聲喝止，要她別說“傻話”。

鄧玉華看見“死人”的當天上午，張桂芳與鄧玉華、曾愛蓮以及其他幾位老人一起坐在涼亭里聊起死亡。

張桂芳說：“我從不信這些東西，老頭子死我都沒準和尚來敲。你們不要信這些鬼話。”七嘴八舌的氛圍突然安靜。

“我們就像是被社會遺棄的垃圾”，養老院的老人常用這樣的比喻來自嘲。無用的心理，以及對死亡心口不一的態度，使得這里在快樂表象之下陰郁隱約可見。然而，現在養老機構對這樣的老人心理的干預還遠遠不夠。

中央黨校科社部青連斌在對全國421家養老機構調研后發現，54.6%的養老機構沒有配備心理咨詢師。他在報告中指出，一些規模較小的養老機構，工作人員身兼數職，既是管理人員，又是護理人員。

每逢陽光燦爛的午后，樓上的護工們就會用輪椅推著老人下樓來，坐在養護樓前坪曬太陽，隊伍有時能排二三十米。有的老人胸前圍著口水巾，嘴角掛著的唾液還未滴下去。有的老人手上套著一只襪子，因為身上皮膚瘙癢，為了防止他抓撓患處就用這種方式把手蒙上。還有的老人細看去，身體是被布條綁在輪椅上的，他們幾乎無法單靠自己坐穩在輪椅上。

張桂芳房間的窗戶正對著前坪，每當看到那些東倒西歪嵌在輪椅里的老人，她心里總會滋生出無法言喻的難受：“老了，總會有那天。”

（應采訪者要求，張桂芳、鄧玉華、曾愛蓮、羅永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