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農村年輕人已經開始在城市買房定居，且這種趨勢還會進一步加強，隨之而產生的結果是傳統的鄉村地緣關系逐漸解體，血緣與親緣關系日漸疏離，而一旦60歲以上的老農民被人口自然規律所替代，也就是最多只需20年，農村的送禮之風就會自動淡去甚至消失。

父親在世時，經常聽他抱怨說自己作為鄉鎮政府的退休公務員，每月4000多元的工資用來人情方面的送禮后所剩無幾；今年春節回鄉，又聽到從鄉村小學教師崗位上退下來的二叔在我面前發牢騷，6000多元的月工資花在送禮上的部分就占了五成，一個月下來生活過得還是緊巴巴的，在二叔的眼中，送禮支出已成家中最大的年度開支。

鄉村送禮風氣由來已久且水漲船高，已是很多農戶人家提起來就心中打顫的事實。六年前父親去世時，姑舅姨以及三代以內直系親屬送來的最大白事禮金是500元，但現在同樣的禮金已經漲到1000元以上。如果現今我家要回禮，顯然就會貼水不少。數據顯示，2016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而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估算，2022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600元，六年增長約67%，農戶用于禮金上的支出顯然大大跑贏自身的人均收入增速。同樣，2016-2022年，國內物價累計上漲14%，顯著跑輸農村禮金數額的上漲速度。

農村辦宴席以收納禮金的形式異常豐富，可以說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會成為一家之中收納禮金的中心角色，乃至尋找一切機會和創造各種名目成為了農戶創收的理想捷徑。一個生命呱呱落地，自然少不了要辦新生酒，滿月時要接著舉辦滿月酒；到了出生100天，家長又要忙著給孩子舉辦“百日宴”，前來祝賀的遠親近鄰也少不了掏出大小不等的紅包；等到一歲時還要辦周歲酒，而十歲是首個雙歲年齡，很多地方還要招徠親朋好友熱鬧共慶，前來赴宴者當然也須帶來約定俗成的禮金。

與從孩子身上可以開發出五花八門的擺宴收禮之機一樣，成年人身上也能夠做出各種各樣的設宴斂財大文章。自從大學擴招以來，農村孩子高考成功及第的概率大大增加，無論是考一個什么樣的學校，只要考生拿到了入學通知書，家長都會為其開設場面不小的面子宴或者慶功宴，并盡可招徠八方賓朋，因為參加的人越多，宴席的規模經濟就越顯著。等到兒女談婚論嫁，父母更是要借此大操大辦，從訂婚到嫁娶之日，親戚朋友都要到場恭賀獻禮。及至父母進入老年，60歲開始，兒女們就要為他們操辦70歲、80歲的壽宴，那些收到禮單或者電話與短信要約的祝壽人自然也不能空手而來，而作為人生的最后一站，生命歸西之后的喪禮時下在許多地方的農村辦得異常豪華，前來吊唁人所奉上的白事禮金對于受納方而言也構成了一筆不小的財務進賬。

對于任何一個送禮人來說，究竟送多少絕對是一門需要認真思考的學問與謹慎考究的藝術，其中比較機制在送禮過程中發揮出了極其重要的核心作用。一方面是縱向比較，也就是與自己以前送出的禮金數額做比較，其中給同一檔次與接近同一檔次的親戚送上的新禮金當然不能低于前一次的額度，至少要等于前次的數額，而一旦相隔時間較長，禮金還要根據時延情況而有所添加并高出先前水平；另一方面是橫向比較，即根據保留下來的禮單（農村每一次紅白喜事都會產生一本將禮金記錄于紅紙之上的賬單）對親友以前給自己送來的禮金數額進行對比，在此基礎上決定給同一輩族送出的禮金額度，而為了防止信息不對稱產生的尷尬，一個更為簡單的辦法就是在送禮之前相關送禮人會互通有無，集體商議出大家認可的禮金額度，等到送禮那天彼此心照不宣地送出同等數額的禮金。因此，在橫向比較中，送禮前送禮人必須做的最重要功課就是與重點人物進行比較與溝通，比如兄弟之間、姑舅姨之間、叔伯之間等，這些同輩人送出的禮金直接決定了彼此最終送出的禮金多寡與大小。

之所以送禮人格外重視送出的禮金數額是否恰當與合適，是因為如果送多了覺得自己吃虧不劃算，而送少了又感覺到會丟面子，并且兩者相比較而言，后者帶來的負面影響要嚴重得多，因為若送出的禮金高出同輩分的送禮水平，也僅僅是自己內心感覺吃了點小虧而有所不爽而已，但在親戚朋友面前卻贏得了面子，特別是受禮人還會表現出格外地熱情回報，并可能從此進一步哄熱彼此的關系，但若送少了，不僅會招來親戚朋友們的指三道四，還會在送禮的現場遭遇受禮人的白眼甚至是直截了當的以大不敬回饋，比如按輩分你本來可以坐在宴席上位的，卻偏偏將你安排在次位，此時，參宴人群都會將目光轉移與凝聚到你的身上，讓你坐臥不寧與食不甘味。

看得出，除了遵從親戚鄉友間的你來我往這一傳統禮節而必須送出相應的禮金外，不少情況下農村送禮人的送禮行為其實帶有著更多的無奈或者被動地脅從。美國心理學家勞倫斯·科爾伯格提出的道德發展階段論認為，人們的道德認知水平分別分布在前慣例層次、慣例層次與原則層次三個階段維度上，且三個階段既可連續相繼，也可跳越躍遷，甚至可以逆向倒退，其中前慣例層次說的是人們進行決策時的道德判斷標準是以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損失的最小化為行動指南，慣例層次則不同，人們決策時考慮得更多的是受到他人期望的影響尤其是關鍵和重要人物的影響，比如父母、戀人以及上司等等，因此，這一階段人們表現出的行為特征是做自己周圍人所期望的事或者履行自己的承諾而達到維持平常秩序的目的；而到了原則層次，人們的決策雖然回到了自我，但此時突出的不是自身利益得失，而是自我的是非道德準則判斷，即使是這種判斷與社會準則和法律相違背也并不影響人們行為的做出。

廓清了道德發展階段以及人們的行為決策依據之后，科爾伯格指出，成年人的道德認知絕大多數處在慣例層測，也就是人們之所以決定實施某種行為，主要是受到他人影響或者只是希望保持自己所處的正常生活秩序。對照之下，農村送禮之風綿延不斷，很多大程度上就是送禮人并不希望因為自己的送禮不慎與不周以及跟不上送禮節奏甚至我行我素地破壞規矩而招來親戚朋友的評頭品足以及鄰里之間的說三道四，從而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以及與親友間來往的慣常關系。

農村宴席名目之所以越來越繁多，送禮之風越刮越猛，其實就是利益相關者的博弈與補償心理驅動所致，即自己送出的禮金要通過籌辦宴席之機收攬回來，而且更希望獲得加倍和超額的回報，但究竟是盈利還是虧損，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取決于自家兒女的多少。對于那些人丁香火旺盛的家庭，可以舉辦的宴席頻率就高，次數也越多，自然就可以收獲到投資乘數與倍增效應，相反兒女少的門戶，收禮的機會少且不論，反而對外送禮次數也增加，相對于禮金支出而言，最終所承受收益邊際當然呈現出遞減趨勢。

對于愈來愈奢侈的農村送禮之風，不少地方想出了相應的沖淡與遏制招數，比如陜西省有些地方政府做出了參加酒席的來賓送禮金額不得超過兩百元整的硬性規定，湖南安化地區要求農村辦酒席送禮不得超過一百元，如果是普通關系的來賓，送禮金額在五十元即可。但筆者想指出的是，這種行政化的規制之舉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從性質來說，農民送出與收受的禮金來源與去向合規合法，毫無行賄受賄之嫌疑，且財產權益還受到憲法與法律的保護，即便由此產生的禮金數額再大法律規則也夠不著，同時彼此還帶有禮尚往來的風俗約定，公開透明，沒有絲毫的遮遮掩掩痕跡；而更重要的是，這種送禮之行是建立在血緣、地緣以及親緣關系之上，并且彼此之間互相勾連與纏繞，何況相互送禮還是農村的一個重要遺風，并成為了一種獲得了較為普遍道德確認的顯性規則，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的行政手段所能產生的干預效果其實非常式微。

那么，數額越來越大的農村送禮之規什么時候才會減弱與退場？一種自然的稀釋與蕩滌力量就是農村人口城市化尤其是年輕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目前來看，60歲以上的農民還占著農村人口的一定數量，他們成為維系親友間情來禮往的基礎與橋梁，但與此同時，更多的農村年輕人已經開始在城市買房定居，且這種趨勢還會進一步加強，隨之而產生的結果是傳統的鄉村地緣關系逐漸解體，血緣與親緣關系日漸疏離，而一旦60歲以上的老農民被人口自然規律所替代，也就是最多只需20年，農村的送禮之風就會自動淡去甚至消失。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