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Nicholas Stern，Mattia Romani；編譯 | Penn；編輯 | 郭郭

→這是《環球零碳》的第509篇原創

編者按：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很多國際機構認為，2023年經濟面臨全球性衰退風險，風險源自戰爭、貿易保護主義、氣候變化等。

1月16日-20日，世界經濟論壇2023年年會在瑞士召開，本屆年會是在幾十年來最復雜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沖突背景下召開。年會匯聚全球約2700名政界、商界、學界和媒體代表，側重如何應對糧食和能源危機，如何應對高通脹、低增長和高負債，如何應對工業不景氣，如何應對社會脆弱性問題，如何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等五大議題。

近日，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的邀請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研究所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勛爵(Lord Nicholas Stern)和 Systemiq 合伙人馬蒂亞·羅曼尼（Mattia Romani）及其團隊在世界經濟論壇官網發表了題為《21 世紀的全球增長故事：由綠色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投資和創新驅動》的重磅研究報告，試圖回答疫情后的世界將如何書寫新的增長故事這一關鍵問題。

文章認為，世界正孕育一個新的增長和發展故事，由人工智能和綠色技術投資和創新驅動；與過去走的骯臟和破壞性道路相比，這是一個更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的故事。與此同時，向快速、可持續的增長轉型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量投資：全球每年在清潔能源和數字化轉型方面的總投資約為 5-7 萬億美元。

尼古拉斯·斯特恩勛爵是知名經濟學家，被譽為“氣候經濟學之父”。他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總裁，英國科學院院長，英國上議院議員等要職。因其對經濟、國際關系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貢獻而獲得騎士勛章等各種獎項。

《環球零碳》團隊對此文進行全文編譯，供業界參考。

01 機遇：未來經濟的驅動力

在人工智能和數字化因素推動下，低碳技術的大規模部署將在未來 25 年內改變能源、交通、生產、建筑環境、土地利用和海洋系統。這場競賽已經初具規模，并將掀起一波創造性破壞浪潮。了解這些趨勢并采取行動的國家、公司和投資者將在可能是一個無與倫比的繁榮時代中獲得極大的優勢，盡管轉型本身需要強有力的投資，而且這些變化將涉及必須加以管理的破壞。

低碳技術的部署正在加速，關鍵技術預計將在 2030 年之前達到臨界點——這反過來將促使其向大眾市場的擴展。2018 年，能源領域已經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即太陽能和風能的平準化發電成本 (LCOE) 低于新的煤炭和天然氣發電成本。

第二個轉折點，即平準化成本包括短時電池存儲的成本，預計將于 2023 年在美國達到，其他國家也將緊隨其后。這種快速的成本降低導致太陽能和風能在2021年占全球新增能源容量的75%以上。

我們在其他領域也看到類似的趨勢。預計到2025 年至2026 年，在主要地區的所有輕型汽車領域，無補貼的純電動汽車（BEVs）預計將與內燃機 (ICE) 汽車成本持平。農業肥料也是如此，開拓性項目降低了綠色氨的成本，并使最大的化肥生產商今年能夠啟動工業規模的工廠；現在預計綠色氨的生產在未來十年內是經濟上可行的。對一系列行業和活動至關重要的綠色氫也在起飛，其政策和重大項目在世界各地迅速擴展。

人工智能 (AI) 的前景更加廣闊，并可能進一步加速綠色技術的發展。隨著基礎模型的不斷進步，人工智能越來越被認為是下一個通用技術，它促進了通用智能，加速了各經濟部門突破性技術的臨界點和部署——如聚變和太陽能、量子化學、替代蛋白質設計和許多其他技術。人工智能還將對數據分析、建模和預測，以及提高生產流程和供應鏈的效率和生產力產生越來越強大的影響。

這些應用已經被用于應對氣候變化，包括作物分析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和復原力，分析氣候變化和北極海冰損失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以及能源需求管理，其中人工智能對于改善需求預測至關重要。基于人工智能的方法不僅可以提高短期系統靈活性（例如，使電池和需求管理能夠充當虛擬電廠），還可以實現整個能源系統的長期需求和供應匹配。

人工智能的應用越來越多地被整合到工業系統中，以提高能源效率和減少峰值需求，以及在滿足峰值需求時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還可以幫助提高復原力，人工智能被用來改善脆弱國家的氣候災害警報系統，其中深度學習算法將繼續改善現實世界系統中的氣候臨界點的早期預警，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以幫助人們更好地準備應對重大變化。

ChatGPT（大型預訓練語言模型，可以讓任何人根據命令生成文本和代碼）等基礎模型是人工智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有可能改變工作和我們的溝通方式，釋放新的生產力和增長來源。普華永道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到 2030 年，人工智能技術可以使全球 GDP 增加 15.7 萬億美元。鑒于如此巨大的經濟回報，我們可以預期人工智能的投資將迅速擴大和增加。

許多新的氣候和人工智能技術是“橫向的”，由整個經濟體的生產功能和供應鏈共享，因此它們的規模擴大可以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這些技術的部署越來越多，將增加規模經濟，進一步推動成本下降。隨著價格的下降，新的部門和技術在商業上變得可行，進一步加強反饋回路，并產生快速的指數變化。例如，可再生能源和氫氣生產能力的擴大也將推動綠色氨的成本下降，這反過來又促進了氫氣的儲存和運輸，為鋼鐵和化工等綠色產業帶來機會。而且，人工智能可以為創新過程本身提供動力，在每個部門都是如此。正如一位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所說，"人工智能可以以數字化速度實現科學進步"。

能源、運輸和生產過程的全面技術改造是21世紀增長故事的核心。圖1是按行業劃分的關鍵零排放解決方案的歷史和估計進展的最新情況，顯示了這些臨界點的推進速度。對于政府和私營部門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可以集中資源及時推進這一轉型。實現這一機遇需要大幅增加投資（私人和公共）、支持性政策和協作。

02 全球勢頭和新的增長地域：競賽已經開始

爭奪與未來增長動力相關的關鍵技術、能力和資產的領導權競賽已經開始。這場競賽可能會對地緣政治、經濟和產業地理、貿易流動以及結構性失調產生深遠影響。

能源轉型正在重塑貿易和工業的版圖，并將因俄烏沖突帶來的能源安全擔憂而進一步加速。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轉型的其他驅動因素，如人工智能，也將重新劃分版圖。雖然過去的工業區位是由煤炭、石油、鐵礦石和其他原材料相對于需求市場的稟賦決定的，但未來的選擇——考慮到工業流程直接和間接電氣化的可能性——將更加重視可靠、低成本、低波動性可再生能源的可得性。

正如印度總理莫迪通過其“一個世界、一個太陽、一個電網”所提出的倡議那樣，未來也有可能利用地理稟賦的差異（歐洲北部的風能和南部的太陽能），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整合可再生能源。其結果將是一幅不同的能源和工業生產地圖，尤其是在鋼鐵、鋁和基礎化學品等排放密集型的貿易行業。

最近的可再生能源拍賣結果這表明，全球南方總體上處于有利地位，可以作為低成本零排放電力生產者獲得市場份額，而中東和北非將自己定位為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但其中一些經濟體在吸引低成本資本進入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框架方面面臨挑戰，這有可能削弱其自然優勢（圖 2）。圖 2 中的地圖還指出了對綠色氫、綠色氨、綠色鋼和低碳鋁的一些最重要的試點投資所在的位置。這份清單并不全面，但它表明一些國家正在迅速利用其可再生能源的潛力，將自己確立為早期領導者。例如，智利、巴西、沙特阿拉伯、阿聯酋、毛里塔尼亞、納米比亞、哈薩克斯坦，都在開發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項目，這些項目可以使它們發展成為凈零工業的強大參與者。

主要經濟體已經開展競爭，以確保他們在這一未來增長領域的地位。中國的《“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歐盟的綠色協議（EU’s Green Deal）、印度的聯盟預算（India’s Union Budget）、能源獲取和綠色氫能政策以及美國的《通貨膨脹減少法案》(IRA)，都將對綠色技術和投資的激勵和融資與法律、監管和政策支持結合起來。

所有這些地方的投資都在迅速進行，而他們并不孤單，全世界都在采取類似的措施。這些舉措正在塑造新的增長地理格局，并為低碳轉型提供動力。例如，中國在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制造方面的領先地位，在過去十年中將太陽能光伏發電成本降低85%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歐盟氫能戰略的目標是到2050年在可再生氫能方面累計投資2000-5000億美元。印度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其2030 年的目標是 500 吉瓦，是當前容量的四倍。美國《通貨膨脹減少法案》(IRA) 可能會將關鍵氣候技術的融資成本平均降低40%，使其能夠迅速擴大規模。隨著以合理成本提供技術的多種渠道的出現，競爭和創新應該會增加，而關鍵投入的可競爭供應對于供應鏈的整體穩健性至關重要。這些發展將意味著全球化的新視角和新模式。

03 所需投資規模

世界前進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但氣候變化的挑戰和危險意味著需要更大的緊迫性和速度，這意味著世界必須加快投資和創新的步伐。

能夠創造新增長故事的投資將以四種形式的資本存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它們都是必要的和互補的。

新的低碳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更清潔和更高效的城市以及新的服務和商品生產形式將需要大幅增加實物資本投資。到 2030 年，這種廣泛的能源系統和數字轉型所需的全球總投資預計將達到每年5萬億-7萬億美元；其中部分投資將是額外的。與今天每年約1.5萬億-2萬億美元的投資相比，這是一個巨大的增長，但也將伴隨著化石燃料投資和投入的逐漸減少。

氣候變化影響造成的損失和損害代價巨大，對適應和復原力的投資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過去20年里，20個脆弱經濟體（V20）因氣候變化影響而損失了20%的GDP。需要大規模增加對適應性和復原力的投資，而且速度越快，未來的損失和損害就會越小。本文所述的減排技術投資，以及預測和預防未來損失的改進（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幫助），將降低適應成本，但仍需要大量投資。到 2030 年，這可能在每年 0.5 到 1 萬億美元的范圍內。在他們努力建設有彈性的經濟的過程中，應該有強大的國際支持。

到 2030 年，每年還需要總計約 3 萬億美元的人力資本。鑒于現有的差距，以及隨著人口老齡化和未來三十年除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將增加近 20 億，新冠病毒遺留問題和重大人口變化的挑戰將給衛生服務和教育帶來壓力，主要是在亞洲和非洲。

隨著世界從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行業轉型，這些行業可能會失去多達500 萬個工作崗位，盡管更高的投資和重新配置的供應鏈帶來的凈工作崗位幾乎肯定會增加。

我們的自然資本和生態系統構成了我們生存必需的生態環境，并與氣候變化、水系統、空氣等密切相關。到 2030 年，保護和恢復這些生態系統每年估計需要2750-4000 億美元。

對社會資本的投資與其說是直接的額外資源，不如說是制度的質量以及繁榮和資產的分配。我們經濟結構和系統的根本變化意味著把重點放在對變化和對生活和生計的潛在混亂的管理上。例如，保護和再投資自然資本將需要能力建設和支持性制度安排，特別是要使原住民社區（他們是世界生物多樣性及其最關鍵生物群落中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者）能夠對其集體資產有更多的發言權和控制權。

這聽起來可能是一個艱巨的挑戰。為了讓我們作為一個世界共同取得成功，全球投資水平必須在這十年內恢復并將投資在GDP 中的占比提高到比大流行前水平高2-3%左右，不包括人力資本，具體來看投資在全球南方更多，在全球北方和中國更少。

不過，雖然必要的投資規模很大，但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應該是可行的。自 1990 年代以來，全球計劃儲蓄普遍超過計劃投資，這與低利率、低投資和低增長，包括低生產率增長有關。有些人談到了“長期停滯”。事實上，如果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幾十年，投資占GDP的比重遠高于現在。具體到經合組織成員國，自1980年以來，投資占GDP的比例從26%下降到22%。公共投資在下降中占的比例過大，反映出重新平衡財政賬戶和控制公共債務的嘗試，因為財政整頓往往以資本支出為代價。

因此，雖然大力推動投資對地球的未來、復蘇和創造新的增長故事至關重要，但這并非不可能。將公共投資增加到 GDP 的 1-2% 應該是這種投資推動的核心，因為它為私人投資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基礎；這將代表危機期間公共消費支出的自然轉變。通過提高經濟生產力和降低氣候風險，這種公共投資將為更強大的中長期財政狀況奠定基礎。

鑒于大量的投資和創新必須在私營部門進行，因此塑造投資體制的政策和機構將至關重要。強有力的國家領導層能夠為未來的道路發出可靠的信號，這將為推動大規模投資提供信心。為了獲得可信度和信任，公共承諾必須得到強有力的機構的支持：這些機構在整個政府中是一致的，并且擁有正確的技能和專業知識的資源。。當它們將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與可靠的監督相結合，并融入政治體系，同時利用技術官僚的有效性和直接與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接觸的能力時，它們才會有效。

04 金融、科技、貿易合作

為了有效地推動增長和繁榮，投資推動和技術部署必須是全球性的。這必然涉及國家和公司爭奪關鍵新技術和市場領導地位的競爭，以及圍繞氣候行動、公共衛生、繁榮與和平的共同目標加強合作。

為全球南部的必要投資提供資金方面的合作將是至關重要的。到 2030 年，除中國以外的 新興市場經濟體每年需要支出約2.4 萬億美元（占 GDP 的 6.5%），用于實現經濟轉型所需的所有氣候相關投資。

與今天每年約 0.7 萬億美元的投資相比，這是一個顯著的增長（盡管這樣的增長將伴隨著化石燃料投資和投入的減少而產生節約，這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累積)。但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成本太高，無法大幅增加長期投資，部分原因是結構性原因，部分原因是債務水平。解決債務脆弱性以降低新投資的資本成本必須成為當務之急。這需要在加強解決債務的機制方面進行合作，在20國集團共同框架的基礎上并提高其有效性。

正如最近的IHLEG 報告所論證的那樣，為了確保合理的資本成本，新的公共債務應該以類似于國際金融機構所提供的條件進行融資。新債務可能包括為氣候脆弱國家提供低成本融資的機制；并采用氣候應急債務合同，例如在巴巴多斯試行的自然災害條款。多邊開發銀行的資金可以而且必須在未來幾年內增加三倍，并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優惠的解決方案。旨在開展有目的合作的國家平臺可以將所有公共和私營部門的行為者聚集到一起；如果以在南非、埃及、印度尼西亞和越南試點的“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JETP) 為藍本，它們可以成為創建新高速公路的強大工具，為資金的大規模流動創造新的途徑，以加速轉型。

技術合作勢在必行。在一些關鍵領域，研發協調是必要的，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應用于加速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融合、CCUS 甚至地球工程的研究，在這些領域開展國際科學政策和治理工作至關重要。需要努力支持發展中經濟體提高技術創新和傳播能力，將企業、政府和民間社會聯系起來。

更一般地說，公共和私人合作可以基于各國在綠色生產增長和順利貿易條件方面的共同國家利益。治理舉措不斷涌現，其中有幾項由世界經濟論壇牽頭，格拉斯哥突破議程提供了總體目標。合作可以采取聯合創新（例如通過使命創新）、圍繞標準融合（例如通過氫和燃料電池國際伙伴關系或全球水泥和混凝土協會）、為先鋒產品和工藝創建買方俱樂部或協調綠色采購計劃（例如通過先行者聯盟或工業深度脫碳倡議），或商定國家支持的游戲規則。

加強貿易合作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以打破人們對創新的零和競爭，并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各種綠色產品和必要材料的順利貿易、技術傳播和財政支持，尋求新產業和新方法的互利增長。隨著人工智能應用的普及和不可避免地跨越國際邊界，也需要新的國際標準和數據保護模式，這使得各國為基于人工智能的數字密集型經濟商定新的游戲規則至關重要。

在當今的地緣政治背景下，貿易模式的轉變將不可避免地引發圍繞供應可靠性的新問題。在關鍵的供應鏈上必須有足夠的競爭，以避免捕獲和形成新的剝削性寡頭壟斷。雖然本土化和友情托管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但為更廣泛的全球生產和競爭創造條件將是一個更有效和有彈性的戰略。迫切需要明確的原則來維護和鼓勵關鍵供應鏈之間的競爭。

05 創造未來

這個未來的增長故事正在出現，并且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們正在目睹的技術變革在生活質量、生產力和就業方面潛在而巨大的影響和回報。

將技術、創新和投資轉變為新的增長故事和擺脫危機的道路，需要對采取行動所必需的可能性和戰略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它需要加強投資、重大創新和合作——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以及各國之間的合作。國際機構將發揮關鍵作用。這項投資可以推動從當前危機中實現強勁持久的復蘇，并預先阻止發展中“失去的十年”。

投資和創新需要對未來的可能性持樂觀態度和信心，并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這些都是存在的，而且在不斷增加。一個共同的愿景對于創造現實至關重要。未來幾十年對地球來說是決定性的，體現新技術的投資和創新，以及對凈零排放的推動將產生21世紀的增長故事。

（參考文獻詳見同名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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