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滿江紅》：關于英雄形象的延展與懸疑類型的本土化

2023-01-30 13:2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這是一個令多數觀眾基本滿意的電影“春節檔”，圍繞《流浪地球2》《無名》《滿江紅》三部電影的熱議讓我們意識到，觀眾對進入影院一睹國產商業大片的心理已等待太久，雖然部分影片因為不同因素受到了批評乃至口碑兩極分化，但沒有“爛片”是觀眾對這次“春節檔”的基本共識。今天推送的這篇影評，作者將《無名》《滿江紅》并列評析，沒有避開它們存在的問題，比如《無名》的“非線性后結構主義敘事”、《滿江紅》的“劇本殺”喜劇設置，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作者也認為中國電影蓄勢已久，在英雄形象拓展與懸疑類型層面，《無名》《滿江紅》或許“正在書寫一種新的電影史意義”。

文 / 劉曉希

重述過去，還是建構新歷史

《無名》是程耳之前文本的重新組合，在《無名》的文本空間里，可以看到程耳之前文本的諸多聲音互相交叉，相互中和。例如，都是為特殊年代的中國寫詩；故事都主要發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片中的男女衣冠楚楚、精致講究；在《羅曼蒂克消亡史》里，他寫了劇本，寫了本小說，寫了片中曲的歌詞，又寫了片尾曲的歌詞，在《無名》里，程耳同樣強迫癥地身兼數職。

此外，大家也都注意到了《無名》的“非線性后結構主義敘事”，這實質上也是對諜戰片原本顯而易見的矛盾沖突的消解，程耳靠著非自覺記憶的營造，就像夢幻一樣把諜戰片的對立雙方置于蒙太奇的交錯之中，讓本質上大相徑庭的，只會在關鍵時刻發生的關鍵事物以這樣或那樣的奇特方式呈現出一種模糊的相似性并且拼貼在一起，例如電影開篇時葉先生和王隊長共進早點，此時看不出這兩個“為政治謀生”的“斯文壞人”有任何異樣的關系，如果不是電影結尾才說出的，王隊長殺了身為共產黨員的方小姐，我甚至覺得葉先生是因為愛情才復仇了王隊長，或者，在關于歷史的夢境中，葉先生和王隊長本身就可能成為朋友，起碼是戰友。而軟弱的、不能夠適應大時代劇變、只想回廣西老家種地的張先生，對自己不堪一擊心理的自白，一方面是張先生面對陳小姐時，不想再為政治繼續賣命，只欲攜美人卸甲歸田的想法；一方面又是面對何主任時“棄暗投明”的說詞。

因為這種不那么確定性的回憶，每一個人物都沒有明晰的稱謂，他們不過是具有多面性的個體，或為政治而生，或因政治謀生，這種建構，把原本具有史詩或悲劇形式和意義的歷史虛構成了大體上不違背歷史真實的浪漫背景——按照歷史邏輯推演，共產黨員何主任一定會殺掉立場不堅定的張先生，電影不會在這點上反轉，但歷史上的角逐和命案或許不會如小口吃下一碗上海餛飩那么悠閑。這種處理，顯然是一個歷史的非親歷者，對歷史的善意修編。對人生性命脆弱的細節呈現，實則是程耳為過去時代鋪就的挽歌。所以當不斷有記者把《無名》定義為“諜戰片”并對程耳進行采訪時，程耳姑且說，“可以這么寬泛地看吧。”

就爭議最大的“非線性敘事”而言，其實程耳自己也說，“我在上學的時候拍過一部畢業作品，叫《犯罪分子》。從那時起，我電影的結構就不是按時間敘事的結構。之后我拍《第三個人》，拍《邊境風云》，包括《羅曼蒂克消亡史》，始終在延續這種結構。”程耳將“從中間開始講一個故事”的敘事行為定義為一種本能、一種審美上的習慣，但并非是為了制造謎題。但凡熟悉新歷史寫作的人都明白，這種“由回憶起來的東西”拉開的模糊敘事，沒有具體的人名，在大的由時間指認的背景下，由不同空間、不同語言組織而成的故事，暗示出很可能與歷史真實沒有必然聯系，而只是一種受到當前意識和文化影響的美學闡釋和書寫慣性。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程耳的文化影響及其美學闡釋和書寫慣性，源自于他的“學院派”出身，源自于他受到的電影教育，他喜歡布魯埃爾，喜歡黑澤明、昆汀、伊斯特伍德，所以，程耳的電影中既有昆汀和蓋里奇式的暴力美學與黑色幽默，又有王家衛式濃妝淡抹的感傷氣質。

還記得《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那些臺詞嗎，“不要取笑導演，這部戲拍給下一個世紀的人看的”，還有吳小姐對王媽講的，“導演本來就沒想讓你看懂。”程耳曾經毫不客氣地說過，“他會堅持自己的以為，堅持自己的做法，不管觀眾是否喜歡，他都不會改變。”所以，以前的程耳是形而上的，這種形而上包括他對形式的迷戀，也包括他不接地氣的“悲劇美”情結——程耳講述了他心目中《羅曼蒂克消亡史》所要表達的主題：“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我們喜歡的事物，消散的過程。”此外，程耳對“羅曼蒂克”的消亡做出了更深一步的回應，他說，片名中的“羅曼蒂克”和美德有關，“這些優良品質，不光是陸先生身上有，電影里其他角色，杜淳飾演的車夫，包括王媽，大明星吳小姐……每個人身上都有莊重忠誠的美德。”所以，“羅曼蒂克”的消亡，即意味著美德的消逝，這當然難以被大眾接受。但這一次，程耳正在形而下地塑造“新大眾”，一方面，他反復在不同場合聲稱不要低估觀眾的審美，另一方面，從結局看，美好的事物沒有消失——錯亂中已經失去了太多的生命，好在精彩肉搏后的葉先生、何主任和其隱秘的愛人終于全部活了下來，并重逢在戰后的香港，再次相遇，可以相見，可以不見，值得一杯咖啡，或簡單寒暄。因此，觀眾的期待得到了底線的滿足，便不再抱怨矯情的美學，也不必糾結可以被不同人解讀的線索和細節。

從這點看，程耳對《無名》定義的“爽片”“很商業”算是基本做到了。

類型創新，恒久的耐力更打動觀眾

認為這次“春節檔”由兩個不同代際的“學院派”導演正在改寫電影新歷史，這種說法雖然略顯“油膩”，但無疑透露出很久沒有看到如此爭奇斗艷的國產電影的電影人此時內心夸張的激動。

然而這夸張的心情也并非莫名的自信。比起程耳所說的，他一直在藝術和商業之間尋找平衡，我更愿意將之稱為知識分子難得的對非精英文化品味的艱難拿捏，這種拿捏有一個最基本然而最重要的動機，那就是為普通民眾所擁有，為普通民眾所享用，為普通民眾所鐘愛。在這個拿捏大眾趣味的過程中，可能會聽到不同的聲音，就像這次的《滿江紅》，一方面是票房榮光，一方面則是拿歷史說事兒，對影片“玩弄”態度的聲討；也包括《無名》，仍然有一些認為程耳存在敘事問題的批評者。當然，整體上看，沒有人懷疑兩位導演的拍攝誠意，對兩者的褒獎也相對集中。

褒獎的一個重要關鍵詞是“英雄”。觀眾都注意到了《滿江紅》里的“英雄”人物，并簡單地將電影的處理解釋為英雄的平民化塑造。但往深處說，《滿江紅》里的“英雄”不僅是平民，他們可能曾經卑微，例如張大的游手好閑遇上了青樓女子瑤琴，他們曾對社會不屑一顧甚至憤怒，張大對著武義淳怒吼，“你們這些大人物，心里都是小算盤”，體現了一種對“英雄”概念的分解和拆卸。《無名》里也一樣，廣州大轟炸時的倒敘撕掉了何主任精致的外衣，他不過是一個戰爭中的幸存者；而“下屬”葉先生則在未婚妻與自己對立后失去理智，瘋狂暴擊日本士兵，此時的葉先生其實存在著露出共產黨員真實身份的危險，事實上他也確實引起了王隊長的懷疑，間接導致了未婚妻被王隊長殺害。

更重要的情節還體現在《無名》的結局，為革命事業掃除無數障礙的何主任和葉先生，最后邂逅在香港的一座樸素廟堂，兩個人不約而同來這個莊重之地，雙手合十的虔誠中自然有著對正義、榮耀的看淡，以及對平凡、寧靜的向往。然而正是這樣一種“英雄”的塑造，才正是大眾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形象代表。假如這些不這么完美的非理想狀態，比傳統的“英雄”更能親近大眾，那我們則更盼望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生命走向，且一定不是“所有美好事物的消亡”過程。

事實上，《無名》和《滿江紅》是在借助區別于傳統“英雄”的敘事來實現更多的深意。例如很多觀眾包括主創宣傳把《滿江紅》的“懸疑”當作一個觀影關鍵詞，但《滿江紅》充其量就是“劇本殺”的難度設置，甚至“反轉”還非常牽強，《無名》顯得高級一些，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缺“懸疑電影”，我們甚至非常清楚懸疑電影特別是好萊塢懸疑電影的套路，但我們的“懸疑”不是類型電影的最后一分鐘營救，一種毫無懸念的勝利，我們的“懸疑”是人物為了最后一分鐘的、個別人的活著，所飽受的大段的創傷敘事，所被動接受著的一眾鐘愛事物的離去，而這些人物歷程反映的恰是社會范圍內大眾的生存矛盾現狀。《滿江紅》里，張大多刀手刃同伴劉喜，多次悲呼“太難了，不干了”，但隨著一段搖滾版豫劇上線，這個人物又咚咚鏘鏘大跨步在戒備森嚴的秦府，無休止奔赴在逐漸失去的途中；《無名》里，在大家都說好看的那段何主任和葉先生肉搏的戲里，我卻看到了徹骨的心酸，在最后一刻的惺惺相惜之前，這兩個人物究竟還要接受多少類似這種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考驗？與外國“懸疑”電影的最后一分鐘“大團圓”相比，我們的“懸疑”僅留下幾個飄零的生命，代價確是成倍的犧牲，還有無盡的、對疼痛的忍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