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交相輝映的雅爾塔體系時期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建立在威爾遜式理想主義的基礎上，但縱觀整個時期，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始終主導并貫穿其中。威爾遜總統試圖用自由主義加民族主義來阻止及解構激進主義，但終歸失敗。不過，到雅爾塔體系時期，一戰后喚醒的亞非拉民族主義終于打敗了帝國主義，且自由主義成功戰勝了極權主義。

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所代表的激進主義再次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充分顯示了現代戰爭的激烈與殘酷，因此，英法等國戰后出現了一種和平主義思潮，鼓吹不惜代價避免戰爭。而隨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勢力的崛起，及1929 年資本主義“大危機”的發生，英、法等西方國家從防止德國的再起轉向綏靖德意等法西斯勢力。在綏靖不成功之后，又希望將法西斯禍水引向社會主義的蘇聯。與英法的綏靖政策如出一轍，美國在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日益加劇之時，奉行了一種表面上不偏不倚的中立主義政策。所有這些均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為了打敗法西斯，美國與英國，包括戰時盟國蘇聯進行了一系列的觀念磨合與磋商。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于1941 年1 月6 日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不虞匱乏自由和免除恐懼自由。羅斯福以非凡的勇氣與遠見，用“四大自由”鼓舞了公眾，為美國積極援助盟國和介入戰爭做了輿論上的準備。這是一份反抗法西斯、捍衛資產階級民主的決心書，同時又是一份建立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宣言書。他將自由和平等聯系起來，將政治自由和經濟公平聯系起來，將機會平等和收入上的保障聯系起來，將自由競爭和社會利益結合起來，將個人自由和國家干涉聯系起來，從而使自由主義獲得了全新的生命。

隨著戰事的擴大，美、英迫切需要進一步協調反法西斯的戰略。同時，美國也擔心英國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事先與其他歐洲國家就領土或戰后安排等重大問題達成秘密交易，撇開美國。為此，1941年8月9日至13日，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在大西洋上舉行了他們在二戰期間的首次首腦會晤，并簽署了一份戰爭目的和戰后和平目標的文件即《大西洋憲章》，并于1941 年8 月14 日公布于世，得到了廣泛響應。

憲章宣布了民族自治、領土完整、經濟國際主義、社會安全、縮減軍備以及國際合作等八個原則，并決心以此作為重建戰后世界和平和秩序的政策依據。不過，在推進自由貿易還是帝國特惠制、民族自決適用于全世界還是只適用于被法西斯奴役的地區、建立有效的國家組織還是創立普遍安全制度等方面，美英均存在意見沖突。

《大西洋憲章》不像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那樣是美國單方面的政策宣示，而是美英共同簽署的一項聯合文件。盡管它沒有采取對雙方更具有約束力的條約形式，但它的重要意義和影響并不亞于一項條約的價值。《大西洋憲章》不僅標志著英、美兩國在反法西斯基礎上結成了政治聯盟，也是后來《聯合國憲章》的基礎。

1942 年1 月，蘇、美、英、中、澳等26 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聯合國家宣言》，重申了《大西洋憲章》中的原則，促使國際反軸心國同盟形成，在法律上為重建戰后世界奠定了原則基礎。美國史學者任東來先生（1961—2013）認為：“美國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自然是盟國物質力量遠遠超過法西斯軸心國的結果，但是，盟國領導人、特別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和‘民族自決’這類進步觀念，以及滲透著這些觀念的《大西洋憲章》、《已解放的歐洲國家宣言》和《聯合國憲章》等法律性文件，在鞏固反法西斯同盟、爭取民眾的廣泛支持方面，實在是功不可沒?！?/p>

關于戰后安排及構想，羅斯福在吸取國際聯盟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基于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和大國合作原則的戰后世界藍圖：第一，依照民族自決原則確定歐洲政治版圖，并決定殖民地的未來前途，反對英蘇劃分勢力范圍，且敦促歐洲各殖民國家在戰后實施非殖民化政策；第二，根據自由貿易原則組織國際經濟事務，建立開放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制，此即后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第三，在大國合作與大國一致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集體安全組織即聯合國，其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五大國組成，負責國際穩定與和平。

羅斯福戰后世界藍圖的三個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美國的政治抱負、經濟利益和安全關切，這個構想與威爾遜主義一脈相承，本質是自由國際主義的。為此，各大國在創建雅爾塔體系時，沒有急于求成，而是審慎、耐心地進行細致、紛繁的工作。戰時僅美國、英國、蘇聯“三巨頭”會晤就有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三次，其他級別的會晤更是頻繁。從1941 年8 月的《大西洋憲章》到1951 年9 月的《舊金山和約》，雅爾塔體系的形成過程歷時整整10 年。顯然，他們是吸取了上個體系的失敗教訓，因而表現得十分小心與謹慎。

在經歷了威爾遜和國際聯盟的失敗后，美國總統羅斯福已不太相信單純一個國際組織的建立就能保證持久的和平。因此，羅斯福轉而尋求一種“大國警察制”，有別于國際聯盟時期“大國負責制”的集體安全。隨后，美蘇英中“四強”，或“四警察”（Four Policemen）思想的提出和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確定，均反映了羅斯福的集體安全觀。

二戰結束后，固有的意識形態問題暴露出來并上升為主要矛盾。雅爾塔體系以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來劃分美、蘇各自的勢力范圍，隨著美、蘇之間矛盾的加劇，美、蘇之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斗爭演化成兩個陣營、兩種制度、兩種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再演化成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意識形態與觀念的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成為美蘇“冷戰”與對抗的根本特征。

進一步地，從更長的歷史進程看，觀念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更為明顯。18 世紀法國大革命早已成為歷史，但它提出的理想，即自由、平等和博愛，至今仍影響著世界；20 世紀社會主義的理想一度改變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命運，而且，至今還可以聽到它頑強的吶喊。試看今日之世界，某些獨裁國家也要追求民主的形式，甚至最可怕的恐怖主義集團也要說明自己追求的是一個和平的目標。

民族自決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世界的影響相當明顯，且具有根本性。列寧、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分別提出民族自決思想，并用于其外交實踐，隨后民族自決成為“巴黎和會”的基本原則，并在一戰后完成了對歐洲版圖的大規模變更及重新劃分。再到1945 年被寫入了《聯合國憲章》，由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解放運動，直接導致了殖民體系的瓦解，使20 世紀末殖民主義統治造成的民族問題在國際層面上基本得以消解，這一觀念影響并真實地改變了20 世紀的世界版圖。

正是通過民族自決這一理念，民族主義徹底戰勝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主義。世界范圍內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逐漸被民族國家的覺醒和進步所取代，許多國家重新獲得獨立，延續了幾個世紀的主要大國間的殖民競爭和對抗也由此落幕。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也在觀念競合中成長。文藝復興動搖了中世紀神本主義的經院哲學對人類精神的束縛，人文主義猶如一股清新的風，推動了宗教改革，亦是促成地理大發現的精神動力。伴隨著國家主義意識，人們從效忠教會轉向王權，由此誕生了近代君主國及民族主義。在文藝復興中復活的自由主義對君主專制主義進行了挑戰。隨著布丹的契約觀念得到哲學家約翰?洛克（1632—1704）、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等的補充和完善，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由此奠定，人們逐漸由效忠君主轉向國家。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深入，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在英、美、法等國家落地生花，古典自由主義在19 世紀達到了巔峰。

但是，代表保守、專制的勢力并不甘心落敗，在維也納體系中一度回光返照，取得了對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優勢。此后，自由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結合導致了帝國主義；德、意等國民族主義大旗反被保守主義奪去，保守主義勢力掌控了民族主義，并一度演變成軍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古典自由主義似乎失敗了，它無力阻止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未能阻止1929 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發生，同樣無力阻止1939 年二戰的爆發。

不過，一戰后，威爾遜給民族主義裝上了國際自由主義的內核即民族自決，拋棄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從保守主義、激進主義手中奪回民族主義的主導權，這是對自由主義的一次重大修正。二戰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再次高舉一度消沉的自由主義旗幟，他大膽借鑒社會主義的優點與長處，以“新政”的名義，用改革的方法走出了危機，挽救了資本主義；通過把政治自由和經濟公平聯系起來，使自由主義再次獲得了全新的生命，實現了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從而戰勝了納粹主義，進而奠定了打贏冷戰的基礎。自由主義在觀念競合中重放光芒。

也就是說，經過多個世紀的不同觀念的激烈競合，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成為最后的贏家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自由主義在維也納體系時期內被俄、普、奧等主要大國視為威脅，直到20 世紀后期才獲得政府的偏好，被廣泛視作最為和平的政府形式以及穩定當今國際局勢的最好保證。自由主義曾一度慘敗，但通過在不斷競合的過程中借鑒、吸收其他觀念精華，不斷實現自我調整，從而煥發出頑強的生命力。同樣，民族主義也曾步入歧途，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結合，直接導致推行這種政策的國家的毀滅，但民族主義轉而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結合，從而徹底改寫了20世紀的政治版圖。

五、社會主義的未來與全球化

在本文行將結束之際，不得不探討20 世紀社會主義的進程，這對中國有重大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社會主義制度是一種直指資本主義制度性弊病的新型社會制度，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超越與創新。從競合的視角來說，社會主義不僅與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有競爭的一面，更有吸收、消化及合作的一面。而歷史的現實卻是社會主義多數是在封建、半封建的國家中發展、實踐起來的，挫折在所難免。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在與民族主義結合，完成了原來的革命使命、破壞了舊秩序之后，就必須轉向建設和改革的使命。社會主義建設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還應包括更為根本的現代制度建設；而改革就是要從根本上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殘余。

鄧小平曾高瞻遠矚而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封建是一個長期的斗爭，比打倒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困難得多?！本彤斍岸?，既然在過去的五百年中，自由主義已是最大贏家，但還遠遠不是福山所宣稱的“歷史的終結”（即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及對美好制度的探索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更高、更遠大的理想與社會形態，若能正確、全面地吸收自由主義的精華部分，必將煥發出強大的生命，成為塑造“冷戰”后正在形成的國際體系中的主導性觀念，這也是觀念競合過程中的應有之義。因此，看清世界發展之大勢，才是我們研究國際體系變遷的真正意義所在。

此外，我們經常過度強調觀念之間的對立、對抗與競爭，而實際上，不同觀念之間還有保留、繼承與合作的一面。譬如，自由主義是針對封建主義、專制主義，民族主義是相對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事實上，自由主義、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都反對中世紀的教權至上的觀念，所以如今按自由主義建立起來的近代發達國家也都是政教分離；民族主義戰勝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但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所帶來的全球體系、貿易及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民族主義者并不反對，或者說是阻擋不住的。

另外，主權的觀念盡管早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期便得以確立，并為以后各個時期所繼承，但對它的理解直到“冷戰”時期的世界政治中才達到最高點，主權得到了國家，特別是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的極力捍衛，且實際上壓倒了包括人道主義在內的所有其他訴求。但20 世紀90 年代的人道主義干涉表明，以前不被接受的干涉方式正在合法化，人權訴求一定程度上壓倒了主權。人權保護已與安全聯結起來，并成為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表明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在后“冷戰”、全球化時代已開始退潮。

進一步地看，“冷戰”結束后，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并行發展，曾經風光無限。但這一波自由化與全球化也導致全球層面嚴重的經濟與貧富分化，政治極化與社會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強勁的反全球化浪潮。反主流、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憤怒力量的崛起與反撲，將是決定未來數十年全球發展的最重要趨勢。

應該看到的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脫歐……全球風云突變，這一切均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的后果。新自由主義危機直接導致了美國2016 年大選成功地刮起了“桑德斯旋風”，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罕見地在作為自由主義大本營和堡壘的美國開始復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納德?桑德斯（Bernard Sanders），這位來自佛蒙特這樣一個小州的聯邦參議員、立場超然獨立的“政治異類”，已崛起為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鑒于美國民主黨內30 歲以下的年輕人中，70％均是桑德斯的支持者，因此，桑德斯以先知式的道德激情已將福利社會主義的種子播灑在年輕的一代人心中，這同時折射出西方發達國家正在進行新一輪自我修復與調整，全球正面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在尋找新的方向與突破。

當然，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并不一定是自由主義的終結，更不意味著西方世界的必然沒落。真實原因恐怕還在于，自由主義依然面對社會主義等其他主張或明或暗的競爭，需要進一步吸收包括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公平觀念在內的人類思想精華，才能擺脫當前的頹勢，遏制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洪流。

盡管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臨重大挫折，但正如中國過去二十多年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所昭示的那樣，社會主義依然大有可為，具備廣闊的探索空間。今后，社會主義若想徹底告別封建主義的桎梏，持續煥發新的生命力，也必須正確、全面地借鑒、吸收比如自由主義中的人權保障及權力制衡等人類思想精華。

當前，政治精英與國際資本、新技術這三者“鐵三角”式的結合已對全球中低階層構成更大、更嚴重、新形式的剝削和壓迫，以至于反全球化浪潮來勢洶洶！應該說，根本原因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政治出了問題。資本、技術為誰服務，決定權在于政治。

六、結語：觀念結構是國際體系的深層結構

最后，不能忽視觀念的局限性及唯觀念論。

雖然從近五個世紀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看，人類一直不斷努力超越物質力量對人類的制約，但正如美國國際關系學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所論：“無論我們是否愿意，物質力量的分配和組成在任何時間點上幫助劃定了可能的行動界限。”對觀念的這種局限，溫特進一步形象地指出：“我們可以對這些因素置之不理，就像巴厘人沖向荷蘭人的機槍、波蘭騎兵沖向德國人的坦克一樣。但是這樣做我們自己是要付出代價的。激進建構主義提醒我們要以歷史發展的眼光對待物質制約因素，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物質力量此時此地怎樣制約我們這個同時存在的問題?！?/p>

事實上，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在20 世紀初便一語中的：“直接影響人的行為的因素不是觀念，而是物質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觀念’造就的‘對世界的認識’卻往往像扳道工一樣起到確定方向的作用，決定著受利益動力驅動的行為運行的軌道。”

因此，從總體上看，觀念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得到檢驗和發展，才能變為與物質一樣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中的主導性觀念是不同觀念與權力相互競合的結果，而國際制度是主導性觀念或國際共識競合的結晶，同時制度的形成及其作用的發揮也取決于物質性權力和利益的博弈和回報。權力結構、制度結構與觀念結構彼此之間也存在著張力與合力，也就是說，它們內部亦有充分競合。這正是競合主義的要義之所在：從國際進程看，國際關系總體表現為權力分配競合、制度分配競合及觀念分配競合的過程 。

不過，權力結構與制度結構只是國際體系的表層結構，觀念結構才是掩蓋于權力結構、制度結構之下更為根本的深層結構。更直接地說，權力結構與制度結構的背后是觀念結構，觀念的根本作用在于建構及定義具有解釋能力的權力和利益。因此，在國際體系變遷過程中，觀念作為深層次因素，始終是影響、塑造國際體系更新與變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原題：“觀念競合與國際體系的變遷”。略去參考文獻，正文經重新編輯，并由作者稍有增刪后改定。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