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本（manuscript），顧名思義，是指人力手寫而非印刷制成的文本。我們熟悉的簡牘帛書、敦煌寫本，以及埃及的莎草紙手稿、歐洲中世紀宗教題材的手抄本等，都可被稱為“寫本”。近年來，寫本的頁面設計、裝訂方式、裝飾風格、材質、字體等非文本因素，被視作還原寫本生產、流傳和使用的重要線索，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興趣。這一新趨勢也對寫本的編目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寫本編目的傳統由來已久，較早出現的是紙質目錄。在新的學術潮流下，這些目錄已經不足以準確呈現寫本的物質形式和寫本歷史的復雜性。同時，信息技術飛速發展，電子數據庫成為寫本編目的新形式。這使得我們有機會采用更為靈活的方式描述寫本，同時也引發我們對這種新式寫本呈現方式的反思，乃至對其質量和發展前景的隱憂。

“在編目中該如何描述寫本？”為更好地應對這一問題，德國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中心聯合慕尼黑大學、意大利卡西諾大學于5月7日至10日舉辦了主題為“比較視野下的寫本編目：現狀、共同挑戰和未來方向（Manuscript Cataloguing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ate of the Art, Common Challenges, Future Directions）”的國際會議。此次會議聚集了來自寫本學各分領域的三十余位學者，討論范圍涵蓋西歐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寫本、中國早期和中古寫本、古希伯來語寫本、古希臘語寫本、埃塞俄比亞寫本、加許尼文寫本、沙希地語寫本、泰米爾語寫本、阿拉伯語寫本等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寫本，和近二十種已投入使用的寫本數據庫，以及描述寫本的前沿技術手段。在長達四日的會議中，與會學者總結了歐洲、亞洲和非洲寫本的編目現狀、成就和不足，嘗試在跨文化視角下解決面臨的共同問題。

部分與會學者（來源：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nuscript Cultures，Universit?t Hamburg）

比較視野下的寫本編目

此次會議的關鍵詞可歸納為“編目”與“比較”。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寫本，其產生的時間、地點，使用的語言、文字，物質載體和傳播歷史不盡相同。在承認各個寫本系統具有獨特性的前提下，能否設計出一套編目的統一規范，以促進不同寫本文化之間編目描述的一致性，是這場會議關注的主要議題之一。

瑞士弗里堡大學的Patrick Andrist和意大利卡西諾大學的Marilena Maniaci，以拉丁語冊子本（codex）的冊頁結構和頁面分割為例，探索系統科學地描述寫本的可能性。Patrick Andrist介紹了描述冊頁結構的三種方式：列舉式描述（discursive description/enumeration）、圖像式描述（graphic coding devices/tables） 和字母數字組合式描述（and alphanumeric formula）。他認為目前沒有一種描述方式可以全面涵蓋冊頁結構的各個方面，學界需更加注重寫本描述在理念、實踐層次的標準化。Marilena Maniaci則介紹了描述頁面分割不同方式，總結其優勢與缺陷。在結論部分，她提出理想的寫本描述必須完整、一致、清晰，并具有開放性。

來自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的élodie Attia-Kay更關注對于卷軸形式寫本的描述。她集中討論了西歐中世紀摩西五經卷軸的研究現狀，介紹了柏林、巴黎等館藏機構的編目現狀和存在問題。她指出，相比冊子本，目前學界對中世紀卷軸的研究較少，編目中卷軸的物質形式信息也多有缺失。目前用于描述卷軸的一些維度，如頁面尺寸、頁面分割、分欄、行數等，來自冊子本的描述傳統，并不適用于卷軸。她認為今后的編目應添加卷軸特有的描述維度，如軸的長度和卷子的長度。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通過3D技術可視化卷軸的結構。

然而，并非所有寫本都是完整的冊子本或卷軸。歷史上，大量寫本被損毀或拆分，流散至世界各地，如今以零散殘片的形式重新呈現在研究者面前。如何在編目中描述寫本殘片，尤其是殘片的物質形式，也是編目者面臨的現實問題之一。瑞士弗里堡大學的Christoph Flüeler將殘片區分為文本殘片（text fragment）和寫本殘片（manuscript fragment），并系統介紹了中世紀寫本殘片數據庫Fragmentarium。他指出，殘片的破碎性增加了辨識和描述殘片原本面貌的難度。目前，對于寫本殘片的描述，同樣缺乏統一規范。

奧地利蒙德塞修道院中世紀寫本殘片（來源：Fragmentarium）

此次會議有三位學者集中探討了如何描述中國寫本。來自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史達（Thies Staack）認為，現有的簡牘帛書數據庫更重視文本內容，對于寫本的物質形式關注不足，缺失了排版、抄手的相關信息，也無法體現寫本復雜的生產過程和流傳歷史。他以北大簡《老子上經》為例，展示了他所設想的最佳描述方案。這份寫本的背部刻劃線將寫本劃分為8個物質單元（material support unit）；正面的黑點標識符號和留白，又將寫本劃分為44個內容單元（content unit）；兩者相合處構成的邊界（boundary），最終將《老子上經》劃分為6個生產、流傳單元（block）。這些信息都應添入目錄。在結論部分，他提出對于保存完整、易于重構的寫本，要進一步劃分其不同層次的單元，關注其生產、流傳與使用；對于損毀嚴重、不易重構的寫本，也需盡力探索其可能存在的單元劃分。

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的高奕睿（Imre Galambos）圍繞敦煌寫本，闡述了他對寫本編目的看法。他認為敦煌寫本的編目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初斯坦因所雇用的中國秘書在敦煌寫本上留下的簡短描述，如敦煌寫本S.1286《佛名經》背面的紅字“破爛佛名經一塊”。敦煌寫本流散至各國后，英國、法國、俄國、日本陸續開始了整理工作，并出版目錄。其中，記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漢文文書的《敦煌漢文寫本目錄》（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對于寫本物質形態的描述較為完善，有寫本尺幅長短、紙質、紅字、朱印等信息，對研究者有很大幫助。他還指出，寫本的整理過程也應納入目錄的記載范圍，以便研究者回溯寫本的原本面貌。他以英國圖書館藏一份冊子本為例，早期照片顯示其頁角為圓弧，如今藏本的頁角卻變為了直角。這有可能是整理者為了讓這份冊子本的外貌形態更接近西方意義上的冊子本，刻意裁剪所致。若這份寫本的舊照片沒有偶然保留下來，現在的研究者恐怕將誤會現存藏本的形式是其原本的中古面貌。

敦煌寫本S.1286《佛名經》（來源：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德國漢堡大學的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則介紹了瑤族文書編目的基本情況和存在問題。他指出中國傳統的編目缺乏對寫本物質形態、語言學特征的關注；瑤族文書本身復雜的性質，如語言文字上的混雜多樣，以及寫本的損毀等因素都造成了編目的障礙。他認為目前的編目缺乏對于寫本裝訂方式、頁面布置、標識符號、寫本的擁有者與使用者的描述。描述寫本時術語的混亂也亟待改善，有必要統一術語的使用。

信息時代的寫本描述

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寫本數字化開拓了無限空間，也催生了寫本描述的全新特征。區別于紙質目錄中寫本與描述之間“一對一”的關系，電子數據庫建立的是“一對多”的關系，建立的是寫本與描述、圖像、錄文、元數據等要素之間的多邊關系。打通諸要素之間屏障的前提，是將它們轉化為機器可讀的形式。這要求編目者不僅有扎實的寫本學基礎，同時也要熟悉數字人文的前沿技術。

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的Yasmin Faghihi介紹了如何運用TEI Guidelines（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Guidelines）描述寫本。TEI Guidelines是一套機器可讀的文本數字化編碼，主要應用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目前已被廣泛運用于文本的保存、研究與教學工作。她指出，數字化編目不能僅僅滿足于數字化的外觀，更重要的是數字化的內在，利用數據建立目錄的內部聯系與結構。TEI Guidelines便是構建真正意義上的電子數據庫的途徑之一。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Matthieu Cassin則以希臘語寫本數字化為例，闡釋了賦予每份寫本獨有的數字辨識碼（numeric identifier）的重要性。傳統的編目依賴標簽號（shelfmark）區別寫本。但標簽號不適用于電子環境，無法被機器識讀。來自多份目錄的標準不一的標簽號，還容易造成混淆。為應對標簽號帶來的不便，項目ISMI（International Standard Manuscript Identifier）正致力于建立一套穩定的、機器可讀的數字辨識碼，并建設可供各館藏機構注冊寫本的數據庫。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Alberto Campagnolo所介紹的VisColl。在展示中，他將電子數據庫呈現寫本的主要方式歸納為四種：圖像視圖（Image View）、頁面視圖（Book View）、滾動視圖（Scroll View）和略縮視圖（Gallery View）。通過這四種視圖，研究者可以知曉寫本的內容和頁面的排序，卻無法得知頁面的接合方式和寫本的冊頁結構。針對這一缺陷，VisColl建立了一套數據模型以描述寫本的物質形式和內部結構，并最終以圖像的形式呈現。其原理是將寫本從理念上拆分成若干基本構成要素，然后搭建積木般從視覺上重構寫本樣貌。目前，VisColl提供的模型能夠細致而靈活地描述寫本中的折頁、單頁、護頁、原初頁、遺失頁、替換頁、插入頁，以及各種頁面接合方式，如縫合、全部粘合、部分粘合等，足以應對各類結構復雜的寫本。

利用Viscoll可視化寫本結構（來源：https://github.com/leoba/VisColl）

數據庫與寫本的保藏、研究

寫本目錄是寫本信息的主要來源，長期以來服務于該領域的研究者。在紙質目錄與電子數據庫并行的今天，電子數據庫在寫本保藏、研究方面的優勢逐漸顯現，昭示了未來寫本編目發展的主流。在這次會議上，不少學者提及寫本數據庫對于寫本殘片綴合的重要意義。歷史上諸多因素造成了寫本的破損與流散，給現今的寫本研究造成一定障礙。于中國讀者而言，較為熟悉的例子是敦煌寫本。敦煌學學者姜亮夫先生曾說：“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損裂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況，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處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倫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設法將其收集一處，方可使卷子復原。而此事至難，欲成不易。”而如今依靠聯合數字目錄，寫本數據庫之間的信息逐漸實現共享。即使寫本殘片流散世界各地，研究者也可以依據電子圖像復原寫本的原貌。

美國圣本尼迪克和圣約翰學院的Columba Stewart所展示的vHMML（Virtual Hill Museum and Manuscript Library）令人印象深刻。從1965年至今，vHMML與全世界超過20個國家550個圖書館合作，掃描了超過250000份寫本。他們的團隊甚至深入政局動蕩的地區，搜尋處境危險、瀕臨損毀的寫本，與寫本的保藏組織與個人建立合作關系，開展寫本數字化工作。目前，vHMML已通過圖像的形式存留了分布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土耳其、耶路撒冷和埃及的基督教寫本20000余份，分布在埃塞俄比亞、耶路撒冷和廷巴克圖地區的伊斯蘭教寫本近90000份。這些寫本的原本仍存留當地，現今已有部分寫本被損毀，或是遺失。vHMML的圖像資料成為了它們的唯一記錄。

黎巴嫩十八世紀阿拉伯語圣經（來源：vHMML Reading Room）

來自美國喬治福克斯大學的Steve Delamarter，則通過埃塞俄比亞《詩篇》寫本，探討如何運用量化寫本學開展研究。他統計了《詩篇》寫本的長寬比、每一單冊的平均紙張數、標示文本中間位置的各種方式的出現頻次、計算詩節的各種方式的出現頻次、用紅墨水突出單詞“瑪麗”和“上帝”的頻次，并以時間為主軸呈現數據，展現上述非文本因素長時段的變化趨勢。他強調非文本因素的特殊性需放置在大量數據構成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凸顯。這種統計不僅能增進我們對于書籍文化的整體性認識，還能定位非文本因素轉變的關鍵時間節點，啟發研究問題的生成：這些轉變背后的歷史動因是什么？是觀念性的還是經濟性的？推動變革的是抄手、書匠，還是藝術家？最后，他提出有必要盡快建設可供數據比對的寫本數據庫，以提高處理數據的效率。

寫本編目具有悠久的傳統，在編目中該如何描述寫本也是反復縈繞編目者和研究者的重要問題。此次會議總結和反思了現有的寫本編目工作，嘗試在跨文化的視野下追尋編目描述的一致性，并介紹了相關前沿技術手段，為未來的寫本研究提示了諸多可能性。然而，這一切只是開始。對寫本的共同興趣，將不斷驅使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相互合作、共享資源、解決問題，為寫本的描述開拓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