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在政治治理、經濟形態、社會秩序等層面都呈現出更多的“理性化”因素。近年來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更顯示出，黃仁宇所批評的那種“缺乏數目字管理”似乎需要重新予以檢視。這表現為明清以來政治與社會演變在兩個方面的特征。其一，市場發育與社會秩序演變中所蘊含的內在活力；其二，政治治理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同演化。這意味著，闡釋傳統中國政治治理的獨特道路及其歷史命運，需要更新的、更具內生性的理論話語與方法論。

11月27日，《探索與爭鳴》編輯部、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共同舉辦的全國青年學人年度論壇分論壇“術道之間：‘數目字管理’與政治理性”召開。與會學者重新審視了明清王朝在司法實踐、財經模式、社會組織、商業流通等角度的治理問題。

會議內容

會議分為兩個主題，首先是 “王朝體制中的‘數目字管理’如何可能”。

賴駿楠（復旦大學）從韋伯的“法律理性分類”入手，在通則化、綜合化、體系化的框架下討論明清司法實踐。他指出，如果從一種精英主義的視角審視，則清代民事審判的法源的確與歐洲近代早期的民事司法有著顯著差異。但是，由契約文書、民間慣習，及其地方司法實踐所看到的圖景則是，對于明清司法的法源與案件類型應當有更廣闊的觀察視角。由此，從君主統治、市場力量，及法律“內部”的理性化資源三個方面，可以重新審視近代早期中西法律理性化的共性和差異。

賴駿楠

申斌（廣東社會科學院）的報告主要聚焦于“量化思考和技術如何參與王朝財經治理”。申斌認為可以跳出黃仁宇自己的語境，將“數目字管理”理解為一種社會性技術尤其是治理技術，以此來透視中國傳統國家治理狀況。政治理念上的“集權”、行政制度設計上的“集權”和財政管理實踐中“集權”的實現程度應加以區分，而量化管理是推動集權程度提升的技術支撐。申斌區分了明代洪武時期與清代乾隆時期的財政運作差異。洪武型財政運作形式的特點是實物征調為主體，以倉儲出納為核心，建立“點對點”的供應關系，同時試圖壓縮官僚機構的空間。而乾隆型財政建立在商業化社會之中，貨幣財政運作與市場和交易高度關聯，同時民間包攬體系和龐大的官僚體系構成了財政運作的基礎。貨幣財富在官僚系統內大量積貯和流動，政府也面臨著市場波動性的挑戰，呈現出一種“定額化思維”與“重視波動性信息獲取”的“兩條腿走路”的模式。結合清朝的政治邏輯可以發現，清朝統治者是綜合考慮維護“圣王”權威、確保百姓基本生存、利用并警惕包括官僚集團在內廣大中間勢力三者情況下進行制度構建與決策的。

申斌

趙思淵（上海交通大學）從17世紀英格蘭學者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政治算術》入手，比較17至18世紀英格蘭與江南政治治理中的計算能力及其背后的政治邏輯。作為比較的文本是來自18世紀后期江南幕友謝鳴篁所著《錢谷視成》。這一文本顯示了“會計之學”在18世紀江南地方治理中的廣泛作用。由當時人所創設的編纂冊籍、會計核算、賦稅催查之技術來看，18世紀江南地方治理中已經展示出熟練的計算能力。但這種計算能力以一種相對恒定的經濟運轉形態與財富觀念為前提。發展與增長的觀念尚未進入清代的政治邏輯。

趙思淵

郭永欽（廣州大學）比較了18至19世紀中國與西歐的稅收結構。郭永欽強調“均平思想”在明清王朝的財富分配、賦役征發、算學技術等方面都有著深遠影響。均平思想在傳統王朝治理中有著深遠傳統。其一是重心從晉、唐時期的財產分配制度向唐代兩稅法以降的賦役征發制度轉移，使得均平的制度設計從分配向征收方面轉移。其二是從追求制度設計轉向務實的防弊措施，體現了實踐中制度調適的務實取向。由此，政治經濟思想、賦役制度和算學技術之間也存在著深層聯系。也正因此，包稅制度、“賣官鬻爵”等問題在同時代的中國、歐洲的政治運作中呈現出不同的邏輯，以及價值觀判斷。

郭永欽

分論壇下半場的主題為“政治治理如何面對市場流動性”。

蔣勤（上海交通大學）聚焦于清代捐納制度對官員晉升路徑的影響，以此回應傳統中國社會流動性問題的若干關鍵辯論。以科舉同年錄和各省同官錄為主要資料，個人能力、財富、人際網絡等因素對官員流動的影響可以通過量化方法進行檢驗。由此亦可發現捐納制度在清代皇權操作政治平衡中的作用。

蔣勤

胡岳峰（上海社會科學院）從貨幣制度的角度討論了清代應對市場流動性的政治邏輯。清代建立了完整制度掌握銀錢比價數據，試圖維持較為穩定的銀錢比價，以避免劇烈的物價波動。而針對貨幣管理上面臨的觀念轉變、技術變革、制度更迭、實踐反饋中出現的“無法固守例價”、“金屬貨幣自身缺陷”等問題，胡岳峰將解決辦法總結為建立信用化與本位幣、主輔幣制度。最后，胡岳峰指出，有關清代奏報體系在數目字的議題上的討論在具體研究和宏觀感知之間仍有很大研究空間。

胡岳峰

周健（復旦大學）討論了清代賦稅征收中的一個關鍵話題：漕運的賬怎么算。同光年間，由招商局負責江廣漕糧采運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采購如何應對糧食市場波動，成為戶部、糧道、州縣官、招商局之間的多方博弈。從長期來看，19世紀80年代起，采辦經費逐漸減少，采辦地三河的米價卻顯著上漲，招商局采辦盈余大幅縮減。其對策則是減少江皖的采辦，多用存津漕糧余米或在津采購，最終停止采辦。1874-1894江廣漕糧采買海運中，省級政府（督撫糧道）將采運業務外包招商局。兩者共同面對市場波動性，官員是否承認乃至保障官督商辦企業獲取盈余，是重要的問題。

周健

鄭彬彬（上海大學）在商貿情報生產的路徑下呈現近代英國如何對中國市場的進行“數目字管理”和“理性決策”。19世紀英國駐華使領在中國進行廣泛的商業情報搜集工作，形成了以數據報表和調查報告為主要類型的商貿情報。在條約體制下，領事肩負的“條約保稅職責”雖便于其獲取各類貿易數據，但也造成了數據的系統性缺漏。對此，自1845年擔任駐福州領事始，阿禮國開啟了另辟蹊徑的情報工作方法。他主張以通商口岸為解剖樣本，充分發掘中國政府、民間資料，并在中國既存貿易網絡的視野下分析之，試圖“客觀”“正確”地理解中國市場。他的情報工作將英方的對華擴張方向從沿海導向長江腹地。中國海關成立之后，海關發布的商貿信息成為英方固定且權威的源數據，讓英方改革統計口徑，深入分析中國口岸貿易特性成為可能，并使英國政府在“直接貿易”、“間接貿易”統計口徑下“再識”在華利益。由此亦可理解19世紀后半葉英國對華政策的調整，與在華英商的利益結合更為緊密。

鄭彬彬

何永智（中央民族大學）基于清代捐監數據，討論了外捐在清代財政結構中的意義。指出清代外捐呈現出由臨時籌款而逐漸“常態化”的演變趨勢，此一經費汲取模式，適應了政府汲取財政的實際需要。同時，在咸豐軍興的背景下，外捐在戰時機制形塑下衍生出多種經費動員模式，而制度嬗變則影響到政府的資源調度與經費汲取效能。外捐也是清朝通過調度社會經濟資源以維持收支平衡的“理財”手段，亦即清朝政治合法性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晴雨表。

何永智

點評與自由交流

綜合討論中，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學）首先對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的意涵進行解讀，認為以英國為代表的世界觀與轉型誠然重要，但是黃先生以“法律既以私人財產權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樣以數目字上加減乘除的方式，將權利與義務分割歸并來支持這樣的分工合作。這在推進科技的發展中，產生了一個無可比擬的優勢條件”界定英國數目字管理社會轉型的核心原因還需進一步探究。本次所討論的各個議題亦顯示出，隨著16世紀中國市場因素越發活躍，國家、社會乃至知識體系等不同的面相如何用技術手段去回應“市場”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就“數目字管理”這一議題，邱澎生以賴駿楠討論的法律理性化問題做了補充，指出滋賀秀三曾經強調明清律例采用“絕對刑”定罪量刑系統，故與近代西方的“相對刑”定罪量刑系統具有重要差異。但認真比較兩者，我們其實不應該即將明清中國法律類型說成更加不理性，而就是類型之間的不同。甚至可如陶安指出的，明清律例絕對刑的設計，其實立意是想更有效地降低地方司法官員的專斷與枉法裁判，內在實有一套理性的考量。因而，所謂的法律“理性化”，應該更好地視為是一個漸變的光譜，不宜簡單只以“是”或“否”做出二元對立的論斷。整體來看，我們仍需重視王國斌與彭慕然提倡的兼顧相似性與差異性研究取徑，持續更細致地審視中西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互動關系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