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Kuhn，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A Portrait of Benjamin Disraeli, Simon & Schuster UK，2007

1868年，迪斯雷利接替病重的德比勛爵，受命組閣。維多利亞女王在寫給長女（普魯士王儲妃）的家信中難掩激動和喜悅之情：“迪斯雷利先生成為新首相！這對于一個在人民中崛起的人來說，多么值得驕傲！”

此時距阿爾伯特親王病逝已有七年。女王夫婦是表親，婚后二人恩愛逾常，共誕育九名子女。親王心思縝密，訥言敏行，不僅是女王事業的幫手，更是她感情的寄托。親王逝后，女王哀慟過度，長期陷入自閉和幽居狀態：她謝絕朝臣覲見，也無心過問政事。少數共和派乘機發難，叫囂取消君主制。對此，朝野上下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

女王當時的處境可謂內外交困。長子威爾士親王愛德華繼承喬治家族不良基因，輕佻放蕩，先后卷入莫當特（Mordaunt）丑聞與埃爾斯福德（Aylesford）事件，后竟以通奸罪被告上法庭，令王室顏面掃地。與宮內丑聞相比，余波未了的憲章運動更觸動王權根本。有一份地下傳播的小冊子，公開妄議女王的財務狀況：根據法律條款，國家每年為王室支付費用總計三十八萬五千英鎊，其中女王私人費用即高達六萬英鎊——作者大膽發問：對于一位只需履行象征性職責的君主而言，國庫這一筆支出是否必要？日后女王回憶說，這一段是她一生中最孤立無援的時期：她成了“一名慘遭公眾誤會的女人”——大臣、報紙和民眾擰成一股繩，對她橫加指責，但卻無人對她表示同情。

迪斯雷利的登場適逢其時。憑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一流情商，他以積極樂觀的精神感染女王，重新喚起她對生活的熱愛，并將愛心推及她的臣民。日后為人稱道的維多利亞時代，以婚姻幸福、家庭和睦、道德完善和社會進步為標志，很大程度上是君臣合力謀劃的結果——迪斯雷利認為，讓每一位英國人感到開心快樂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也是他從政的全部意義。唯其如此，他尤為反感邊沁、密爾等功利學派的“快樂無用論”（Pleasure could profit no one），并且斷言與教化民眾相比，他本人更愿意享受日常飲食男女之樂趣——“快樂的政治”是他終身奉持的理想和信念。

本杰明·迪斯雷利

迪斯雷利出身于猶太富商之家，精通法律，酷愛文學（他后來對友人宣稱這是受父親影響：“我出生于一座圖書館——我父親的書房”）。由于投資南美股票失敗，欠下七千英鎊巨額債務，他轉而投身文壇，靠寫作償債——他曾對出版商坦言，根據合約條款寫小說，感覺糟糕透頂，“猶如少女被迫委身于人”。一開始，他刻意模仿上流社會津津樂道的“銀叉小說”（Silver Novel），很快便以一部自傳體小說《維維安·格雷》走紅；1840年代，更以《康寧斯比》《西比爾》《坦克雷德》等“青年英格蘭”三部曲震驚文壇——他本人亦被文學評論家視為英國“政治小說”的發明者：“若沒有迪斯雷利，狄更斯或許就不會寫出《艱難時世》。”當然，迪斯雷利對于自己的文學才能也極為自負。據說，某一次友人詢問他有沒有讀過時下流行的一部小說，他一本正經地回答：“每當我想讀小說時，我就自己去寫一部。”

小說是首相和女王的共同愛好。女王自幼天資聰穎，生性浪漫，其私人書信日記文采斐然。親王逝后，她時常一邊編織毛衣，一邊命人朗讀小說，以為消遣。迪斯雷利了解到女王這一雅好，每有新作，則寄呈女王批評指正，無形中拉近了君臣之間的距離。事實上，早在迪斯雷利擔任下院議長時期，女王對他已有“深刻印象”。他負責呈送女王御覽的下院文書“措辭與眾不同”，女王在致舅父利奧波德（比利時國王）信中透露，“就像他寫的小說”。或許正是在迪斯雷利的暗示和鼓勵之下——他在與女王私下聊天時常以“我們的作家”相稱——女王同意將《日記留影——我們的蘇格蘭高地生活》整理出版，書中記載了女王全家外出旅游期間其樂融融的溫馨場景，對于重塑王室形象大有裨益。仿效文人作家通行的做法，女王將新書一冊寄贈桂冠詩人丁尼生，并在附信中小心翼翼地寫道：“希望本書不會被批評得太過嚴厲。”在獲得專業人士和普通讀者一致贊譽后，女王備受鼓舞，于1880年代又推出《日記留影續集》——迪斯雷利精心打造的作家女王形象益發深入人心。

女王一向欣賞迪斯雷利的文學才華。相比于議院文書的華美文辭，女王對他在下院發表的演講“悼阿爾伯特親王”尤為感佩。在演講中，迪斯雷利宣稱“英國歷史上唯一能和親王媲美的是菲利普·錫德尼爵士；他們同樣積極進取，性格溫良，是罕見的浪漫與古典精神的完美結合”，并頌揚親王“公忠體國”，以致積勞成疾——這既是公允持平之論，又暗合女王意旨（女王私下堅信愛德華之穢行對親王造成致命打擊）。迪斯雷利的政治格局，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如此，隨后在親王塑像募捐提案表決時，迪斯雷利又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促使法案順利通過。對此，女王更是滿心感激。作為回報，女王贈他一冊以白山羊皮裝訂的親王演講稿，內附女王親筆簽名。不久，威爾士親王與丹麥公主的婚禮在圣喬治教堂舉行，迪斯雷利夫婦作為嘉賓獲邀出席，并有幸在溫莎城堡小住一晚。對朝臣而言，此等禮遇，殊不多見。

女王原本以法度謹嚴而著稱，但隨著與迪斯雷利交往的深入，她的郁積之氣一掃而空，心情越發輕松——有時聽仆人講笑話，竟開懷“笑出眼淚”——甚至不惜出于對后者的“偏愛”而打破政治規矩。由于保守黨內部紛爭，迪斯雷利首屆政府未滿一年便宣告垮臺，首相黯然辭職。按照慣例，女王有意賜封他為貴族，從而得以順理成章地榮升上院議員。但他堅持認為自己作為在野黨領袖，在下院更能發揮作用，于是婉拒女王提議，同時請求女王將貴族封號轉賜給他的妻子瑪麗·安妮。女王愛屋及烏，竟如其所請。

瑪麗·安妮比迪斯雷利年長十二歲。“我的妻子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迪斯雷利曾對女王介紹說，“但她永遠記不得希臘人和羅馬人出現的先后順序”。瑪麗·安妮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實業家、資深議員，也是迪斯雷利的政治導師。丈夫因病去世后，瑪麗·安妮攜大筆遺產改嫁迪斯雷利——時人普遍認為迪斯雷利此舉意在“謀財”（結婚之時新娘已年過四旬），但瑪麗·安妮卻相信迪斯雷利意在獲取“從政的經驗”。女王平生對兩類人最為反感：一是女權主義者，一是再嫁之孀婦，然而瑪麗·安妮卻以質樸和坦誠贏得了女王的歡心。

瑪麗·安妮與女王差不多同時結婚，而且像女王一樣對丈夫充滿柔情愛意。她說自己一生最向往拿破侖與約瑟芬的浪漫傳奇，這恰好也是女王的心愿。她對女王講述迪斯雷利的糗事：這位政治家一貫強調尊重婦女，宣稱“忽視女性之美是男人最大的犯罪”——他在婚前曾對瑪麗·安妮坦白：“我的一大惡習就是喜歡酒醉之后偷吻女仆。”某次醉后，他給妻子獻上一首情詩，希望自己“是一只跳蚤，可以輕咬你的膝蓋”。另外一次，他收到妻子的一封書信，驚嘆不已，稱贊其“文筆勝過法國書信名家塞維尼夫人”，并斷言在英國國內，其水準可能僅次于女王。據說在所有類似談話中，最打動女王的是瑪麗·安妮無意中透露的一個秘密：由于害怕失去，她每晚總要摟著丈夫的脖子入睡。

瑪麗·安妮大智若愚，對于迪斯雷利的風流韻事絕口不提，女王心知肚明，但也從未點破。迪斯雷利不止一次宣稱，女性是人生的最佳伴侶——而他的“玄機”，即在以平等和平常心善待每一位女性。他在正式場合，堅持對女王行中世紀騎士式的吻手禮，或用斯賓塞典故尊稱她為“維多利亞仙后”，或直接贊譽她是伊麗莎白女王再世——極大地滿足了女王的虛榮心。迪斯雷利認為，任何年齡段的女性，其實都有一顆“少女心”，女王也不例外。因此，他會不時贈送小禮物，同她講笑話、拉家常——事實上，后來即便是向女王匯報公務，他也刻意采用女王最喜歡的閑聊方式，直白而坦率。于是，最終所有難題都迎刃而解。

迪斯雷利深諳人性。他的名言是“軸承若想用得久，必須常添潤滑油”——文學評論家馬修·阿諾德曾指責他是“馬屁精”，他回答說：“的確如此。人人都喜歡奉承，假如你有幸為女王效力，你可能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每次朝見女王之前，他必定反復演練，尋求最佳表達方式——正如他在國會發表的演講，看似即興發揮，其實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難能可貴的是，即便如此，他也總能將奉承話說得恰到好處，且不露痕跡，令舉座之人皆如沐春風。他在第二任首相任內倡議多項改革法案，可謂無往而不勝，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這一談話技巧。

在女王看來，這也是迪斯雷利與他的政敵格萊斯頓區別之所在。格萊斯頓是政壇常青樹，作風嚴謹，嫉惡如仇，曾屢次因事關“政治原則問題”憤而辭職。他恪守傳統，對女王素存敬畏之心，但亦因此表現得疏遠而淡漠。女王日后回憶，當她收到冗長而復雜的《愛爾蘭教會法》（草案）以及格萊斯頓先生長達十數頁的解釋函時，差一點“精神崩潰”：她將法案和解釋函兩相比照，一邊閱讀一邊筆記，但最終仍不明就里（迪斯雷利后來因此直接免除了女王審閱法案的煩惱）。至于面談，更是她情非所愿——格萊斯頓“和我說話就像在公眾集會上做演講”，女王曾對臣屬抱怨。照女王的看法，倘若這位不茍言笑的大臣能夠像迪斯雷利一樣多些人情味，他的政治生涯或許會有更大建樹。

從各個方面看，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都像是天敵。與后者的清教氣質相反，前者視野恢弘、樂觀開朗，頗具福音教派的入世情懷；后者致力于個人道德完善，前者則不拘小節，更關注社會改進。后者是嚴肅的古典學者，前者是輕松詼諧的小說家。由于二人世界觀迥異，處理問題的方法也大不相同，他們在政壇纏斗數十年，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行政效率，但總體而言卻是互補相成，共同促進和維護了維多利亞的“時代風尚”。盡管后者執政時間更長，但憑借其政治才能和個人魅力，前者在形塑這一時代風尚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顯然更為突出。

第二任首相任內，迪斯雷利獲得女王的絕對信任和大力支持，在內政外交等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主持通過一系列公共教育、衛生健康、食品安全以及勞工權益法令，并通過擴大普通民眾選舉權的改革法令——該法令的實施是英國精英政治向大眾民主政治轉變的重要一環，由此國內政治面貌也煥然一新。到他1880年卸任之時，各界一致評價：本屆政府“在此五年間為工人階級所做的一切，超過過去五十年的總和”——迪斯雷利這位“在人民中崛起”的政治家，由此也受到民眾的衷心愛戴和懷念。

相比于內政，迪斯雷利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更引人注目。他奉行穩健與制衡的現實政治 （Realpolitik）原則（“政治家們所擁有的行動自由，要比他們自己想象的少得多”），避免一切冒進和不計代價的逞強，尤其反對貿然發動戰爭。他的名言是“政治不言終結”——政治家的責任就是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局面下找到“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案”。1876年，迪斯雷利施展政治手腕，為女王贏取“印度女皇”稱號，并在羅斯柴爾德家族資助下，購得蘇伊士運河股權（使得英國通往印度的航線縮短數周時間）——在這一場歐洲列強的較量中，正如迪斯雷利所說，女王最終成為“最大的贏家”。在1878年的柏林會議上，他主導俄-土談判，說服各方簽訂《柏林條約》——既維護了歐洲和平，又扼制了俄國的擴張野心，結果連鐵血宰相俾斯麥也不得不嘆服：“這個老猶太人的確是個人物。”女王晚年主動采取和親政策，與歐洲各國王室修好，被尊為“歐洲的老祖母”（德皇威廉二世是她的外孫，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她的孫女婿），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迪斯雷利外交思想的影響。

迪斯雷利慣于施展“兩面派”手法，有時連女王也被他蒙蔽。比如他一方面甜言蜜語，對女王宣稱君主制具有特異功能，它能通過“懷舊”凝聚人心、維護穩定，因此這一政治傳統不僅不能被取消，反而應該發揚光大；他進而主張將王權變成“大不列顛民族的象征，并鼓舞這個民族在全世界范圍內擴張”，由此，女王與“大英帝國”及其臣民將融為一體，永不分離。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具體施政過程中又通過一系列改革法令擴大人民的政治權利，最終成功“稀釋”王權，使得女王成為名副其實的“虛君”。

迪斯雷利晚年仍奉行他的快樂哲學。據他的門徒斯坦利勛爵（Lord Stanley）觀察，盡管年邁多病，他依舊喜愛珠寶、項鏈和女性——尤其是佩戴珍珠項鏈的女士，樂此不疲。對他而言，“政治貫穿始終，也幾乎是他唯一的快樂”。他本人畢生以出入宮廷為樂，也衷心希望更多同胞享受到這一樂趣。他試圖利用王室威儀喚起民眾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更希望女王將她的仁愛散播到民眾之中——這也是他竭力捍衛君主制的根本目的。

1881年，迪斯雷利病逝。囿于宮廷儀禮，女王無法蒞臨他的葬禮，但仍送出他平生最愛的報春花，并于葬禮四日后親自前往墓地悼唁，可謂哀榮備至。據傳記作家說，這位政治家的臨終感言是，“年輕時不妨尋歡作樂，年長之后，它會成為你在政界出人頭地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