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大學的雛形，起源于中世紀歐洲。是時，校園空間并非如今日般通過一個大學、學院抑或教育部這類政府機構自上而下組織起來，更多的是如西南聯大一般，由各個學者、學生自發在某些個區域中聚集形成。最初的校、城關系（Town and Gown)，諸如牛津與牛津城，亦是充滿對抗，經過數百年的整合、學院制的建立、權力興衰更替之后，在共處中實現平衡，以獲得更大的共同利益。[1]

借用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體系中行人對步行距離的敏感度來看，在當代龐大的城市空間中，城市對大學的保障，以及大學師生對外界釋放的氣息，更多體現在毗鄰大學的城市區域。[2]例如：中國北京的“中關村—清、北、人”，上海的“赤峰路—同濟大學”，深圳的“桂廟新村—深圳大學”等。

中關村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區位關系圖

赤峰路與同濟大學的區位關系圖

桂廟新村與深圳大學的區位關系圖 陳昊 繪

臨校區域

臺灣地區的黃世孟先生在《臺灣大學校園規劃之經驗與策略》中提出，大學校園的規劃范圍應分為兩類：一類為“規劃地區”，即高校擁有管理權、使用權、所有權的區域，另一類為“研究地區”，是為受大學生活與活動影響的區域，并從中提出“隱形校園”的概念；[3]黑川紀章在其著作《共生思想》中，明確了共生的兩個條件：一是承認“圣域”，二是構建中間鄰域。[4]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地區，校園與城市是兩個明顯異質的空間，而臨校區域則是雙方的中間域，此區域穩定性較弱，受到雙重空間要素的影響，但能調控雙向空間屬性，構成融合過渡區域。

臨校區域的運行機制

臨校區域運行機制是促進校園與城市相互聯動、互相作用的一種機制。不同于校園內部、城市內部、鄉鎮內部、城中村內部的運行機制，臨校區域的運行機制，是兩種明顯異質空間之間的互動，其決定了校園師生愿意與城市互動，也決定了城市在該區域受到校園的大量影響，形成一系列的共生產物。

運行的前提：相互平等的關系以及對學生實踐的寬容

從牛津大學的歷史可以發現，牛津建立初期，由于是時大學師生被英國皇室賦予一系列特權，校園師生與當地居民之間存在不平等關系，其特權被剝奪以前一直是校園師生與當地居民之間矛盾的根本原因，隨著牛津特權的收縮以及市民力量的增長，彼此間的權力分配達到相對均衡狀態。此過程中，大學與城市的關系也由沖突走向緩和。[1]

當代的中國城市，雖然象牙塔的形象以及物理的圍墻，讓高校似乎有些“特權意識”，但高校師生與臨校區域的城市居民發生互動時，盡管背后是不同的群體標簽，在各自群體的內部，卻形成一張弱聯系的關系網——互動更多在個體之間發生，而不是以機構或群體之名，這樣能有效避免因一方過于強勢，造成力量不平衡，從而形成壓迫。

在一系列氛圍良好的互動之下，雙方得以友善相處。臨校區域對校園師生在此的社會、學術實踐也足夠寬容，甚至為了生意去迎合學生喜好，精心裝點店面。比如，在深圳市南山區平山村中，面向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分校區的諸多店面，與村中另一側的店面，樣貌截然不同，前者以對高校師生更具吸引力的面目出現，以獲得更多青睞。同時，這些店面也允許高校師生在此進行實地合作、實踐，推動眾多新穎創意脫胎于臨校區域，使得這個片區充滿年輕與創新的氛圍。

平山村內部

平山村，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校門對面 Rosa 供圖

運行的要素：充足的半公共空間

簡·雅各布斯在其1961年出版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提到紐約一個公立學校的案例：學校周邊一個社區的消失，對學校而言，其影響大部分是負面的，雖然其進行更新后，可供聚集的場所從數據上并未減少，但更新后的區域沒有酒吧、小吃店、雜貨店、飯店等，雖然其補充了全套其他可供聚集的場所，如：游戲室、戶外椅子、中心商場等，但在這些場所進行活動，與原有的場所中產生的感受是不一樣的。雅各布斯提出，必須要理解，為什么在門廊里喝可樂是有別于在游戲室里喝可樂的[5]，或者以一個更貼近生活的例子來說明：在城中村里吃燒烤是有別于在shopping mall里吃燒烤的。在過度共享的大空間里，人是很難停留的。

以深圳大學周邊的桂廟新村和其他社區為例：

在深圳大學周邊，諸如海岸城、南山文體中心、產學研基地等社區中，其大片共享空間，看似將人們相互融合，但觀察使用人群的行為可見，這些共享空間更多是作為一種路徑空間，而不是聚集場所，很少有人愿意在一個寬闊的空間中，承受一群陌生人的注視。

相反，在桂廟新村中，雖然其街道空間更窄更小，但不影響學生在街道上三三兩兩聚集商議、聊天。上述社區看起來都很熱鬧，但細心觀察能感受到，海岸城等社區的熱鬧是分散的，單獨的，而桂廟新村的熱鬧是成片的，相互的。

桂廟新村街道凹空間的聚集商議 陳昊 攝

海岸城匆忙的行人

另外，較小的店面也能有效劃分公共空間，避免不同活動的使用者相互影響。相同面積的空間，一個較大的空間或可容納兩到三種不同社交活動，而當其被劃分為五到十個較小空間時，卻能容納更多相互獨立的社交活動。如一墻之隔的兩個店面，可以同時獨立進行棋牌與品茗、餐飲與會議等活動；如果將隔墻打通，這些社交活動的參與者之間，很可能發生一系列矛盾，或者大家都不愿再在此處進行這些活動。同時，不少店鋪中，店家也有意無意地讓店內空間變得更為豐富，為使用者提供更多半公共、半私密的空間。這樣，一方面能有效避免社區業態單一化，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吸引不同需求的人群，保持社區的興旺與人氣，以及提供更多流動的空間給使用者。

桂廟新村中一家奶茶店加裝的閣樓 陳昊 攝

正在復習備考期末考試的學生 陳昊 攝

運行的結果：擁有完整的社區體系

自反饋作用促成的社區成熟度

不同于現代社區中常見的薄弱鄰里關系，在臨校區域之中，由于空間使用者來自同一個或幾個高校，相互處于同一個關系網絡，因而這里更接近熟人社會或口碑社會。社區自我反饋，能在極短時間內產生作用：比如，一個環境衛生較差的食肆，或一個偷換零件的電子產品店鋪，其惡名將在這張關系網中大量傳播，不良商家由此被驅逐；而環境較好、價廉物美的商家，則會在這張網中美名遠揚。

此外，得益于接近熟人社會的社會體系，在一些臨校區域，還發生了一些有趣的現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飯/菜票曾一度成為中關村中除了國家發行貨幣以外的另一種等價交換物；而在日本，東京大學臨校區域中的商家，愿意讓東京大學的學生因其忘記帶錢或帶錢不足而暫時賒賬。雖然有造假、不認賬等潛在風險，但這些高校在其臨校區域中的良好口碑以及其社區完善的自我反饋體系也為其加上了一道保險。這在當代日益冷漠的城市鄰里生活中是很少見的。

同時，臨校區域很重要的功能是，滿足校園師生的生活所需，從衣食住行到吃喝玩樂，在一定步行距離內，幾乎所有生活所需都能滿足。這得益于成熟社區的自我反饋作用，過量的供給與短缺的需求都會由此調整。這也是部分高校畢業生在畢業后會選擇回到臨校區域生活的原因之一。

當然，線上購物、外賣平臺等，正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滿足著師生的需求。這也是目前國內大部分臨校區域開始業態老化、失去更新動力的原因之一。但是，高校師生的線下社交需求依然能在臨校區域中得到一定滿足，這或許也是未來臨校區域的發展方向——強調體驗生活、體驗城市、體驗空間等精神層面的需求，而不單是滿足物質層面的。

夜幕下的小清新街 陳昊 攝

桂廟搬遷截至日前搬出的畢業生 陳昊 攝

打破認知壁壘

另外，臨校區域也是讓城市居民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高校、了解高校師生、與高校師生交往的平臺。在中國，不乏居民對高校的概念是模糊的。許多經歷過高考與報志愿的人也發現，身邊不少親戚朋友，對高校的認知只停留在寥寥數所知名高校的名字上。深圳早年平山村中，一位維修店的老板曾把初初創辦深圳校區的哈爾濱工業大學誤稱為哈佛大學。這成為一個笑話。而在臨校區域，他們可以切身與高校師生互動交往，建立更加具體與真實的高校師生形象，切實地打破認知壁壘。

并且，高校師生在臨校區域中，其身份認同也會或多或少轉換成城市居民，把自己作為城市的一分子，認知城市的運行模式，學習與高校以外的城市居民交往。去看見或許在他們校園生活——甚至以往或往后的人生中都看不見的真實生活，補上當代高校所匱乏的城市社會教育。

潛在社交方式與運行網絡

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臨校區域還擁有一些潛在的可能性。

比如，在商家促銷活動或社團活動贊助時，當代大學生在社交媒體鋪天蓋地轉發參與。這個過程中，商家通過讓利給消費者，借用高校學生的關系網絡，達到傳播目的；學生參與轉發，獲得折扣優惠。過程無需第三方廣告商參與，減少運營成本的同時，也留給學生良好的形象，達到共贏效果。

比如，一些臨校區域的商家或房東，提供以高校學生身份證明便能獲得的折扣優惠，以培養消費習慣，從而長期吸引客源，其中也包括部分畢業生。

比如，一些社團組織活動時，除了線上以及校園中的傳播以外，也希望在一些商家店面張貼海報，針對性地吸引愿意步出宿舍社交的學生群體。

迎新晚會海報 陳昊 攝

除了基于校園活動的互動，學生也可將臨校區域作為信息中轉站以及資源共享中心，求職、調研、創業、租賃等信息也能輕易在臨校區域中獲取，各種有趣和實用的二手物品也安靜地收藏于某個偏僻的角落，等待“寶物獵人”去挖掘。

復旦舊書店

應該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到今天，無論哪個年代、哪個地方的師生，對曾經或現在校園的印象中，都有這么一個地方。它靠近學校，占地空間也許不大，以小街小巷式的城市空間呈現在自己面前，里面充斥著各種充滿生活氣息、價格便宜的小店鋪，提供著舒適的社交氛圍。

“這個地方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朋友們（出去玩結束之后）大半夜往學校回走的時候一路開心地聊天吧。”——兔尾巴鑫

臨校區域之所以能得到高校師生的青睞，離不開其合理的底層運行邏輯。而這種由師生與城市居民共同構建的社區發展模式，是一種完全不同于校園中集體經濟形式的生活模式，師生們在此重構校園生活的另一面。

“學校飯菜就那么幾樣，晚上基本都會去校外買零食什么的。”——花舞小枝

這片地方，讓他們切實地參與到了自己生活的創造之中，尤其是對于剛剛脫離中學集體生活與家庭生活的大學新生。對來自傳統東亞家庭的學生而言，更是一種新鮮而深刻的生活體驗。這也許是他們第一次確切地感受到自我。

“我特別喜歡在周末或者考完試之后去那里（一家小酒吧）喝一杯雞尾酒，聽著喜歡的歌，吹著海風，特別愜意。”——Sunny

臨校區域除了滿足師生們的物質需求以外，也提供著一些特別的文化土壤，像曾經聞名深圳文青圈子，位于桂廟新村的荒野書店（已消亡）、經營超過二十年的復旦舊書店，便分別為深圳大學、復旦大學提供著另一種不同于校園的文化氛圍：沒有學分，沒有考試、論文、考核，沒有課堂等級秩序，無論師生，參與全憑個人興趣，在這樣平等且相互尊重的氛圍下，交流可以充分自由表達，思想的碰撞更能產生特別的火花。

“如果復旦舊書店關停，我們失去的只是一家書店嗎？”——《永遠新鮮的老地方：復旦舊書店的獨特社群價值》

而位于西湖東南一隅，被視為杭州“亞文化”圣地的loopy club，也與其西北方向約1.5公里外（路徑距離約3公里）的中國美術學院（南山校區）結下淵源（杭州公共自行車系統發達，有相對舒適、安全的騎行環境，3公里是適中的距離）。跨媒體學院的老師有時在此以實踐代課的形式上課，給學生們提供實操平臺，由此構建的社群氛圍也反過來吸引著更多美院的學生。

“舞池外有一大片社交空間，可以喝著小酒席地而坐，和周圍的人社交……大家都很需要共建這么一個場域”——龍哥

正因如此，高校周邊的區域，成為學校師生們城市生活、文化的一個載體，無論哪個時代、哪種文化的師生，都能在其中找到屬于自己、可以去創造的一片樂土。

形成積極的城市空間，需要適合的土壤。必須通過各方面的力量共同集合推進，才能使其生長發芽。我們的生活需要我們自己創造，城市、社區生活的構建僅靠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去完成規劃設計，很難說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或許，對城市空間，以及居民的生活，規劃設計時進行一定留白，將生活細節的決定權歸還給使用者，我們的城市社區會收獲意想不到的驚喜。

[1]曲縱翔,趙麗文.從對抗到共生：中世紀大學與城市關系變遷—以牛津大學為例[J].現代大學教育,2020(1):61-68.

[2]Erick Guerra,Robert Cervero.Is a Half-Mile Circle the Right Standard for TODs?[J].ACCE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o. 42.

[3]黃世孟.臺灣大學校園規劃之經驗與策略[J].《城市規劃》2002(5):46-49.

[4]黑川紀章.共生思想[M].1987.

[5]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