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過年了，這種闔家團圓、親友相聚的場合，往往也是大型“面子工程”的建設現場，從穿什么衣服、帶什么禮品，到飯桌上應該怎么說話、怎么敬酒，都圍繞著“面子”展開，令人苦惱。

為什么許多人那么“好面子”？“面子”代表著什么？今天的文章，傳播學教授劉海龍將從相關的理論入手，給我們答疑解惑。

講述 | 劉海龍

來源 | 看理想App《傳播學100講》

01.

“面子”是什么？

一位美國的傳教士，叫亞瑟·史密斯，中文名叫明恩溥，在1892年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氣質》，開篇的第一章就叫作“面子”。

《中國人的氣質》明恩溥 著

書里講到，中國人是一個具有強烈演戲本能的種族，也是按照戲劇的方式來思考問題的。如果在復雜生活中適當地做出戲劇化的舉動，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這些舉動，忽略這些舉動，阻撓這些舉動的展示，就是“丟面子”。

明恩溥認為面子就是一把鑰匙，可以打開藏有中國人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碼箱。但面子是什么呢？在傳播學與人際傳播的研究中，面子屬于印象管理，在互動中形成的印象，就是俗稱的面子。

“好面子”這個看法在明恩溥提出來之后，也影響到了20世紀初的很多中國學者。

比如魯迅就非常推崇明恩溥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他也講中國人喜歡做戲。他講過一個新聞，說有家人辦喪事，結果白孝衣不夠，有一些來參加喪事的人覺得自己沒有白孝衣穿，沒有面子，于是就打了起來。

林語堂在《吾國吾民》這本書里，也將面子、命運和人情作為統治中國人的三女神中的一個。

他說“這個臉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這個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丟掉’，可以‘爭取’，可以‘作為禮物送給別人’。它抽象，不可捉摸，是中國人調節社會交往的最細膩的標準。”

02.

“面子是一種表達性的儀式”

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認為不同文化中的人都在進行角色表演，面子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于是，他就把中國人的面子引進了他的社會分析中，變成了一個著名的社會學概念，也就是開篇提到的，他將面子定義為在互動中形成的印象。

戈夫曼認為面子是個人為自己爭取的一種有效的且肯定的社會評價。面子是公共的自我形象，是一種自我表演，我們通過自我形象建構來影響或者管理他人如何看待我們，而理想化自我呈現的結果或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們能夠獲得面子。

面子被他人認可，我們就會感覺良好；面子被質疑，我們就會感覺尷尬和難堪。

但是面子是在互動中獲得的，只考慮自己的面子還不夠，讓別人有面子，最終才能雙贏。所以戈夫曼提出“面子是一種表達性的儀式”，就隱含了面子的互惠性。

人人都愛護和在意自己的面子，但如果我們不維護他人的面子，就不能期待他人也能維護我們的面子。這種面子的互惠性深深扎根于人類社會，看到別人丟面子而無動于衷，會被認為是冷漠的；反過來說，毫不在乎自己丟面子的人，也會被認為是無恥的。

這種對于面子的感知雖然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含義，但是面子的互惠性卻通用于各種文化和各種社會形態中。

如果在交往中發生意外，“有面子”的正常狀態也會被破壞，這時互動就會變得尷尬或者偏離正常軌道，就會出現“沒面子”或“丟面子”。戈夫曼描述了兩種沒面子的情況。

第一種是某種信息或者行為破壞了某人正在樹立的形象，這個人這個時候就處于沒面子的狀況。比如前段時間發生的知名科學家在線參加會議時沒關攝像頭，突然被旁邊一位青年女子親吻，這種意外流露的信息，就會讓這位科學家處于沒面子的狀態。

第二種沒面子的情況，是在某種特定的互動語境中，某人無法達到別人期待或要求的形象。例如小朋友在過生日的時候，期待長輩能夠送一個他們喜歡的禮物，但是如果沒有達到要求，或者長輩送了一個過去送過的禮物，小朋友失望和不買賬的反應就會讓大人覺得很沒面子。

因此，從這兩種沒面子的情況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既然戈夫曼是把互動與面子看成是人們之間進行的表達性儀式，那么他關注的就不是個體或心理，而是人們交流中呈現的行為規則，他把它們稱之為“句法”，也就是一種面子的語法。

為何面子還有語法呢？因為傳播由人們互動時的一系列有序信息構成，只有當這些信息按照一種協調的、符合規則的交換模式展開時，作為一種行為的傳播才能夠發生。當這些條件得到滿足時，互動者完成了他們的表演，才能夠維護他們的面子。

而當丟面子的情況發生時，人們往往還會采用“面子功夫（facework）”去維護、修復自己或他人的面子。比如，有人會采用自嘲的方式化解尷尬，也有人會采取其他更復雜的方式來恢復面子，例如解釋、道歉、回避甚至進攻性行為。

總的來說，面子功夫可以分成兩種，一是預防性的，二是糾正性的。

預防性的面子功夫，指的是為自己或者他人可能丟面子的行為，而提前做出預防性措施，比如盡量不在公開場合發言，或者發言時先說“我說的可能不對，但是……”。

我們有時會在批評對方之前先照顧對方的面子，比如先說一些正面的評價，例如“我知道你很努力，但是……”，這也是一種預防性的面子功夫。

如果當面子破壞已經不可避免地發生，互動順序已經處于一種“儀式失衡”的狀態時，就要用到糾正性的面子功夫。它指在丟面子之后所采取的恢復面子的行為，比如遲到之后的道歉或者解釋，或是在他人做出了丟面子的行為之后，我們接受對方的道歉或者解釋。

03.

面子是怎樣被維護的？

社會語言學家布朗（ Penelope Brown ）和萊文森（Stephen Levinson），在戈夫曼面子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他們主要探討的是在具體的表達中，如何保存對方的面子。他們認為面子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公開性。面子是在行動中能夠被觀察到的形象，而不是存在于思想中的形象。

二是社會性。你自己扮演的形象是否成功，取決于他人是否能夠與你建立起一致的理解。

三是面子是爭取來的。人們在特定互動中采取的行為可以使面子關系保全或者維持。

第四，面子是某種我們需要的東西。

雖然面子是人人都需要的東西，但面子也分“積極的面子”和“消極的面子”。“積極的面子”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形象得到了互動中其他人的接受與贊同。

“消極的面子”則與我們形象的權利和尊敬有關，比如為了不讓別人沒面子，盡量不講一些讓他可能丟面子的話。

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布朗和萊文森建議采取一些不同的策略來維護不同的面子。其中有一些會讓對方丟面子，有一些則會保全對方的面子。

比如當我們在工作中面對朋友提出的一個很糟糕的策劃方案時，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最直接的是：“你這個方案根本不可行，因為之前有過類似的方案失敗了。”顯然，這樣的表達會傷對方的自尊，會令TA丟面子。

我們還可以換一種表達：“我知道你在這個策劃案上花了很多心思，不過你第一次做，難免對之前的一般做法不太了解，我正好之前做過類似的方案，不如我們可以一起完成，你可以先看看我以前的。”

這種表達也比較直接，但是相對于第一種表達，就具有了“積極的面子補償”，強調了我們倆之間的相似性和合作性，通過團結策略彌補了對方的面子。

我們還可以換一種表達方式：“雖然我對你做的這個項目了解也不多，但是感覺你的策劃可能缺點什么，之前公司里做過一個類似的活動，你可以參考一下。當然，那個項目和你的還是有些不同，面對的商業環境也不一樣。你可以看看，然后自己決定是不是要進一步修改完善。”

這種表達策略也直接否定了這個策劃案，但是它是通過表示尊敬來減輕對面子的威脅，是一種“消極的面子補償”。與“積極的面子補償”相比，消極策略是順從性的，弱化了強迫的色彩，不是讓對方一定要做什么，并且謹慎地保持了某種距離。

但還可以再換一種間接的表達：“你知道嗎，之前我們部門的XX人做過一個類似的策劃，非常成功。”這個表達策略不是直接提供建議，也不是對對方的做法作出評價，而是間接地講了一個故事，暗示可能對方的方案不太好，可以參考一下別人的。

這可以稱之為“非正式的策略”，它沒有明確表示說話人的動機，從而保全了雙方的面子。

當然，另外還有一種策略就是什么也不說，轉移話題。我們可能認為，不論采取什么策略，否定對方的策劃都可能威脅對方的面子，這個時候采取“回避策略”就是最佳選擇。

比如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做了菜給你吃，很難吃，問你味道怎么樣，這個時候作什么評價都很危險，只要悶頭吃就可以了。

當然，使用什么樣的策略，都還會受到其他條件影響。比如兩個人之間權力不對等，一個人可以把TA的計劃加強對方，像是上級對下級，這個時候用直接策略就會比較多，TA可以不顧你的面子，直接批評你；

還有一個條件是兩個人之間的距離，親密度、相似度，一般來說，距離越近，越會采用留面子的策略。

還有一個是話題的級別，人們對于不同的話題敏感度不一樣，有些話題涉及的面子威脅比較大，有的則比較小。

這些因素加起來就構成了某個情境中面子威脅的份量。一般來說，面子威脅份量越大，就越容易采用非正式策略和回避策略，面子威脅分量小的時候，就會選擇直接的策略。

04.

“臉”和“面子”有什么區別

我們上面談的這些，都是西方社會科學關于面子的研究。比起中國人的面子文化，西方社會科學的優勢在于，他們會把一個模糊的概念作清晰的界定，比如戈夫曼的面子理論和布朗和萊文森的禮貌理論，都是把面子明確定義為個人的形象。

但是概念經過跨文化旅行，一般都會打些折扣。最突出的就是，我們在前面這些理論中，看到的都是從個體角度的論述，但是中國人說的面子，顯然在社會文化與人情層面還有更豐富的內容。

就像寫《美國人與中國人》的許烺光說的，中國人的面子有家庭背景，它是情境中心的，具有依賴性，而美國人是以個體為中心的。親屬群體依賴感和光宗耀祖的追求，是中國人不同于美國和印度人的重要特征。

《中國人與美國人》許烺光 著

還有一位美國華裔人類學家胡先縉，她比戈夫曼還早，就論述了中國的“面子”概念。她還敏銳地觀察到，中國語言除了“面子”外，還有一個西方學術界比較陌生的“臉”的概念。

“臉”這個概念和“面子”在英文里都被翻譯成“face”，但是胡先縉認為這兩者是有差異的。她認為“臉”是有道德含義的，比如我們說“丟臉”，就是團體對不道德或社會所不同意之行為的責難；有時候我們也說“丟人”，顯然這是人格的喪失，丟臉、丟人要比丟面子要嚴重得多。

“丟面子”只是表示自我無法出人頭地并獲得聲望而已，我們要是說對方“不要臉”，這是相當嚴重的道德指責了。因此，“臉”在中國文化里，不但是維護道德標準的一種社會約束力，也是一種內化的自我制約力量。

而且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集體至上的特點，個人的丟臉還會損害家族和集體的名譽，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你這樣做是給某某人丟臉”。

比如中國的家長、甚至老師都會認為，自己的孩子或學生如果沒出息，就會丟他們的臉。還比如前幾年有北大的畢業生去賣豬肉，就會有人認為這是“丟了北大的臉”。

不過，另一位中國社會學者翟學偉卻不同意胡先縉的看法，他認為“臉”與“面子”的區別并不是是否具有道德評價的區別，而是“臉”更重形象，“面子”重交往。

“臉”和個體的行為關系較大，它集中體現的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現；而“面子”和社會互動關系較大，它所偏向的是互動的雙方所處的關系狀況。所以中國有一句民諺：臉是自己掙的，面子是別人給的。

這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在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系統中，個人對自己形象的塑造和具有“臉”的資源的多寡，直接關系到他和他人關系的建立和獲得“面子”資源的多寡。

因此在西方，“臉”與“面”是一致的，但是中國是重視關系的社會，所以才在“面子”和“臉”上出現了分化。

可以說，“臉”是個體為了迎合某一社會圈認同的形象，經過印象管理后所表現出的心理與行為；而“面子”是這一業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為，在社會圈人的心目中所產生的序列地位，也叫作心理地位。這個是翟學偉的看法。

這樣來看，“臉”其實更接近戈夫曼等西方學者所說的個人塑造的形象，而“面子”則涉及互動與他人對我們的承認。

既然面子是他人給的，那么這里面就涉及一個交換和互惠互利的問題。因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要給別人留面子，自己才有面子，這就會涉及到中國人說的人情與西方社會理論中的社會交換。

*本文內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頻節目《生活在媒介中：傳播學100講》第37講，內容經編輯整理，完整內容請點擊“閱讀原文”，移步至看理想App內收聽。

配圖：《過年》《狗十三》《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