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給海歸們提出了新的使命：重新構建更大更宏偉的橋梁，向世界解釋和說明中國理念。”

5月29日上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央行原副行長朱民在“中國海歸群體與改革開放40年——2018第四屆海歸中國夢年度盛典”上如是說。該活動由人民日報社、中國僑聯指導，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志社與中國僑聯文化交流部聯合主辦。

現場還來了兩位副國級領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炳軒、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以及中國僑聯主席、中科大原校長萬立駿，中國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長杜祥琬，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等300余位政商學界大咖。他們很多人有一個共同身份——海歸。

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

今時今日，海歸是非常普遍的選擇。可在十幾年前、幾十年前，海歸直接意味著生活水平的大幅倒退。

萬鋼于1985年至1991年在德國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機械系讀博士，畢業后在奧迪公司工作10年，1998年被評選為汽車工業界科技十大精英之一，在奧迪舉足輕重。

2000年，萬鋼向國務院提出了開發潔凈能源轎車，實現中國汽車工業跨越式發展的建議，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為了實現這一計劃，萬鋼放棄在奧迪的高級職務和優厚薪金，于2001年正式回國，赴同濟大學工作，成為一名“海歸”。

回國后，萬鋼從同濟大學普通教授做起，剛開始沒有自己的房子，和老母親住在一起，年薪只相當于在奧迪的月薪。提到回國后的目標，他說：要把中國的汽車工業搞出一套自己的路子來，就著眼于開發潔凈能源的汽車。中國的汽車工業如果要想走到世界上最前沿的時候，必須應對這樣的挑戰。

杜祥琬院士自稱是一名“80后”老海歸。他出生于1938年4月，1959年被公派至前蘇聯留學，進入原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學習原子能，組織上為他選擇了理論核物理專業。

1964年，杜祥琬畢業回國，被分配到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論部，參與核武器的研究。“我們的任務就是搞清氫彈的原理。1966年12月28日，中國‘新的核試驗’——氫彈原理試驗成功。”杜祥琬說，中國科研人員實際上只用了兩年兩個月就完成了這項完全獨立自主的科學研究。

1975年，杜祥琬已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工作了11個年頭，因為成績突出，領導準備任命他為副所長。聽說消息后，杜祥琬開始“四處奔走”，不是為了落實任命，而是為了拒絕任命，因為不想被行政工作占用科學研究的時間。

經過他的努力，所里同意了這個請求，直到1984年他才被任命為副所長。杜祥琬說：“這為我爭取了9年寶貴的科研時間。”

杜祥琬院士

1987年，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準備任命杜祥琬為副院長，連任命書都起草好了。杜祥琬當時正參與“863計劃”，他“照方抓藥”，一級一級找領導，還請出老科學家為他說話，“這個副院長我還是不能當，因為國家 863 計劃得全力投入”。于是，任命又拖到1993年。

兩次延期升職，幫助杜祥琬在核武器和激光技術兩個領域取得了突破。2002年，他當選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并分管能源學部工作，又開始在能源領域的鉆研。

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發現，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資深海歸”回國后進入政界。新任央行行長易綱就有多年海外經歷，他從1980年至1986年先后在美國哈姆林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學習，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在印第安納大學任教，1992年獲得終身教職。

1994年，易綱放棄在美國的工作和收入，毅然回國，與林毅夫教授等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易綱的同學回憶，他們在美國時就很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一直希望找機會為國家做事。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1986年進入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一年后申請到斯坦福大學的獎學金，轉校攻讀經濟學博士，導師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時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斯蒂格利茨。

1993年，方星海到世界銀行工作，此后的5年，他一直擔任世行華盛頓總部經濟學家、投資官員。1998年，受時任建行行長周小川邀請，方星海回國擔任建行協調部主任。

湖北省副省長童道馳與方星海有類似的經歷。他于1992年出國深造，就讀于加拿大卡爾頓大學，1994年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此后他在美國著名的智庫機構——蘭德公司研究生院政策分析專業在職學習，獲政策分析博士學位。

1999年4月，童道馳擔任世界銀行總部企業發展部公司治理局公司治理專家。2000年10月，童道馳回國赴證監會工作，促使他回國的原因之一也是周小川。

2000年至2002年，周小川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當時證監會吸收了大批來自海外的專業金融人士，童道馳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和國際交流的頻繁，人們對海歸的認識也有了變化。“海歸不等于杰出，只有做出了突出的工作、成就了杰出的事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才能稱之為杰出。精神支柱是發展的靈魂，精神力量是推動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杜祥琬院士的這段話，發人深省。

（原標題：海歸副國級曾經年薪相當于國外月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