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在卸任后，似乎都不甘心就此退休、安靜度日，他們的生活多姿多彩，寫回憶錄、出席活動、演講……第42任總統比爾·克林頓也如此。

據悉，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與暢銷作家詹姆斯·帕特森跨界合作，將于6月5日推出首部政治懸疑小說《失蹤的總統》（The President is Missing）。該書的中文版權已被鳳凰聯動買下，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于6月5日全球同步推出中文版。

在本書之前，比爾·克林頓也曾出版過幾本書，比如暢銷的《我的生活》、《付出：我們可以改變世界》等，都是回憶錄等非虛構類作品。《失蹤的總統》是他首次創作長篇小說，全書共22萬字，講述了由一起離奇的總統失聯事件引出的國際恐怖組織暗襲美國的驚天陰謀。

據悉，《失蹤的總統》一書涉及了諸多歷史政治事件的幕后真相，包括克林頓在任期間發生的，比如9·11事件、馬航370客機失聯、《查理周刊》恐襲、沙漠風暴、格魯吉亞戰爭、烏克蘭危機等。至于與白宮女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丑聞，克林頓也沒有回避，將它寫進了故事里。負責在英國出版此書的企鵝出版社編輯說，這是“只有一個美國總統才知道的內幕細節，將為讀者帶來獨一無二的閱讀經驗”。克林頓說：“撰寫一本現任總統的書，描述我所熟悉的工作、白宮生活和華盛頓的運作方式，這是非常有趣的事，與帕特森合作也非常棒，我已經‘粉’他好長時間了。”

此次與克林頓合作的詹姆斯·帕特森，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他是美國著名的“驚悚推理小說天王”、暢銷作家，曾多次登上全球作家收入榜的冠軍之位。帕特森表示，與前總統克林頓一起工作“是我職業生涯的亮點”，透過克林頓的洞察力，將使讀者以更深入的角度看到一個總統究竟會做些什么，這是一個罕有的組合，讀者固然會被拉進懸疑氣氛，但他們也會從故事局中人的角度，看看一個總統是怎么當的。

目前，《失蹤的總統》還未正式上市，電視改編權已出售給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影版權也在洽談中。

【搶先試讀】

五月十日，周四

第一章

“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即將準備就緒……”

“鯊魚”繞著圈游來游去，聞到血腥味，它們的鼻孔不停地抽搐。確切來說，“鯊魚”一共有十三條，八條來自在野黨，五條源于我自己的執政黨，一直以來，我和我的律師以及顧問都在準備防范措施來應對這些“鯊魚”的威脅。我吃過苦頭，知道在面對食肉動物時，能夠奏效的防范措施寥寥無幾。某些情況下，除了硬著頭皮披掛上陣、反戈一擊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別這么做，昨天夜晚，我的白宮幕僚長卡羅琳·布洛克又在向我請求，她已經勸了我很多次了。先生，您絕不能靠近聽證委員會半步。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您不能回答他們的問題，先生。

這將成為您總統生涯的句點。

我的目光從對面十三張面孔一掃而過，他們坐成長長的一排，架勢形同現代版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居中一人銀發蒼蒼，身前名牌寫著“羅德先生”，他清了清嗓子。

萊斯特·羅德，眾議院議長，平常不會參加委員會聽證，這次特別委員會卻成了例外，因為他已經集合了一眾議員，而這些人的人生目標似乎就是終結我的總統任期并且將我徹底摧毀，不僅是政治生涯，連私人生活也不放過。追求權力的野蠻行徑古而有之，甚至比《圣經》的歷史還要久遠，但我的一些競爭對手卻對我個人有著切膚之恨。他們可不僅僅想要把我從白宮一腳踢開。他們可不會僅僅滿足于送我進監獄，投水淹死，大卸八塊，再從歷史書上永久除名。見鬼，如果真叫他們得逞，他們巴不得把我在北卡羅來納的家燒為平地，還要朝我妻子的墳墓吐唾沫。

我把話筒得鵝頸管拉直，讓它挺立起來，完全張開，盡可能向我貼近。委員會成員在高背皮椅上坐得筆直，如國王和皇后一般居高臨下，在這個時候，我可不想前傾著身子弓背說話。因為前弓身板會讓人覺得我孱弱可欺，卑順屈從，潛意識里已經釋放出聽憑發落、仰人鼻息的訊號。

我一人坐在椅子上，孤立無援。沒有助手，沒有律師，也沒有短箋筆記。美國人民不會看到我用手握緊麥克風，和一名律師交頭接耳，然后作證說“我對此已經沒有特別的印象了”。我沒有遮遮掩掩。本來我就不該來到這里，而且我萬分確定，自己一點兒都不想來到這里，但我還是來了。孤軍奮戰。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獨自面對一伙唇槍舌劍的烏合之眾。

房間角落的觀察席里坐著我的首席助手“三人組”：白宮幕僚長卡羅琳·布洛克；我最親密的摯友、白宮顧問丹尼·阿克爾斯；還有我的白宮辦公室副主任、高級政治顧問詹尼·布雷克曼。他們全都一臉嚴肅，面無表情，內心憂慮。他們全部反對我參加此次聽證會，并且一致認為，我正犯下自己總統生涯的最大錯誤。

但我人已經來了。時間也到了。他們是否正確，很快就將見分曉。

“總統先生。”

“議長先生。”嚴格來說，在現在的環境下，我應該稱呼他主席先生，我對他可以有很多稱呼，但我偏偏不會那么叫他。

開場的方式有很多。議長將拋出一個個問題，實則卻是在自吹自擂。那些組合問題很簡單，都是介紹性的。不過，我早已看過很多萊斯特·羅茲在成為議長前盤問證人的錄像，當時，他還是眾議院監管委員會里一個普通的國會議員。所以，我很清楚他有個嗜好，那就是一上來便咄咄逼人，掐住證人的七寸，讓他們方寸大亂。他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自從1988年麥克爾·杜卡基斯搞砸了第一個關于死刑的辯論問題以來，如果開局不利，那接下來再出彩也無濟于事。

議長會采取同樣的策略，對現任總統展開攻擊嗎？

毫無疑問。

“鄧肯總統，”他起了頭，“我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保護起恐怖分子來了？”

“我們沒有，”我回答得迅速果決，幾乎壓制住了他的聲音，就是不能讓他那樣的問題站穩腳跟。“而且將來也永遠不會。只要我還是總統。”

“你確定嗎？”

他當真要這么問嗎？一股熱浪涌上了我的臉。連一分鐘時間都不到，他就已經讓我怒不可遏了。

“議長先生，”我說道，“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認真的。這個問題請首先弄清楚。我們沒有保護恐怖分子。”

他略作停頓。“好吧，總統先生，也許我們是在咬文嚼字。您是否認為‘圣戰之子’是恐怖組織呢？”

“當然了。”我的助手提醒我不要說當然了；如果使用不當，這個字眼兒聽起來就像頤指氣使，咄咄逼人。

“這個組織長期以來都在接受俄羅斯的支持，對吧？”

我點頭。“俄羅斯一直以來都在向這個組織提供幫助，是的。我們已經就他們支持圣戰之子以及其他恐怖主義的行為表達了譴責。”

“‘圣戰之子’已經在三個大洲犯下了恐怖主義行徑，對吧？”

“總結得很準確，是的。”

“他們應該對成千上萬的傷亡負責吧？”

“是的。”

“其中包括美國人嗎？”

“是的。”

“布魯塞爾的貝爾伍德·阿爾姆斯酒店爆炸案已經造成了57人死亡，里頭包含一名加利福尼亞州的立法委員，對吧？格魯吉亞哦給你共和國空中交通控制系統遭黑客入侵，三架航班因此墜毀，其中一架還載有格魯吉亞駐美國大使館大使，對吧？”

“是的，”我回答道。“這兩次事件都發生在我就任總統以前，不過沒有錯，‘圣戰之子’已經宣稱對兩次事件負責——”

“行，那就聊一聊自從您就任總統以后發生的事情吧。剛剛數月之前，‘圣戰之子’利用黑客手段入侵以色列軍事系統，將有關該國秘密行動和軍事活動的絕密信息公之于眾，這是真的吧？”

“是的，”我回答，“是真的。”

“視線轉向眼前，就在北美洲，”他說，“還是上周的新鮮事兒。周五，五月四日。‘圣戰之子’有沒有再次發起恐怖行動，入侵控制多倫多地鐵系統的計算機，然后將其強制關閉，導致列車出軌，十七人遇難，數十人受傷，還有成千上萬人在黑暗中成了睜眼瞎，被困數小時之久？”

他說得對，“圣戰之子”的確也要對此次事件負責。他陳述的波及人數也是準確的。但是對于“圣戰之子”來說，這并不是一次恐怖行動。

這只是一次測驗。

“在多倫多遇難的人員中，有四人是美國人，對吧？”

“沒有錯，”我回答。“‘圣戰之子’并未聲稱對此負責，但我們相信的確是它干的。”

他點了點頭，看了看自己的筆記。“說到‘圣戰之子’的領導人，總統先生。是一個叫做蘇里曼·琴多盧克的家伙，對吧？”

好戲登場了。

“是的，蘇里曼·琴多盧克就是‘圣戰之子’的領導人。”我回答。

“他是世界上最危險、罪行最罄竹難書的網絡恐怖分子，對吧？”

“我想是的。”

“一個在土耳其出生的穆斯林，難道不是？”

“他的確是在土耳其出生的，但卻不是穆斯林，”我說道。“他是世俗人士，一個反對西方向中歐及東南歐滲透影響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他發起的所謂圣戰，和宗教沒有絲毫關系。”

“是您這么說的嗎。”

“每一份我看過的情報評估上頭都是這么說的，”我說道。“議長先生，這些您也都讀過。如果您想把聽證會變成一場散播伊斯蘭恐懼的批判大會，那您請便，可我們的國家并不會因此而更加安全。”

他擠出一絲苦笑。“不管怎么說，他就是世界頭號恐怖主義通緝犯，難道不是嗎？”

“我們要將他繩之以法，”我說道。“我們要將所有膽敢傷害我們國家的恐怖分子繩之以法。”

他停頓了一下。他的內心在犯嘀咕，要不要再問我一句“您確定嗎？”要是他膽敢故技重施，那我可要糾集起滿身氣力，才能抑制住自己從桌前騰空而起，鎖住他的脖子死死不放的沖動了。

“那先說明一點，”他說，“美利堅合眾國想要將蘇里曼·琴多盧克繩之以法。”

“沒必要闡明這一點，”我打斷道，“這是毋庸置疑的。從來如此。我們已經追捕蘇里曼·琴多盧克長達十年之久了。在他落網以前，我們決不罷手。這么說您清楚了嗎？”

“好吧，總統先生，盡管對您尊敬備至……”

“不，”我搶白道，“如果您在提出問題以前，用了‘盡管對您尊敬備至’這句客套話，那就意味著這個問題里頭不會帶有任何敬意。您愛怎么想是您的自由，議長先生，但您應該表現出尊敬，不管是不是對我，至少也要對所有為了打擊恐怖主義、保護我們國家的安全而傾盡一切的人們致以敬意。我們雖然談不上盡善盡美，甚至永遠也不可能達到這一標準，但我們一直竭盡所能，從未懈怠。”

然后，我向他輕輕揮手。“繼續問您的問題吧。”

我張脈僨興，深吸一口氣，再瞥了一眼我的三位顧問。我的政治顧問詹尼在點頭；她一直都希望我對眾議院議長展現更加強硬的姿態。丹尼依舊面無表情。我那頭腦冷靜的幕僚長卡羅琳身子微向前傾，雙肘支在膝蓋上，手托腮幫。如果她倆是奧林匹克比賽的裁判，那么詹尼會給我剛才的一番宣泄打9分，卡羅琳卻頂多不會給過5分。

“我的愛國之心是不容置喙的，總統先生，”我的銀發對手說道。“美國民眾對上周阿爾及利亞爆發的事件憂心忡忡，而我們仍未就此查明真相。美國民眾有權知道您到底站在誰的立場上。”

“我站在誰的立場上？”我突然挺身而出，差點兒把話筒摔下了桌。“我站在美國民眾的立場上，這就是我的立場。”

“總統先……”

“我站在那些日以繼夜不懈工作來維持我們國家安全的人的立場上。他們從不患得患失，也不會跟隨政治風向標做墻頭草。不為自己的成功而居功自傲，在飽受非議時甚至毫無自衛之力。這就是我的立場。”

“鄧肯總統，我強烈支持那些為了我們國家安全而日夜奮斗的男男女女，”他說。“這個問題和他們沒有關系。這是關于您的問題，先生。不要玩什么游戲。我一點兒也不覺得有趣。”

如果換做其他場合，我會張口大笑。萊斯特·羅德盼望這場特別委員會聽證的熱情，就如同一個普通大學生盼望自己二十一歲生日一般炙熱。

所有這一切都是作秀。羅德議長一直在牽著委員會的鼻子走，結果只會有一個——發現總統確有足以提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開啟彈劾程序的不當行為。他請來了八名國會議員充當幫手，這些人全都來自于穩操勝券的安全選區，其選區改劃程度之深，哪怕有人在聽證會中途脫下褲子，吮吸手指都不會受到絲毫影響，兩年之后，他們不僅能夠連任勝選，就連像樣的對手也找不出來。

我的助手說得對。不管那些不利于我的證據是否確鑿，是否難以服眾，甚至子虛烏有都沒有區別。他們鐵了心要陷我于萬劫不復。

“問您的問題吧，”我說道。“別再打啞謎了。”

角落里，丹尼·阿克爾斯皺著眉頭，向卡羅琳耳語了幾句，后者點了點頭，依舊面不改色。丹尼不喜歡我用啞謎一詞對這場聽證會品頭論足。他以前曾不止一次地告訴過我，我的一些言談舉止似乎“很糟糕，糟糕透頂”，所以才給了國會正當理由進行質詢。

他沒有說錯。只是他不知道完整的故事始末。他的安全許可等級不夠，所以不知道我和卡羅琳所掌握到的情報。如果他也能掌握這些情報的話，他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了。他也就知道我們國家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

也正是這種威脅，讓我采取了以前所從未考慮過的行動。

“總統先生，您是否于今年的四月二十九日和蘇里曼·琴多盧克通過電話？也就是一周之前。您到底有還是沒有用電話同世界頭號通緝恐怖分子聯系過？”

“議長先生，”我說，“我之前說過多次，想必您也清楚，不是所有我們為了保障國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動都能夠公之于眾。美國民眾能夠理解，保障國家安全，以及執行外交事務，這里頭牽扯了太多運轉部件，一系列復雜的交易，因此某些由我的團隊展開的行動不得不嚴加保密。這不是因為我們想要保密，而是因為我們必須如此。這就是行政特權的意義所在。”

羅德說不定會質疑我動用行政特權來保密資料的合法性。但是我的白宮顧問丹尼·阿克爾斯說過，我會贏下這場辯論，因為這是憲法賦予我的外交職權。

不論如何，當我說這一番話的時候，胃里還是犯了一陣惡心。但是丹尼所過，如果我沒有把這份特權擺上臺面，那他們就會當我自行放棄了這一權力。一旦我自行放棄，我將不得不回答自己是否與全世界頭號恐怖分子蘇里曼·琴多盧克于兩個周日之前通過電話。

這個問題我是不會回答的。

“嗯，總統先生，我很懷疑美國民眾會不會把您剛才一番話視為回答。”

嗯，議長先生，我也很懷疑美國民眾是否把您當作議長，還有，美國民眾并沒有把您選做議長，難道不是嗎？你在印第安納州第三國會選區只拿到了區區八萬張選票。而我則握有六千四百萬張選票。但您的黨派同僚讓您成了黨魁，就因為您不僅為他們籌集了那么多該死的資金，還向他們保證要把我的腦袋掛在墻上裱起來。

如果放在電視上，這番話也許不會那么中聽。

“所以您并不否認在四月二十九日同蘇里曼·琴多盧克通過電話啰，這么說準確嗎？”

“我已經回答您的問題了。”

“不，總統先生，您沒有。您知道，法國《世界報》已經將泄漏的電話記錄，連同一條匿名消息來源一起刊登了出來，暗示您曾經于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同蘇里曼·琴多盧克通過電話。這您是知道的吧？”

“我讀過這篇報道。”我說。

“您想否認此事？”

“我的回應與先前一樣。不予置評。我不會去玩‘您到底有沒有過’的游戲。對于我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所采取的行動，我既不確證，也不否認，甚至不會拿出來討論。只要國家的安全利益要求我對此保密，我就要永遠保密到底。”

“嗯，總統先生，如果連歐洲最大的報社都披露了這件事的話，我很懷疑它是否還算是秘密。”

“我的回答依舊不變，”我說道。天哪，我的話聽起來就像個混蛋。更糟糕的是，我聽起來像個律師。

“據《世界報》報道，”他端起一張報紙。“‘美國總統喬納森·鄧肯安排并參與了一場同‘圣戰之子’領導人、世界頭號恐怖主義通緝犯蘇里曼·琴多盧克的電話會談，以此探求恐怖組織與西方國家的共同立場。’您對此是否否認，總統先生？”

我不能作出回應，這點他清楚。他就像朝一只貓扔紗線球一般和我兜著圈子。

“我已經給出回答了，”我說道。“相同的話我不想再說第二遍。”

“白宮從未就《世界報》的報道發表評論，一次也沒有。”

“沒錯。”

“蘇里曼·琴多盧克卻有所表示，對不對？他發表了一則錄像，說‘連美國總統都向我搖尾乞憐。然而美國人不會得到我的絲毫憐憫。’這難道不是他的原話？”

“他確實這么說了。”

“作為回應，白宮也發表了一則聲明。上面說‘美利堅合眾國不會為了一個恐怖分子口吐狂言而作出回應。’”

“沒錯，”我說道。“我們不會。”

“那您是否向他搖尾乞憐了呢，總統先生？”

我的政治顧問詹尼·布雷克曼在捋著頭發。她的安全等級也不夠，自然也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但她最關心的是，在這場聽證會中我有沒有以斗士的形象據理力爭。如果您不能反戈一擊，她說，那就別去。不然您就要淪為他們政治生涯的頭彩了。

她說的在理。現在，輪到萊斯特·羅德蒙住我的眼睛，對我當頭棒喝了，他希望此舉能夠歪打正著般地從我身上壓榨出一系列絕密情報。

“您在搖頭，不，總統先生。我們明說了吧——您在否認您曾向蘇里曼·琴多盧克搖尾乞——”

“美利堅合眾國永遠不會向任何人乞求任何事。”我說道。

“那好，您這是否認了蘇里曼·琴多盧克聲稱您曾經向他乞求——”

“美利堅合眾國，”我重復道，“永遠不會向任何人乞求任何事。我說清楚了嗎，議長先生？您還想讓我再說一遍嗎？”

“嗯，如果您沒有求他——”

“下一個問題，”我說道。

“您有沒有請求他不要對我們發動襲擊？”

“下一個問題，”我再次說道。

他頓了頓，又看了一眼筆記。“我的時間快到了，”他說道。“還剩幾個問題。”

結束了一個——幾乎——但是還有十二個躍躍欲試的委員等著提問，他們都準備好了各自的俏皮話開場，還有一系列令人措手不及的問題。

議長最后一個問題如同第一個問題一樣，并沒有出乎我們的意料。不管怎么樣，我都知道他想說什么了。而且他也知道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總統先生，”他說，“我們來談一談五月一日星期二的事兒。阿爾及利亞。”

這才剛剛過去一周。

“五月一日星期二，”他說道，“一伙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的獨立主義分子襲擊了位于阿爾及利亞北部一處農場，該地懷疑是蘇里曼·琴多盧克的藏身之地。他們掌握到了琴多盧克的行蹤，并且來到那座農場，計劃將其殺死。

“但他們的計劃落空了，總統先生，他們被一組來自于美國的特種部隊和中央情報局情報人員給阻止了。蘇里曼·琴多盧克逃之夭夭。”

我依然不動如山。

“是您下令阻止的嗎，總統先生？”他問道。“如果真是這樣，為什么呢？為什么美國總統會派遣美國軍隊去拯救一個恐怖分子的性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