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讀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見傅山批歐陽修《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不覺失笑，以為晚明輕狂習氣而已。后知此語始作俑者，竟是歐公的摯友劉敞，祝穆《古今事文類聚》載其原話：“好個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據說蘇軾聽聞此語，自愧道：“軾輩將如之何？”雖然“歐九不讀書”從此流傳開去，甚而成為宋人屬對的詩料（劉克莊“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但究竟是一句玩笑話，明清之際卻變了味道。閻百詩在《困學紀聞箋》中重提此語，已然是痛罵口吻：“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漏，亦無過歐公！”錢鍾書曾在《談藝錄·學人之詩》中將歐陽修與韓愈比較，結論是：“歐公不得為學人”，韓愈亦不足為學人，僅為“詩人之學而已”。

歐陽公在《集古錄跋尾》上露了怯，韓文公似好不到哪去。蘇轍讀了韓愈的《原道》就說他不懂“形而上”學，只是“工于文者”罷了。除“形而上”之外，韓愈的“形而下”也遭受質疑，引起質疑的就是那篇收入《唐詩三百首》的名詩《石鼓歌》。石鼓共計十枚，唐初出土，以籀文分刻十首四言詩，記述國君游獵，亦稱“獵碣”，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近代以來，海上吳昌碩數十載寢饋，膏其法乳，汲古生新，遂使石鼓文的書法藝術重煥光彩。石鼓文歷代多有歌詠，韓愈同時有韋應物，宋代有梅堯臣、蘇軾、蘇轍、張耒等，直至明清不絕，然皆無法超越韓愈之作。王士禛《池北偶談》贊韓愈《石鼓歌》“雄奇怪偉”，趙翼《甌北詩話》以“杰作”許之，稱其“磊落豪橫，挫籠萬有”。可是，清代同樣以“學人之詩”著稱的翁方綱，卻質疑起韓愈的小學（文字學）素養：

既云“毫發盡備”，而又云有“缺畫”，則可見韓公于篆學，或尚未詳審，而深期于講解切磋也。（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七798頁引）

《石鼓歌》全詩六十六句，翁方綱所質疑的文本在第十七句至二十二句：

公從何處得紙本，毫發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

韓愈說石鼓文“毫發盡備”，“無差訛”，可是僅隔兩句，卻又說“有缺畫”，顯然前后矛盾。近時某友人讀至此處亦生疑竇，遂來與我商討。其實，若細繹文本，韓愈原意應是說，這份“紙本”拓印清晰，能將石鼓上文字的精彩細微之處“毫發”盡現（當然也包括原石上的刓泐），而“有缺畫”則指石鼓原石年深日久，雨露風霜，不免剝蝕缺訛，此前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已言及“陳倉石鼓久已訛”。清人朱彝尊《石鼓文跋》亦注意及此，推論曰：“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為難得也”，意謂“紙本”是石鼓毀壞之前的拓本。雖如此一番解說，似可替韓愈“洗冤”；但毋庸諱言，就詩歌本身意脈而言，此處“年深”一句確有阻塞文氣之疵，說是韓愈的敗筆并不為過，何焯《義門讀書記》也批評道：“橫插此，句勢不直。”

《石鼓歌》文本之裂既已彌縫，則翁方綱對韓愈“于篆學或尚未詳審”的指摘便無著落了。事實上卻未必然，翁方綱恰“歪打正著”了。韓愈對文字學、書學確實有欠缺，原詩中“讀難曉”已承認不通石鼓文了；而更為重要的是，韓愈在元和年間遭遇了一次“小學危機”。

韓愈自言“性不喜書”（《題哀辭后》），存世墨跡無幾，從上海博物館所藏宋拓《汝帖》韓愈《謁少室李渤題名》來看，楷書水平確實一般。北宋朱長文評韓愈書法：“雖不學書，而天骨勁健，自有高處，非眾人所可及”（《續書斷》），應是憑主觀印象給了高分。貞元九年（793），韓愈第一次試博學宏詞科落榜，《上考公崔虞部書》將失利歸咎于自己不善干謁，以及名刺上的小字寫得太丑：“患不能小書，困于投刺。”韓愈雖不善書，然唐代書學自歐虞褚薛百年涵養，積蘊深厚，韓愈于此道自然會有體悟，其《高閑上人序》一文是唐代書論的名篇，揭櫫了張旭草書的抒情特質：

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

韓愈對筆法也有研究，據林蘊《撥鐙序》，其師盧肇（唐會昌三年狀元）曾親炙韓愈學“撥鐙”之法。韓愈還寫了與文房四寶有關的作品，如《瘞硯銘》《毛穎傳》等。唐代用紙的生、熟問題，韓愈文章留有可貴資料。韓愈曾將《送孟東野序》抄在“生紙”上呈給當時的給事中陳京，《與陳給事書》云：

并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

《邵氏聞見錄》曰：“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于自解，不暇擇耳。”《復志賦》等十篇熟紙抄寫，精心裝裱，乃素有準備；而近作《送孟東野序》急于送呈，遂用生紙，不避涂抹之跡，可見韓愈對此文的自信與喜愛。

元和十一年（816）六月四日，韓愈作《科斗書后記》。文中說韓愈叔父韓云卿，大歷年間就以擅撰碑志著稱，與李陽冰、韓擇木齊名，三家子弟也有交往過從。韓愈貞元中結實李陽冰子李服之，李服之贈送兩部書給韓愈，一部科斗文《孝經》，一部衛宏《官書》（《新唐書·藝文志》作《字書》），韓愈“寶蓄之而不暇學”。不暇學也就罷了，但很過分的是，韓愈竟將兩部書轉手再贈他人，“后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于是“進其所有書”給了歸公。可能送走的不止兩部，家中所有小學書籍都送干凈了吧。然而元和以來，韓愈給人撰寫碑志日漸增多，才有了一種文字學的危機意識：“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于是又向歸公借回兩部書，“留月馀”。韓愈門生張籍聽聞此事，便請當時一位善書的進士賀拔恕替韓愈抄寫一過，留了個副本。《石鼓歌》作于五年前的元和六年（811），彼時仍未留意小學，翁方綱的“于篆學或尚未詳審”，并沒有厚誣韓愈啊。

道學、文學、書學之間的緊張，在唐代古文運動中不是個例。韓愈前輩、古文運動先驅李華，從友人那里看到一篇《小學說》的文章，記述了當時學校里的場景：“傳道解惑”的鴻文先生不善書法，遭到非難，“先生通儒也，而弗能字學，何哉？”鴻文先生辯解道：“儒之立身以學乎？以書乎？爾徒學書記姓名而已。”李華看后“心憤憤然”，于是傾情貢獻出自己的二字書訣：“截拽”（載于陳思《書苑菁華》），說只要掌握二字訣，超越“逸少伯英”也不是很難的事。李華的憤然與鴻文先生的狼狽，韓愈或許也遭遇過吧。元和元年（806），韓愈權知國子博士，兩年后轉正。元和七年（812），再任國子博士。韓愈早歲四次試進士、三次試博學宏詞的焦躁與功利心理（張子韶罵其累上書宰相“略不知恥”），至元和年間已稍得撫平，原先“不暇學”的知識此時得有馀裕而留意之。元和十年（815）韓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誥，開始參與中央政權運作，借回科斗文就在一年以后。整體而言，撰寫碑志的知識之需，傳道受業的教學之責，以及對于政治精英、通儒事業的身份期許，這些都可能是韓愈“小學危機”的原因吧。

有趣的是，韓愈另一位老友柳宗元，也具有相似的緊張，且痛苦程度更深。與韓愈“性不喜書”相反，柳宗元自幼喜好書法，家中收藏魏晉尺牘頗豐，又“二十年來，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嘗以“善知書”自許（《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老友劉禹錫說他“篋盈草隸，架滿文篇”（《為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然而對于自己的愛好，柳宗元時刻保持著自我反省。在《報崔黯秀才論文書》一文中，柳宗元批評：“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將文章與書法，毅然驅逐出“道”。又言：“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針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愿斯須忘之而不克。”柳宗元下定決心“痛改前非”，可事與愿違，他還是在書法史上留下來不能磨滅的印記。元代《衍極注》中保留了柳宗元的《筆精賦》。趙璘《因話錄》說柳宗元元和年間就以章草著名，“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劉禹錫家中子弟就喜歡柳叔叔的字，柳宗元甚為得意地對老劉說：“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彼時柳公權還尚未出道。柳宗元還有一招自創的“必殺技”——新樣元和腳，影響深遠。宋代黃庭堅為詩壇宗主，陳師道依葫蘆畫瓢地打出“黃家元祐腳”的旗幟。近代以來，史家陳寅恪甚喜“元和腳”這一文化暗碼，以之寄托深意。1927年作《寄傅斯年》詩：“正始遺音成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1953年作《答北客》詩：“柳家既負元和腳，不采蘋花即自由”。

韓柳于文字學、書學的輕視與鄙視，折射出中唐古文運動的功利主義，儒道尚不能完美涵容文藝與小學（雖然小學自漢代《七略》即歸入儒家）。源于中唐社會危機而產生重建權威秩序的渴望，致使古文運動中的“道”具有極強的現實性與狹隘性。駢儷之文已不容安身，更何況書法與字學。雖然韓愈元和末年借回科斗文《孝經》，顯示他的“道”開始具有一定的融通性（這也表現為他文學創作上的“以文為戲”“以文為詩”，當然他還一度沉溺于博戲）；然而道、文、藝之間緊張關系的真正消解，卻還要到北宋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那里。北宋文人通融釋老從而使“道”深具包容性，不過在程朱一系看來，已然不純粹了。“小道必有可觀者，君子不為，致遠恐泥。”也許，歷史已然證明，對于人生在世實踐的豐富多樣與全副呈現，原始儒學所能提供的合法性終究是有所欠缺的，而敞開、融通的“道”始能為廣大生民立命，縱浪大化，萬物并育而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