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優秀的君主，文治武功需兼備。李賢的祖父李世民就是個智勇雙全的馬上英雄，父親李治開疆辟土，平漠北，滅高麗，征突厥，聲威遠播萬里。李賢雖還不需征戰沙場，但猛進尚武精神依然是不可缺的，而狩獵和馬球，便是他所熱衷的運動。

狩獵，于君主而言，不僅是驚險刺激的娛樂，更是顯示赫赫武力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表演。早在周代，田獵便成為一項制度性的活動，《周禮·春官宗伯下·甸?！贩Q甸?！罢扑臅r之田（畋）”，而鄭玄對“田”的注釋是“田者，習兵之禮”。對野獸的搏擊可視作對敵作戰的演習，而自身武藝卓著，麾下又擁有眾多虎賁之士的君主是令人敬畏的。于是，在許多文明中，描繪君主狩獵場面便是對君主武力的一種謳歌，如伊朗克里曼沙阿花園拱門浮雕中便展現了薩珊波斯國王率諸武士狩獵的景象（圖1）。

圖1：國王獵野豬，波斯薩珊王朝，伊朗克里曼沙阿花園拱門浮雕

唐朝以武開國，且唐初諸帝皆有“塞外野蠻精悍”之血統，對狩獵之事更是樂此不疲。除了每年仲冬時節舉行的具有禮儀性質的田狩之外，唐朝帝王頻頻在京畿附近的苑囿中圍獵。據史料記載，唐高祖李淵在位期間幾乎每年都要出獵，而太宗李世民更是個中翹楚，在獵場盡顯其英雄本色，據說其勇能引弓射虎，“（貞觀）十九年（645）二月，行幸次武德，將飛騎歷北山，行遇猛虎，引弓射之，應弦而殂”，又能拔劍斷豕，“又在洛陽苑射猛虎，民部尚書唐儉見群豕突出林中，帝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高宗李治在獵場亦不甘示弱，“［龍朔元年（661）十月］六日，至飛山頓。高宗親御弧矢，獲四鹿，及雉兔數十頭”。  

太宗李世民認為狩獵不但可以加強武備，亦可宣揚國威，貞觀五年（631）昆明池的一場大狩獵便很能說明李世民的態度。此次狩獵，“蕃夷君長咸從”，而李世民對高昌王麴文泰說：“大丈夫在世，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當歡宴耳?！贬鳙C與天下太平和六合大同并為三樂，其實暗示了“弓不虛發，箭不妄中”的堅強武力才是太平大同之保障，而目睹了唐朝皇帝縱騎如飛龍、放矢如流星后，在場的蕃夷君長們想必在暗暗膽寒之時不得不恭服于大唐的天威。

乃祖乃父如此，作為帝國的儲君，李賢自然也要在狩獵場上顯顯身手，以示唐之武德后繼有人。于是，在章懷太子墓的墓道東壁，一幅狩獵出行長卷，便向我們展示了李賢的雄姿英發。

看，壁上，太子的狩獵隊伍正翩翩而來。長安城郊有皇家禁苑，“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至灞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但事實上，皇族的狩獵范圍往往不限于禁苑之內，長安附近乃至關中之內，皆有獵場。故我們推測，李賢前往的應該就是一處皇家慣常圍獵的佳處。

皇族出獵，需攜帶大批從獵者。李世民曾“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游獵，令持弓矢于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而在盛大的狩獵活動中，皇親國戚、高級官員、外蕃首領等也要來觀禮。李賢的這支狩獵隊伍有數十人，陣勢并不宏大，衣著也較為統一，故這當是由東宮親信侍衛等人參與的一次日常狩獵。

隊伍最前方，有數名導騎（圖2），策馬如飛。有人擎紅旗獵獵，還有人則持一種圓首棍，此物名為“檛”，為馴馬之物，常在出獵時使用。與章懷太子墓幾乎同時的陜西乾縣乾陵懿德太子墓的壁畫里有一幅《馴豹圖》（圖3），其中用來懾服獵豹的也是此物。

圖2：導騎，陜西乾縣乾陵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

圖3：馴豹，陜西乾縣乾陵唐代懿德太子墓壁畫

導騎之后，大批人馬浩蕩而來（圖4）。獵手們精神抖擻，為即將到來的狩獵而摩拳擦掌，興奮不已。其中可見，獵手們普遍頭戴幞頭，有人在幞頭外還包裹頭巾，身著圓領或翻領袍服，腰系革帶，足蹬長靴，顯出赳赳之姿。有一些獵手高鼻深目多髭須，顯然是胡人。大唐胸襟開闊，胡漢兼容，不少胡人宦至高位。胡人精擅騎射，因此，李賢的狩獵隊伍中有此輩，也不足為奇了。

圖4：狩獵出行，陜西乾縣乾陵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

獵手們多腰掛彎弓及胡祿。胡祿，即梯形束脖式筒狀箭囊，其名為突厥語Qurluq的音譯，它曾伴隨突厥武士縱橫東西。不過，突厥人并不是它的最早發明者，在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第114窟《智馬本生》圖（圖5）中，便可見到胡祿的身影，其年代約在公元3—5世紀，因此西域很可能是胡祿的起源地。這種梯形束脖式筒狀箭囊（圖6）不但裝箭多，能防止箭矢的脫落，還具有收集聲波的作用，能讓人及時發現敵情，“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于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因其卓越的實用性，胡祿在南北朝后期便已傳入中原，而唐朝時，它成為唐軍士兵的基本裝備之一，貞觀十年（636）所規定的府兵必備，就是“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強弓利矢，是狩獵的主要武器，那么盛裝箭矢的胡祿自然也是獵手身上必不可少的了。

圖5：智馬本生，3-5世紀，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第114窟壁畫

圖6：彩繪木箭箙，唐代，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墓地188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追逐疾奔的獵物，還需要一些好助手。在空中，鷹、雕、鶻、鷂等大型猛禽眼光銳利，能及時發現獵物并猛撲之，所以，有位獵手臂上便立著一只英武的鷹（圖7），正準備在即將到來的狩獵中一展雄姿。最精良的獵鷹來自東北亞，唐玄宗開元三年（715），新羅國曾進獻白鷹兩只，這勇猛的空中殺手很快成為禁苑獵場上的明星，故竇鞏還為之寫下了“御馬新騎禁苑秋，白鷹來自海東頭”的詩句。鷹、雕等必須有專人精心飼養和訓練，為此宮中專門設置了閑廄使，管轄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鶻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負責豢養禽獸以供皇家狩獵之用。

圖7：狩獵出行，陜西乾縣乾陵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

而論起地上的捕獵助手，除了獵狗外，中型貓科動物成為貴族們的新寵，它們憑借鋒利的爪牙和矯健的身體，能在草叢林間迅速捉捕獵物。猞猁是一種耳尖生有簇毛的貓科動物，具有異常發達的視覺和聽覺。而獵豹則是貓科中的頂級捕獵者，具有無與倫比的奔跑速度。壁畫中，猞猁和獵豹就蹲在獵手的馬后座上（圖7），帶上它們，獵手便能事半功倍了。猞猁在我國北部和西部有分布，但獵豹則來自異邦，其身價自然不菲。一些國家獲取獵豹后，將其作為珍貴的貢品進貢給唐朝，據記載，安國、康國、史國等皆向唐朝獻過獵豹。在李淵孫女金鄉縣主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帶鷹（圖8）、獵豹和猞猁狩獵的騎馬俑，帶獵豹者是一胡人（圖9），因胡人在馴服獵豹上更富經驗，而帶猞猁者居然是一女子（圖10），可見狩獵在唐代是如此的流行，以至于閨閣女子也在獵場上留下了颯爽英姿。

獵手們皆輕裝快馬疾馳而前，在隊伍的最后，兩頭駱駝正背負著柴薪和大釜（圖11），撒開四蹄，努力地跟上前面的人馬。出獵活動一般要耗時數日，因此，后勤物資也要到位。駱駝以善于負重行遠而聞名，它們承擔了輸運輜重的重任。可以想見，當獵手們在獵場上收獲滿滿后，從駱駝背上取下釜和柴薪，生起火，當即便可炙烤烹煮新鮮的肉食，大快朵頤，人生樂事，莫過于此吧！

圖8：帶鷹狩獵俑，陜西西安呂家堡唐代金鄉縣主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圖9：帶豹狩獵俑，陜西西安呂家堡唐代金鄉縣主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圖10：帶猞猁狩獵俑，陜西西安呂家堡唐代金鄉縣主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圖11：駱駝，陜西乾縣乾陵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

與狩獵出行圖相對，在章懷太子墓的墓道西壁，一場激烈的馬球比賽即將上演。

馬球，顧名思義，騎馬而擊球者。馬球可能是中古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關于其緣起尚有疑問，一種說法是馬球起源于波斯，在帕提亞王朝和薩珊王朝時期，馬球便已在波斯王公貴族中盛行了，并且傳至拜占庭帝國以及后來的阿拉伯帝國，成為一項風靡甚廣的娛樂。還有一種說法是馬球起源于吐蕃，因歐洲人把馬球叫做“polo”，而這個詞來自藏語。但歐洲語言中的“polo”一詞可能是在非常晚近的殖民時代得之于印度，故以此來追溯馬球的源起恐怕有偏頗。因此，馬球源于波斯一說更為可信。無論如何，馬球在唐朝初年已東傳至長安，以至于李世民都聽聞了一群西蕃人在街里打球之事。

漸漸地，馬球從西蕃人的游戲成了貴族們的時尚。升平時代，馬球運動卻能讓人感到如戰爭般的刺激，兩軍對壘，馬上激戰，在快速疾馳中，一不小心，球手就可能摔下馬背，這是對個人技藝與團體協作的考驗，亦是對戰爭的小型模擬。未經戰事的貴族子弟，也能在球場上為尚武精神所洗禮。

有史料表明，李賢的弟弟、日后的唐中宗李顯酷好馬球，或許兄弟倆曾切磋球藝。壁畫里的馬球圖，便有助于我們展開對當時的一場球賽的想象。

數位球手，騎在駿馬上，正穿過樹林和山巖，前往設置在郊外的馬球場。（圖12）事實上，馬球在城內也可以打，比如中宗時，吐蕃使者前來迎親，唐蕃雙方的馬球隊就是在皇宮內的梨園亭子旁展開激戰的。一些貴族家中也辟有馬球場，還非?？季?，如駙馬武崇訓、楊慎交在球場上灑油以保證地面的平整光滑。李賢的馬球隊舍近求遠，可能是在山野之中更能毫無顧忌，打得酣暢淋漓吧。

圖12：馬球圖，陜西乾縣乾陵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

馬球場需要地平如砥且要打掃干凈，所謂“廣場惟新，掃除克凈，平望若砥，下看猶鏡”，三面筑矮墻以劃定范圍。球手分為兩隊，以展開對決。打球，馬是關鍵，壁畫里的馬皆矯健雄壯，奮蹄若飛。來自西域、經過系統馬球訓練的良馬最為珍貴，史載，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六月，“于闐國遣使獻打球馬兩匹”。若無有這樣的良馬，球手也會選擇自己熟悉駕馭的馬來參與比賽。打球馬的馬尾會被束起，以防止兩馬交錯時馬尾毛被勾住而發生意外。球棍是一根頂端彎如新月的棍子，而球一般以木制，外裹皮。壁畫里，四名球手正策馬揚棍，追逐場中的小小球（圖13），“珠球忽擲，月仗爭擊”，是所謂也。按照《金史·禮志》的記載，球場南邊立一板，下開一孔為球門，門內有網囊，能擊球入網囊者即為勝利，唐代的球場規則應該與之差別不大。壁畫里有一插二紅旗處，可能就是球門，球手正揮舞著球棍，準備把球打入球門內。

圖13：馬球圖，陜西乾縣乾陵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

有時候，打馬球也會成為系關國家顏面的大事。前文曾提到的吐蕃使者迎親那次，唐蕃雙方馬球隊就較量了一番。先大唐的馬球隊屢屢失利，然后臨淄王李隆基、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延秀等四人組隊對抗吐蕃十人，李隆基“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大獲勝利，為大唐搏回了面子。而唐朝皇子貴戚們的馬球水準，也由此可見一斑。

由上可知，狩獵和馬球，對一位大唐皇子來說，不僅是游心騁懷的娛樂，也是習練武藝的功課。章懷太子墓中的這兩幅壁畫，便展示了李賢的勃勃生氣?；蛟S，在彎弓射鹿、揮棍擊球時，年輕的太子仿佛自己置身沙場。修文德，宣武功，綏萬邦，這是帝王的終極愿望，也成為李賢的理想。

本文摘選自《觀我生：壁畫上的中國史》（苗子兮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