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巴西版“國會山騷亂”

當地時間2023年1月8日，也就是美國國會山動亂的兩年零兩天后，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的支持者沖進了位于該國首都巴西利亞的國會、最高法院和總統府，上演了一場巴西版的“國會山騷亂”。兩場騷亂之間的可能關聯隨即成為近日國際輿論場的一大熱點。

當地時間2023年1月8日，巴西巴西利亞，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的支持者闖入國會。

《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在1月9日發表了評論文章“巴西暴徒從美國人那兒學到了什么（What the Rioters in Brazil Learned From Americans）”，她在文中指出，歷史上美國作為榜樣曾經啟發和激勵了眾多國家爭取獨立和民主的革命，然而巴西版“國會山騷亂”向我們證明，反民主運動同樣具有傳染性。

阿普爾鮑姆寫道，1776年發表的美國《獨立宣言》作為當時的激進文本，激勵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人權宣言》和1804年海地奴隸起義中《海地獨立宣言》的誕生；美國革命影響了南美洲、非洲和亞洲各地的獨立運動領導人，例如被稱為南美“解放者”的玻利瓦爾在1807年訪問了華盛頓、紐約、波士頓和查爾斯頓，他后來回憶說，“在我對美國的短暫訪問中，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了理性的自由”。兩年前，阿普爾鮑姆在美國國會山騷亂發生時曾經寫道，“到目前為止，美國在捍衛民主、捍衛政治自由、捍衛普遍權利和捍衛法治時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榜樣的力量。”

然而這一傳統被特朗普和他身邊的小團體打破了，他們夢想的是另一種美國影響了，是專制的而非民主的，支持反叛和混亂而非憲法和法治，不是通過獨立宣言而是在社交媒體上引戰。阿普爾鮑姆指出，這個小團體的實際成績可以忽略不計，但常常為了籌款而刻意夸大。例如班農曾暗示他在西班牙具有影響力，但西班牙極右的成員對這種觀點嗤之以鼻；班農曾嘗試在意大利建立某種極右翼另類大學，也以失敗而告終。這個“專制國際（Autocracy International）”終于在巴西取得了“成功”。雖然巴西首都的公共機構過去也曾經遭到攻擊，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但這次事件中包含著一些新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洗劫巴西國會、總統府和最高法院、毆打警察、沖破安保防線的抗議者舉著英文標語，仿佛是在向他們的美國粉絲和同志們喊話。#巴西之春和#巴西被竊的標語同樣以英文形式在巴西社會網站上傳播，似乎受到美國公關公司的推動。拉丁美洲、歐洲和美國的極右團體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系，有一些是通過激進的天主教組織。不久前，這些運動的一些成員，包括博索納羅的兒子愛德華多曾在墨西哥城舉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的特別場次上會面。

在阿普爾鮑姆看來，美國經驗在巴西的真正影響力不是來自班農等人的夸夸其談和有利可圖的宣傳運動，而是和18世紀一樣，來自榜樣的力量。這里的模式值得注意：博索納羅在輸掉11月的大選后拒絕參加其繼任者的就職典禮，而是去了距離特朗普不遠的佛羅里達；他和他的追隨者在巴西法院的訴訟中追求虛構的索賠；他們選擇了幾乎正好是國會山騷亂兩年后的1月8日發動襲擊，而盧拉在這之前已經就職。今天的騷亂看起來更像是為了給華盛頓的事件制造一個視覺回響。

《紐約時報》觀點版專欄作者羅斯·多塞特（Ross Douthat）在1月11日發表的“巴西向1月6日的致敬以純粹的表演行為（Brazil’s Homage to Jan.6 Was an Act of Pure Performance）”一文中同樣認為巴西發生的這一事件是對美國國會山騷亂的模仿。多塞特指出，1月6日事件本身就帶有濃厚的cosplay意味——“匿名者Q”的薩滿和自拍的人群參加的是一場嬉耍而不是嚴肅的政治干預，巴西的模仿則距離現實更加遙遠，是一場對“真人角色扮演（live action role play）”的扮演。

多塞特接著寫道，由于博索納羅和特朗普一樣確實是民選總統，他所代表的民粹主義不能被簡單地用非現實來解釋。在巴西1月8日的事件中可以證實當代民粹主義的兩種傾向。

首先，今天的民粹主義運動和民粹主義政客傾向于疏遠和驚嚇到利益相關群體，而他們需要這些群體的支持才能實現真正的政權更迭或革命。美國國會山騷亂中，美國主要機構都反對特朗普主義者，導致民粹主義者們不僅抨擊新聞媒體和法院，還反對聯邦調查局和軍隊。甚至是在有著軍隊統治歷史和顯然偏向博索納羅的民粹主義的武裝力量的巴西，試圖推翻盧拉的當選的運動最終也孤立無援。

其次，在巴西和美國一樣，都可以看到今天的民粹主義者傾向于選擇炫耀性的對抗和盛大而無用的抗議行為，而不是漫長艱苦的政治和政策工作。這是他們和過去的右翼激進分子（以及其他激進分子）的共同之處。然而有線電視新聞和互聯網放大了虛幻姿態、純粹表演以及建立在持續的光榮失敗基礎上的粉絲基本盤的機會。革命是否真實并不重要，只要上電視了就夠了。

這些屬性的組合不止一次拯救了民粹主義的對手中左派或是自由派，讓他們免于承擔自己的傲慢和錯誤帶來的后果。我們的精英機構可能會犯錯，但民粹主義的反叛者及其化身總是更加無能，要么是反政治的蠢貨，要么是專制和無能的有毒混合，于是就像在新的美國眾議院或是特拉斯的保守黨政府中那樣，重新循環到當初激起民粹主義反叛的不受歡迎的議程。

多塞特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因為種種原因滯留在右翼（或左翼邊緣）而無法團結到自由主義麾下的人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懷抱希望在混亂中尋找一種更具建設性但似乎只存在于理論當中的民粹主義的跡象，要么嘗試完全超越民粹主義，把它看作和1月8日拉丁美洲對1月6日美國的怪異模仿那樣，計劃和效果都不現實的失敗實驗。

阿普爾鮑姆最后表示，如果美國人想要幫助巴西捍衛民主，想要避免#停止偷竊運動在其他民主國家擴散，就需要確鑿地證明這些運動必將失敗，證明從最高層到最底層的煽動者都會為此付出高昂代價。1月6日調查委員會剛剛向司法部提出明確建議，要求對特朗普提起刑事訴訟，而巴西利亞的事件證明司法部對這一要求的回應不僅會影響美國的政治，而是會影響全世界。

人們為什么日益孤獨

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記錄了富裕社會日益增長的孤獨和寂寞。近日研究者Anton J?ger在《雅各賓》撰文指出，20年后的今天，這個問題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并且更復雜。

去年，美國生活調查中心發表了一份追蹤美國人友誼模式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并不令人振奮。報告記錄了“友誼衰退”，指出美國人是如何越來越孤獨和孤立的。12%的人現在說他們沒有親密的友誼，而1990年只有3%，幾乎50%的人說他們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與朋友失去聯系。心理上的影響是可怕的：心臟病、睡眠中斷、阿爾茨海默氏癥的風險增加。友誼的衰退有可能產生致命的影響。

這個過程在過去30年中已經蔓延到了美國以外的國家。作為典型的自愿社團（voluntary association），友誼圈代表了集體生活中的其他機構——工會、政黨、俱樂部。法國哲學家讓-克勞德·米歇爾（ Jean-Claude Michéa）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童年時期最令人不安的時刻之一是他發現村子里有人不是共產黨員的那天。他回憶說：“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仿佛那些人生活在社會之外”。

作為法國共產黨員父母的兒子，米歇亞將黨視為一個更初級的社會單位的延伸。友誼模式一直是更廣泛的社會趨勢的有用指標，Vox的作者們很快就將這些數據應用于政治分析。研究人員引用了漢娜·阿倫特的箴言：友誼是專制主義的最佳解藥。在1951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結尾，阿倫特假設，在20世紀，一種新形式的孤獨感籠罩著西方人，導致他們加入新的世俗邪教以補救他們的滅亡。她聲稱：“在非極權主義的世界里，是什么讓人們為極權主義的統治做好了準備？是這樣的事實：孤獨已經成為一種日常的體驗，而它曾經是一種邊緣的體驗，是通常在某些邊緣的社會條件下，如老年，所遭受到的”。結論是明確的。隨著美國人在新世紀變得更加孤獨和寂寞，同樣的極權主義誘惑現在也潛伏著。

對于社會科學家來說，這聽起來一定很熟悉：它是21世紀初政治學經典之一、羅伯特·普特南2000年出版的《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崩潰與復興》中的內容。該書指出了一個奇怪的模式：在20世紀末，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打保齡球，但他們越來越多地獨自進行這項活動，許多保齡球聯盟的突然衰落是最清楚的解釋。這樣的危機絕非僅限于體育俱樂部。從教堂到工會到射擊場再到共濟會，所有這些俱樂部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都經歷了成員的急劇萎縮并開始解散。剩下的是一個社會性的荒地。

普特南調查了造成這種巨大脫離的各種原因。20世紀60年代，中產階級被從城市中心吸引到郊區，這鼓勵了隱私。離開了美國的城市，市民們最終來到了主要為駕車者設計、沒有人行道的郊區。在戰后的繁榮中，消費被民主化了。人們花更多的時間在他們的汽車上，這是公共空間的移動私有化。街角的商店被推倒以支持購物商場，火車軌道被高速公路取代。隨著婦女穩步進入勞動力市場，志愿協會失去了一個核心的支持基礎。雇員們開始比他們的父母工作時間更長，很少有時間做志愿服務。電視在晚上將公民鎖在家里：戰后孤獨的墓碑。

普特南還駁斥了一些強大誤解。首先，福利國家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這種說法認為，將社會服務從社區轉移到國家層面，會威脅到公民的自力更生。普特南對此表示懷疑：無論是強的（斯堪的納維亞）還是弱的（美國）福利國家都出現了公民能力的下降。關于融合的爭論也被證明是一個不充分的解釋：美國黑人和白人都退出了俱樂部，而種族群體之間的總體不信任正在下降。

普特南也沒有靈丹妙藥。早在2000年，他就已經預言，互聯網將為那些舊的協會提供一個糟糕的替代品，并加強反社會的傾向。2020年，在大流行期間，這位社會科學家躲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家中，為新版《獨自打保齡》撰寫了一篇后記。他的語氣是典型的憂郁語氣：“互聯網使用和公民參與之間沒有關聯”，“網絡巴爾干化”而不是“數字民主”才是未來。“社會資本”的存量無法得到補充。

普特南分析方法的弱點在21世紀初已經顯而易見了。首先，《獨自打保齡》花了太少的時間來調查公共社會的結構性轉變——作為大眾會員組織的替代品的新的非政府組織的崛起，新的體育俱樂部的崛起，福音派大教堂和學校的協會的復興。

普特南還使用了一個非常可疑的“社會資本”概念。在這方面，這本書與20世紀90年代末的市場友好意識相呼應：公民關系作為社會流動的一種手段是有用的，而不是集體力量的表現。它們可以裝飾大學申請書或幫助人們獲得培訓項目，而不是改變國家或進行革命。

這種經濟主義也解釋了普特南書中的一個明顯盲點——在本世紀末工會力量的急劇下降。在五百多頁的書中，沒有“去工業化”的索引條目。由于對勞工的討論有限，《獨自打保齡》對資本的進攻如何導致公共社會的衰落，以及工人的力量對整個公民生活的代表性，幾乎沒有提及。工會成員的減少不僅對左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使右翼迷失了方向，這一面向幾乎沒有出現在《獨自打保齡》中。

盡管有這些明顯的缺點，但是普特南的書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統計數字仍然表明，許多世俗的會員組織在穩步下降。盡管公眾對工會工作的認可度越來越高，但美國的工會化率在2021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僅有10.3%，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過去十年的政治發展，從COVID-19的封鎖到古典政黨的不斷縮減，也驗證了普特南的直覺。不僅如此，他的書現在已經被用來解釋特朗普時代的不確定性。

2010年代的超政治（hyperpolitics，“超政治”被認為發生在“后政治”之后，政治重新進入社會，但政治沖突是在沒有大眾政治的情況下發生的）也很難證偽普特南的論點。雖然互動的互聯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單一的電視機，但新媒體引發的普遍的歸屬和位置危機并沒有減弱。即使在一個政治化程度越來越高、被黨派沖突蹂躪的社會中，從國家到工會到社區團體，集體行動仍然很弱。盡管在一些部門出現了激進主義，但正如學者丹尼爾·薩莫拉（Daniel Zamora）所說，COVID下緊張的勞動力市場所帶來的“大辭職”（great resignation）并沒有導致集體聲音的政治，而是導致個人“退出”政治。歐洲的工會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會員們紛紛自謀職業。雖然普特南注意到2020年選舉中選民投票率的上升，但這是“獨自投票”（voting alone），與19世紀有組織地投票大不相同。

這里涉及到推和拉的因素。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反工會立法或全球化的勞動力市場，公民被積極地驅逐出協會。同時，工會和政黨權力的被動替代方案——廉價信貸、自助、加密貨幣、在線論壇——已經成倍增加。其結果是一個日益膠囊化的世界，正如評論者馬修·伊格萊西亞斯（Matthew Yglesias）所警告的那樣，我們的家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舒適來源，允許公民在不離開家的情況下進行互動。他聲稱，“獨自坐在家里已經變得不那么無聊了”，迎來了一個我們都可以“獨自看直播”的世界。結果將是可怕的。

在過去的十年里，各政治派別的學者們一直在為普特南的危機尋找技術上的解決辦法。無疑，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新的網絡世界。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故事：二十年前，當普特南出版他的書時，理論家們已經在想，在美國安全國家的懷抱中構想的互聯網新的全球連通性是否可以重塑社會。今天，互聯網的孩子們對Twitter或TikTok向善的能力幾乎沒有信心，就像普特南懷疑在線參與可以取代舊的公民道德。

這種懷疑態度反映在對互聯網的所謂政治潛力的困惑上。如果說社交媒體分析的Scylla（斯庫拉，希臘神話中吞食水手的女海妖）是21世紀初的天真烏托邦主義，那么它的Charybdis（斯庫拉隔壁的大漩渦怪，會吞噬所有經過的東西，包括船只）就是我們目前的數字悲觀主義，它認為世界上的許多問題——從政治兩極化到性無能到識字率下降——都是“太在線”的原因和后果。

顯然，互聯網只有在孤獨的保齡球手的世界里才是可以理解的。網絡文化在新自由主義攻勢對社會造成的原子化中茁壯成長。現在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公民承諾的下降與寬帶接入之間存在正相關。同時，互聯網加速并鞏固了社會的原子化。這種新的、模擬的公共空間的退出和進入成本極低，離開Facebook小組或Twitter亞文化的恥辱感與工人在罷工期間不參與罷工而被迫搬離社區是無法相比的。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極端市場化也使世界容易受到社交媒體的危害。志愿組織的解體，福特主義工作穩定性的下降，宗教生活的死亡，業余體育協會的蒸發，“大眾的解體”，以及由個人組成的諸眾的興起，催生了對社交媒體的需要，這早在出現Facebook或Instagram之前。社會媒體只能在一個不屬于它自己的空白中成長。

因此，互聯網最好被解讀為藥（Pharmakon）——一個既表示解藥又表示毒藥的希臘名詞，一種所謂的解藥，卻只能使疾病惡化。

最重要的是，新的政治總是非正式的。1月6日表示無條件支持特朗普的暴徒甚至沒有成員名單。匿名者Q和反封鎖運動是一種亞文化，主要在博客、Instagram和Facebook群組上興起。當然，也有或多或少的匿名者Q知名人士——可以說是網紅。然而，他們的領導層不是官方的，也不是由投票授權的。我們看到的不是經過軍事訓練的群眾，而是由自我選擇的活動家組成的小團體煽動的游蕩的蜂群。

這種非正式性在經濟上也表現出來。在過去的一年里，特朗普從他的追隨者那里敲詐了數千美元，并繼續賺取資金，但從未建立一個明確的政黨結構。早在1920年，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就指出，有魅力的領導人并不支付給他們的追隨者和支持者固定的工資，而是通過“捐贈、戰利品或遺贈”來工作。不足為奇的是，魅力型領導也是一種完全不穩定的統治模式：王位的繼承不能簡單地保證暴民的利益，他們現在必須尋找下一個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