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陳以愛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10月版

布羅代爾嘗言：“事件”猶如夜空滑過的一束煙花，雖然耀目一時，卻也轉瞬成空，真正掌握歷史面貌的乃是那些“不變或幾乎不變”的“結構”。在剎那爆發之后，“事件”仍要跌回“結構”的沉沉暗夜中——然而大多數史家智若孩童，喜歡被瞬間光華吸引，反倒錯過了歷史的真正主人，這令他頗感遺憾。布羅代爾誠然是偉大的，可是偉人的發言，即使是最為得意的主張，也未必可以句句著實，讓人信以為真。事件的確是突發的、瞬時的，卻并不因此就只是消極的力量，而無法產生深遠和實質性的影響。事實上，如果一個事件不斷引來學者重訪，那必然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意義潛能，絕非短暫的幻相所能涵蓋。這樣的“事件”，自然不是布羅代爾心中（地理性和生態性的）“結構”，但它一定是其來有自，在突發的表象下，隱藏著更加綿長的線索，也因此能對后續歷史產生更為持久的影響，其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未必比“結構”來得輕。

五四運動就是這樣的“事件”之一。自其發生以來，百余年中，論者因立場不同，下筆各異其趣，卻無不試圖把握對此事件的解釋權，借由敘說過去以干預未來。然而奇怪的是，對于這樣一個開辟性的歷史事件，真正有分量的史學著作卻相當罕見。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問世已超過一個甲子，仍是這一領域無法繞過的巔峰；彭明先生的《五四運動史》則帶有過于鮮明的政治取向，而出版也已二十余年。不過，最近十余年來，學界對此一事件興趣大增，許多事實得到清理，觀察視角也更趨多元，極大地刷新了學界的認知。陳以愛教授最近推出的《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一書，可以看作這些新的學術努力的代表性成就。

作為作者計劃中“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本書厚達六百余頁，其內容之豐富，亦足與外觀相副。此書聚焦1919年的上海學運，看來并不算開創性的題目，但實際上這是一個似乎人人略知一二，但又皆語焉不詳的主題。在大陸地區的流行敘事中，五四運動由兩個階段構成：在5月份，運動的主體是北京學生；到6月份，由于上海工人的罷工，主戰場也轉移到滬上——這一行動標志著無產階級正式登上中國歷史舞臺，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階段。按照這一看法，上海在此事件中的地位實應在北京之上。然而大家平日說到“五四”，首先想到而且主要關注的也還是北京，上海的故事被視為北京故事的延伸，不具獨立地位。事實上，真正對上海五四運動展開研究的，反而是海外學人。上世紀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陳曾燾、Jeffrey Wasserstrom（華志堅）先后推出兩本專題著作，但從影響力來看，仍沒有打破北京學生對五四運動敘事的“壟斷”狀態。

近些年，一批學者將注意力下沉至基層（包括從省到鎮的不同層級），更多地注意到五四運動多樣化的在地面貌，以北京指代全國的情形亦大有改觀，但有關上海五四的論著仍然乏善可陳。陳以愛教授此書的出版則不但彌補了這一缺憾，更將“在地化”的研究路線提升到一個新境界。

五四時期上海學運牽涉力量眾多，頭緒紛繁，為史家留下了大量史料，而陳教授又不滿足于此，“自討苦吃”，勤勤搜尋近年開放的電子資源，給自己增添了大量閱讀負擔；更因史料提示的線索半含半露，若現若隱，如欲解說得當，既要大局優先，通盤考慮，又要細針密縷，不漏分毫。因此，要做好這個題目，委實不易。而陳書的處理清晰精準，不但開掘出許多先行研究未及深觸的史實，糾正了不少流行說法的疏失誤斷，其敘事亦一如既往地暢達從容，嫻雅可親。它讓我們看到，無論就主題還是層次的復雜性來說，上海故事的精彩程度絲毫不遜于北京——事實上，目前關于北京的五四運動，還沒有一部可以和此書相媲美的作品。不夸張地說，由于有了這本書，上海五四運動的研究可謂后來居上。

陳以愛的研究一向心思縝密，不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微細“末節”。不過此前由于她處理的多是學術史，這方面的長處尚不能完全突顯，此次轉入社會史領域，發揮得更加淋漓。其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對特定歷史節點的把握，特別是某些物質信息，如地點和建筑物等。這些細節關聯的知識對當事人來說不言而喻，但對外人（史家亦外人也）則全然空白，猶如一片雪原，掩蓋了不少曾經繁鬧的交錯小徑。這些節點是歷史的隱秘“接口”。在沒有被發現時，不同的主體似乎都只各行其是。一旦被人找到，原本孤立的點也立刻可以被串聯起來，融進整體敘事，整個棋局就此盤活。比如，陳以愛注意到上海學聯辦事處、全國學聯籌備處與環球中國學生會都設在一棟樓中，由此追蹤到在滬外國人和基督教系統對上海學運的推動作用，令人驚喜。歷史細節對宏觀敘事的推動，得到生動展示。

有關陳書的優點，自有原書為證，讀者不妨親做驗察，而我既未曾對這一題目下過深入功夫，也就只合歡喜贊嘆。我寫這篇小文，主要目的是想談一下在閱讀陳書過程中聯想到的三個議題。

首先，此書成功地擴展了五四運動的舞臺，將上海從人們對北京的排他式關注中拯救出來，然而這反而提示了我，這兩個城市之間一直存在一種雙子關系——實際上，它們是二十世紀中國好幾對可以寫成《雙城記》的城市組之一，此外又如北京和南京、南京和武漢等，都曾在不同時段發生過不同程度的相互糾纏，需要我們采用一種多層次的研究架構，既能分別處理它們各自的歷史，也要透視它們的互動過程和結構。

陳以愛教授已經提供了一些這方面的例子。在該書出版后的一次講座中，她引用了蔣夢麟和黃炎培于1919年5月22日致胡適的一封聯名私函，商議在5月9日蔡元培辭職出走之后的北大前途，其中提到北大南遷的可能，甚至考慮了資金的來源問題。之后，蔣氏更直接代替蔡元培出掌北大。蔣夢麟等在五四時期的活動久為學人關注，但學者很少將之看作以上海為基地的東南紳商集團的要員，來思考其舉動背后的地緣意義。類似的事實提示我們，京滬雙城效應是影響五四運動走向的重要潛因，而這自然又須追溯到上海晚清以來在中國政治與思想變革中扮演的發動機和推動器角色。事實上，如果從稍長的時段中來確定五四的歷史位置，實不妨模仿王德威教授的一句名言：沒有上海（晚清），何來北京（五四）？

不過，蔣夢麟事后在《西潮》中談到上海時，使用的口吻卻不怎么恭敬：“上海是金融的海洋，但是在知識上卻是一片沙漠?！边@一點和“崇尚意義深刻的藝術，力求文明”的北京形成了對比。他承認，上海是許多新思想的輸入地，但又強調，這些觀念只能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北京，才能獲得生長——“科學和民主的種子在其他各地發育滋長為合抱大樹，在上海卻始終高不盈尺”。這指責并不只針對華人，也包括在滬的外國人。比如，現代中國采用的“管理和生產上的外國訣竅”都是“直接從歐美學來的，與上海的外國人關系較小”。這段評述與三十年代文學界的京派海派之爭等，都代表了許多（在不自覺中延續了士大夫品位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京滬形象的認知，并不足奇。但讀了陳書之后，再看這段話，我們會產生奇異之感。蔣夢麟是陳以愛界定的“東南集團”的要角，他接替蔡元培在北大的事業，也被視作東南集團介入北京政局、“坐南望北”的重要步驟。然而在其回憶中，上海的形象卻如此低劣，可知對上海的污名化論述，即使對東南集團的核心人物，也構成了強大壓力。而事后學術界對五四敘事的畸輕畸重，多少也承繼了此一心態。然而，上海讀書人在五四時期的表現卻表明，那里不只是新思潮的進口港，也是新文化成長的催生地。那么，在有關敘事中，它的光芒何以被隱沒？要澄清這一問題，離開雙城架構是不可能的。

其次，作為“三部曲”的開篇，此書雖以“學潮”為題，但并不把學生運動僅僅看作學生的戲碼，而是關注到學生身后的力量，也就是“以上海為活動舞臺”的一批橫跨政、商、學、報界的社會精英集團，這就是陳以愛教授所說的“東南集團”，也是此書極力闡發的核心概念。此前我們討論“五四”和新文化運動，比如在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中，也會關注到“師生”差異對運動的影響，但主要還是視之為“新青年”（主要是學生）成長的過程，本質上仍是用“學運”的觀念來理解之。不過，近年來的一些研究表明，在清末成長起來的較老一代的社會精英比如“研究系”中人在五四運動的發起和擴展中起到了不應忽視的作用。此外，比如季劍青教授就注意到，最早在山東發起和引導五四運動的，就是更為年長的地方精英，而非青年學生（《地方精英、學生與新文化運動的再生產——以五四前后的山東為例》），與陳以愛在本書中的論述遙相呼應。不過，與山東比起來，上海的情形無疑要更為復雜一些。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把這一點理解為五四運動在上海展開的人事條件問題，而東南集團在此一事件中的作為與安排，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意義，遠遠不止是文學史上的。“五四”不是1919年，甚至也不是1915年造成的事件，而是伏脈千里的突現。只有把錄像帶倒回去二三十年，從東南士紳群體在晚清以來的政治和社會波蕩中的流轉應對講起，許多現象才能獲得更好的理解。這不禁讓我想到，過去二十多年中，學界多注意到，隨著1905年科舉制度的終結，中國士紳的再生產機制也被阻斷了，造成社會失去傳統的重心。至于五四學生運動“以天下為己任”的品格，當然是脈承傳統的士大夫精神而來，但那主要也只是“精神”的傳承，而在社會史的意義上，他們和士大夫依托的脈絡完全不同，可以說是被一條歷史鴻溝劃開的兩個世代。

但這本書向我們呈現了東南社會精英從戊戌、辛亥到五四時期的延續、流變和轉化過程。新舊兩代讀書人的知識社會學氣質雖已有所變化，但無論是家世背景還是社會情懷，他們都不是此消彼長、新陳代謝的零和關系，而是緊密銜接的。作為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的父兄，清末維新士大夫為他們提供了庇護和指導，也提供對他們的吸納，實現了代際的更新和轉型。從這一方面看，至少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早期，士紳集團都還沒有從歷史舞臺的中心淡出，相反，他們還以更加靈活的方式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如陳以愛所述，東南集團在政治、實業、教育三種最為活躍的時代場域中建構起一個彼此循環相扣的關系網絡，而它和傳統士紳的社交和行動網絡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連續性。新網絡是舊網絡的擴展，離開傳統的士紳圈子，它是無法形成的。

從代際分層來看，這個集團既有張謇這樣早在戊戌時就進入全國性政治舞臺的士大夫，也有新一代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留學生，而他們又來自同一社會階層，體現了士紳階層極強的歷史適應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是一種“溫故而知新”式的社會轉型方式。這個容士紳與知識分子于一的群體，積極策劃、引導和參與地方事務，在一個不斷變革甚至可以說是不斷變亂的時代里，維系著地方秩序，同時又將傳統的天下意識和新式的民族主義觀念順利銜接，以東南為據點，積極推動著整個國內局勢的轉化。這種情形，和“新青年”通常展示給大家的“弒父”形象不無出入。那么，新青年（五四）和老士紳（晚清）的關聯，對于五四事業產生了何種影響？這值得進一步思考。但毫無疑問，陳以愛、季劍青的著作已經提供了一個和慣常的認知不同的案例。那么，接下來的問題當然是，此視角是否適合轉移至其他地區？五四運動的研究又是否會因此產生另一種解釋架構的可能？

第三點是關于中國近代的社會組織和動員模式的思考。蔣夢麟在《西潮》中談到，傳統中國是“許多自治的小單位”的聯合，不妨稱之為一個個連續的地方共同體，卻缺乏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組織，因此也不能將建立在家庭、行業和地方傳統基礎上的無數“自治小單位”聯合起來，蔣夢麟認為這是二十世紀中國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為了應對來自于“民族帝國主義”的挑戰，中國也不得不將自己“組織起來”，以整體的姿態做出反應。它要從一個涵蓋了多元異質性相對松散的“天下”轉變為一個更為致密化和同質性的“國家”，從由天理良心、利益風俗維持的“世道”轉變為一個通過暴力機器維持的“社會”，把那些圍繞著自己生活為中心、各行其是的“匹夫匹婦”轉變成為富有高度的主人翁意識和統一的價值觀的“國民”。這就意味著，它必須采用一種適用性更為規范、行動更有效率，也更具備動員能力的組織方式。

然而，在這方面，傳統中國很難提供多少可以借助的資源，這種大型組織的模型只能由外部引進。從后見之明來看，近年學界特別關注到政黨，特別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從蘇聯輸入的革命政黨模型，如何在中國成為一種主導型的組織和動員力量。這是極為重要的課題，仍需進一步深化。不過，我們也切不可以為，革命政黨的組織和動員模式就已經涵蓋了此一主題的所有內容。陳以愛這本書就揭示出另一個組織源頭，也就是基督教團體。她花了大量篇幅，展現上海五四運動的工作方式、構造系統、干部訓練原則，是怎樣為基督教青年會所形塑的。由此，陳以愛斷言，青年會的會員才是上海五四的領導機構學聯“學聯”的“內在核心”。

對上海五四運動中基督教因素的發掘，是陳書最重要也最出彩的貢獻之一。事實上，正如上?！把髨觥币粯?，在華基督教在中國革命中的贊助作用（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被此前的歷史學者大大低估了。比如，以梁啟超為例，他與“東南集團”和五四運動之間都有密切的聯系，以他為中心的“研究系”《時事新報》在那一時期更積極投入對上海學潮的報道，但是梁氏1920年所作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卻批評在華基督教會事業雖多，“然皆竺舊，乏精神。對于數次新思想之發動，毫未參加，而間接反有阻力焉”。此時歷史的塵埃尚在飄浮，“非基運動”也還沒有出現（陳以愛認為此一事實被人遺忘，與非基督教運動有關），但從這段話看來，任公對青年會在上海學運中的作用似乎一無所知，或者刻意漠視——無論如何，都反映了一種認知的盲點。此處無意追究造成這種盲點的原因，但很顯然，基督教團體的作為并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近年學界對基督教在華事工的討論，試圖重新評估其工作，亦關注到它們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相應的本土事業（教育、醫療、濟貧等）所產生的影響，但是其組織原則和組織方式的影響，卻很少被人提及。學者被“后見之蔽”所誘導，忽視了在革命政黨模式之前另一種模式的存在。

在這兩種模式中，第一種模式（革命政黨模式）似乎更強調統一性，注重對核心意志的鋼鐵般的貫徹；第二種模式（基督教團體模式）相對來說更具彈性，強調每個人的參與感。它們關注的重點顯然不同，提示出中國近代國家建設參照的“現代化”模型本來不止一個，彼此也處于激烈的競爭中。但這兩種組織形態也都是外來的，背后都依托于西方歷史上長久的規訓傳統，且它們之間也具有一定的承續與借鑒關系（第一種模式從第二種模式中汲取了不少養分）。盡管在二十世紀中國語境中，這二者的關聯性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無論是參與者還是旁觀者，看到的都只是它們的相異，但是，如果將這兩種模型與西方的規訓傳統之間的復雜關聯考慮進來，就要求我們在思考近代中國“組織化”問題時，跳出那種單線條的敘事模型，采用一種兼具空間多元性和歷史縱深感的視野。當然，這已經大大躍出陳教授此書為自己規定的任務，不過，正是她對第二種模式的揭示，給了我這樣的提示。

有關這個問題，在我看來，一個有趣的地方在于，陳以愛在書中注意到，此前的研究者，即使是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和華志堅這樣的西方學者，也沒有留意到五四社會動員依托的組織架構有著西方的背景。相反，他們幾乎都把它們看作是對中國“傳統”官僚等級制的挪用。白吉爾、華志堅這種近于本能式的反應，似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認知習慣的產物。他們大概都忽略了西方歷史上同樣存在著與“官僚等級制”近似的資源，或者即使想到這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先進分子”的西化程度超出他們的想象。實際上，即使那些身處新教育體制中的年輕人真的對于中國“傳統官僚等級制”有切身的了解，大概也不會把它當作一個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樣板來有意地模仿?？傊?，此案經過陳以愛的細心偵破，已可定讞。這再次表明，歷史的實境往往躍出哪怕最聰明的歷史學家的頭腦，除了實證性的爬梳，沒有第二條靠近歷史的道路。

如果把我這里涉及的幾個主題放在一起：上海、士紳和基督教社團，很容易產生一種奇異的混雜感：中國（傳統）和西方（近代）的因素共同出現在五四這一具有標志性的“事件”中，毫不牽強，無縫連接；而要更好地理解這種關系，還需要我們適當地拉長視線，以晚清為起點來觀察五四的起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運動是晚清以來中國歷史演變的一個小結。此前曾有一個主導性的歷史分期理論，就是以五四為界，將晚清以來的中國史劃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時段。盡管觀察視角有所不同，但從本文的立場來看，這個區分仍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至少，它們展示了不同中西傳統結合的兩種可能。

最后，也許不是不重要的是，我想回顧我剛剛拿到這本書時的一個驚喜：在進入正文之前，陳以愛教授先摘錄了一首英國詩人勃朗寧（R. Browning）的詩作《阿索朗多》，中譯文出自胡適之手，采用的是文言，傳達的是一種《離騷》式的情感：

吾生惟知猛進兮，未嘗卻顧而狐疑。

見沉霾之蔽日兮，信云開終有時。

知行善而不見報兮，未聞惡而可為。

雖三北其何傷兮。待一戰之雪恥。

吾寐以復醒兮，亦再蹶以再起。

史學著作而以詩句作為開篇，已是久矣不睹（不知是否因為陳教授目前正在研究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受了影響而采用此一體例，其有意乎，抑無意乎？），僅此一頁，已令人感知此書自有機杼，絕非四平八穩的平庸之作。實際上，作者遵循了相當嚴格的學術準則，但熟悉她的朋友又不難在每一頁上都發現她的神情趣味。此詩的形式，完美地體現出中西合璧的特征，而陳以愛說，她矚目此詩，是因為它出現在1919年的《復旦年刊》上，與書中人事正相匹配，且“適足以概括復旦精神”。而在我，作為讀者，玩味此詩，亦深覺此情此景，不啻發為心聲。再回到開篇所談的主題，五四轟轟烈烈，熱鬧一時，雖然謝幕卻永不終結。它在中國讀書人心中，具有一種“不變的或幾乎不變的”魅力，時刻扣響我們的共鳴。它是“事件”，它也在積淀為（一種與布羅代爾所說不同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