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開始，武漢、杭州、成都、西安、寧波、南京、海南、天津等幾十個城市出臺人才新政，即使是傳統上處于人才高地的京滬等地也紛紛入局，掀起了一場火熱的“搶人大戰”，搶人的門檻一降再降，買房打折、租房補貼、落戶降標、項目資助、一次性獎勵等等，意圖更多人才落戶本地。

筆者認為，“搶人大戰”最為深刻地折射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諸多變化。首先，勞動力危機已經拉開序幕。

人口老齡化是人類面臨的新挑戰和最大挑戰。在中國，少子化、老齡化，尤其是青年短缺，也已成為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和最重要的新基本國情。

經過幾十年變遷，中國人口結構由嚴重多子化快速向嚴重少子化演變，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1982年為33.6%，2017年為16.8％，2017年比1982年下降了16.8個百分點。這大大低于世界26%的平均水平，遠低于印度的32%，比美國的19%還低。預計到2030年，中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跌破15％。0～14歲人口總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為3.4億人，2017年只有2.3億人，比1982年減少了1.1億人。

與此同時，老齡化提速。2017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為11.4%，比1982年提高6.5個百分點。預計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2022年將超過14%，屆時中國將進入老齡社會；2030年將超過20%，屆時中國將進入超老齡社會。中國總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已有二十多年，預計到2024年左右，人口將出現負增長。

少子化造成新生勞動力供給減少，將使勞動力老化且供給不足，特別是青年人。這段時間一些地方的“搶人大戰”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反映的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勞動力供給不足危機。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峰值后開始持續減少，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2012年至2017年間減少了2500萬人，尤其是2017年，減少了600萬人，比前5年減少平均數高58%。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7年的65.9%，減少了3.9個百分點。

人類發展歷史表明，每一次的科技進步都會節約傳統產業勞動力的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經濟、新產業、新行業對勞動力的新需求。2020年之后，中國勞動力供需失衡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將爆發勞動力危機。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推算，20～59歲勞動年齡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億人，將比2010年減少6900萬人，降幅達8.3%；20～44歲的青壯年勞動力，即活躍的經濟人口，2010年達到峰值，到2030年將只有4.49億人，比2010年減少1.20億人，下降幅度達21%；青年即15歲至34歲人口到2025年只有3.21億人，將比2010年減少1.04億人，減少24.5%。其中，20～34歲的青年勞動力即勞動力的主力軍、生力軍，2020年后將出現懸崖式急劇減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間，每年將凈減1100萬人以上，到2030年減少將擴大到1.04億人，下降幅度達32%，總量只有2.21億人。

勞動力供給持續下降帶來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給實體經濟發展帶來重大困難。2012～2015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年均上漲10%左右，農民工工資年均漲幅在15%左右，勞動者的工資上漲速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當前企業投資缺乏動力，不少外資企業近年來撤離我國轉向東南亞，與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關系。

近年來我國勞動成本的剛性上漲，原因固然有多種因素，但關鍵因素是勞動力供不應求，反映了勞動力短缺的不爭事實。

多年來，就業市場呈現大學生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并存的格局。“搶人大戰”的爆發，說明中國勞動力供給已由結構短缺轉為全面短缺。可以基本判斷，中國勞動力供給高峰已經產生并出現拐點，中國企業用工成本的優勢已不復存在。

但這只是人口危機爆發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驗將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發。特別是2030年后，由于后備勞動力大幅度減少，中國勞動力面臨巨大缺口，將遇到極其嚴重的人口危機，這將深刻影響中國發展。

從城市發展規律來看，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求更旺盛，活力更強，稅收財力更強大，能更快提升基礎設施，大量吸收外來人口是提高城市活力的關鍵性舉措。目前，有經濟活力的城市大多是移民城市，以北上廣深為核心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創造的GDP占全國比重的40%，而這些城市大多是移民城市。

2020年之后，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許多單位尤其是企業將面臨無工可招尤其無年輕人可招的窘境。隨著老齡化加深、人口負增長來臨，將來勢必有些城市將被邊緣化。

作為發展中大國，大量增加勞動力投入依然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眼下各個城市間的“人才之爭”是為未來儲備年輕勞動力，應對老齡化的一場“人口之爭”。搶人的城市都在打時間差，未雨綢繆，通過各種手段吸引年輕人落戶，以增強自身發展的后勁，避免自己淪為衰落地區。

其次，“搶人大戰”還反映出轉型發展的必然趨勢。

當前，中國經濟正加快由出口導向、投資拉動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向內需為主、消費拉動、創新驅動的以服務業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方式轉變，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服務大國和服務強國轉變。

中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傳統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新經濟、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強勁的增長，都對勞動力的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學歷、高收入、高技術等將成為主流趨勢。“搶人大戰”由主要針對外來務工人員為主體的產業工人向大學生轉變，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歷史變遷。

目前，中國的GDP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達8000多美元，成為全球工業品生產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廠。無疑，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崛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據測算，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在四分之一以上。

然而，隨著少子化日益嚴重，勞動力供求發生了逆轉，未來勞動力供應量將急劇下降，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將成為歷史。傳統依靠勞動力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走到盡頭，已難以為繼，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高中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中低端制造業向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兩頭擠壓。只有推動創新，推動發展方式向依靠持續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升的方向轉變，才能以能源資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對沖要素投入增長的放緩，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對沖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

青壯年是社會創新的主力軍，青壯年勞動人口急劇減少，將減少創新人才總量，嚴重弱化社會創新能力。勞動力老化也將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降低。此外，青壯年是社會消費的主體，老年人消費欲望和需求、消費能力相對較弱，一旦青壯年人口比重下降，就會降低整個社會消費能力。

進入新時代，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創新驅動，而人力資本剛好是創新的“載體”。通過人才新政搶奪優質人才，是二三線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只有力爭構建人才高地，才能打造創新高地，才能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其三，“搶人大戰”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體現。

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對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具有第一位的、決定性的作用。人才是第一生產力、第一資源。有了人才，才有發展的動力，才有創新的能力。“搶人大戰”愈演愈烈，體現了城市對人才的重視，是對過去“重物輕人”的傳統城市發展觀念的調整。

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實現了國家的原始資本積累，要素供給已由資本短缺轉變為勞動力尤其青年勞動力短缺的新常態。從“爭項目”到“爭人才”、從引資到引智的轉變，正反映了這一重大變遷。“搶人大戰”中，被搶的不僅是人，更是高質量的人力資本，是創新創業者、消費者、納稅人、養老金供給者，是決定城市未來良性發展的核心資源。對城市來講，這一次搶到了人才就等于搶到了未來。

在“搶人大戰”中，絕大部分地方是為人才而去，但也有少數城市是為了去庫存、興樓市，滿足打造中心城市的需要。這些城市以引進人才為借口，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全面松綁，引發了房價異常上漲。目前，樓市升溫已經成為城市“搶人大戰”的副產品，“搶人大戰”演變為“搶房大戰”沖擊了“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戰略定位，放大了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增加了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難度，讓引才走向歧途，值得高度警惕。

新時代，勞動力尤其青年勞動力短缺是中長期現象。目前的“搶人大戰”只是序曲，未來各個地方之間的人才競爭將更加激烈。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言：

首先，立即全面鼓勵生育。

無疑“搶人大戰”彰顯了人才價值，優化了人才資源配置，但某種程度上看，“搶人大戰”依然是零和游戲，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將是“搶人大戰”的重災區。實現民族復興關鍵在人，要人口先行，人才是第一生產力、第一資源，而人才來源的基礎是人口。少兒是未來的人才和勞動力，只有有效提高人口增長率、千方百計增加少兒數量，阻止少兒比重過快下滑，才能減緩未來人才蛋糕過快縮小。

但當前，高孩子撫養成本、高房價、娶妻難等諸多因素造成中國的低生育狀況愈演愈烈，實現中國夢面臨后繼乏人的風險。目前，中國育齡婦女總量開始持續減少，到 2025年，20～29歲活躍育齡婦女將比2015年減少40%，出生人口將回落至1000萬人左右。全面二孩實施第二年的2017年，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63萬人，比相關部門的低預測數還少300萬人，遠低于此前各方判斷，說明百姓生育意愿已十分低下，這給中國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敲響了警鐘。即使放開生育，不推出強有力的鼓勵措施，也將無濟于事。人口政策要與時俱進，要立即從控制生育走向鼓勵生育。

要抓緊構建家庭養孩與國家養孩相結合的新人口再生產機制體制。把人力資本投資擺上優先發展戰略地位，在稅收、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方方面面千方百計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強化鼓勵生育的公共服務。總之，要想盡辦法，讓百姓愿意生并養得起孩子。

其次，大力構建依靠人才謀發展的體制機制。

搶人容易，留人難，應切實實施人才戰略，加快建立有利于優秀人才脫穎而出、人盡其才的有效機制。要樹立良好的用人導向，搭建人才施展才華的舞臺，打造干事創業的沃土，提升吸引人才的環境魅力。打破人才流動的制度障礙，完善職稱評定、薪酬制度、社會保障等配套政策體系，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產權、鼓勵創業的社會氛圍。當前的人才引進應堅持以市場為導向，要和地方經濟發展的戰略緊密結合，依照當地產業特點和行業需求，避免盲目“搶人”造成浪費。

第三，抓緊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推動人才自由流動。

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削弱了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不利于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及人才市場，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不僅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迫切需要，也是保障人民權利、推動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必然要求。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剝離附著于其上的權益差距，縮小乃至消除城鄉差別，實現公共資源分配、公共服務和福利待遇的均等化，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

第四，加快建立健全房地產制度和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

一些地方由“搶人大戰”引發的房價上漲，除將弱化創新動力、造成實體經濟空洞化外，還將極大抑制消費和內需，放大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并嚴重沖擊擴大內需戰略的實施。單純的限購、限貸、限價、限售等行政性措施只是抑制房價的權宜之計，只是把投資、投機性需求往后推而已。應當拿出釜底抽薪之策，改變社會對于房地產發展的預期，改變房地產脫離其本來屬性，變為投資品、投機品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