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經歷數百年一次的大轉型。2018年之春，轉瞬間，東亞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變局。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部認定的重要國別基地——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應運而生，在歷史車輪的轟隆聲中聽到了來自遠方的使命召喚。

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是甲午海戰后為圖強而成立的國策大學堂。早在1901年學校就開設東文學堂，招收青年才俊以培養日文翻譯的專才。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就任南洋特班主任，曾經通過日本書籍講讀的方式傳授現代化專業知識，培養社會變革的英才。1902年，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出版家張元濟辦理譯書院，一項舉世矚目的事業就是翻譯日本大型法律叢書《日本法規大全》，共分25類80冊計400萬字，囊括了現代國家制度與法律的幾乎所有知識領域。1992，日本天皇有史以來首次訪問中國，專程到本校徐匯校園視察。2010年以來，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長期支持凱原法學院的企業法務研究和交流。這樣悠久的歷史記憶和輝煌的知識傳統使得上海交通大學對日本的國別研究高度重視，有意愿、也有條件設立一個校級跨學科的綜合性高端研究機構，以便深入考察日本產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過程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側重法政以及具體制度設計和政策舉措方面的研究和交流，并致力于兩國互惠合作伙伴關系發展可能性的探討，在全球戰略中重新定位這個島國的適當角色。

日本是我國一衣帶水的近鄰。但不得不承認，兩國的社會心理距離有時卻很遙遠。在長達兩千年的漫長歲月里，日本處于中華文明的邊緣，基于憂患意識而不斷從我國汲取技術、制度和文化的營養，同時也一直保持著矜持和獨立。從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中期的大約一百年期間，日本通過迅速推進現代化的各種舉措成功加入歐美列強之伍，曾經打著“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對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進行侵略，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創傷。二戰結束后，日本在經濟上重新崛起，成為全球性投資大國和技術大國，一度有問鼎亞太區域主導權之勢。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兩國關系帶來一段蜜月期，在兩國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甚至還有過互惠雙贏的美好局面。但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國復興改變了亞洲乃至世界的既有格局，讓有些人關于單一帝國主導下的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的預判三觀俱碎。從此兩國關系也變得日益復雜、微妙，有時甚至顯得非常撲朔迷離。如今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周年，給雙方提供了一個回顧、反思以及修復關系的重要契機，也展現了東北亞經濟整合、秩序再組的前景。

在上述滄海桑田的巨變過程中，日本對中國進行了全面的、細致的、深刻的觀察和分析，有些田園工作的成果（例如臺灣調查材料、滿鐵調查材料、華北農村習俗調查材料）至今仍然是漢學家著書立說、政治家策劃提案的珍貴根據。但是，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對日本的研究卻很不充分、很不精確、很不體系化。這樣的信息不對稱性勢必妨礙中國對日外交、經略亞洲以及參與全球治理的成效，也妨礙中國清醒地認識自己、不斷推動改革、創新以及超越。今天，我們要平視對方，恰如其分地認識和定位日本必須注意以下三個工具性的基本框架。

（1） 一個是海洋亞洲與陸地亞洲相區別的框架。所謂海洋亞洲，一般主要指稱那些實行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體制的亞洲沿海國家，具有開放性、改革性，日本被認為是海洋亞洲的領袖。所謂陸地亞洲，長期以來被認為以中國為代表，是封閉的、內向的、固守傳統的。但是，1970年代末以降，中國的外向型經濟高速增長與南海的島礁主權被蠶食的同步進行，終于喚醒了這個民族的海洋意識。在法律制度層面，其標志就是1992年領海及毗連區法的制定、1996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批準、2005年以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為契機設立“中國航海日”、2009年上海國際航運中心規劃的實施，2010年海島保護法的生效、2013年以后“經略海洋”、“海洋強國”、“海上絲綢之路”戰略部署的推行，等等?？傊?，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邁向海洋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正在打破這個認識論框架。

（2）另一個是經濟融合與軍事戒備相并行的框架。從1970年代末開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歐美日各國對此持歡迎態度。然而中國加入WTO之后，經濟上進一步融入全球化的市場體制，并逐漸壯大起來，按照自由貿易的規則在各國長驅直入，又讓歐美日各國感到不安乃至恐懼。由于美國戰后在亞洲的安全保障政策與在歐洲的不同，沒有建立類似北約那樣的集體軍事機制，而是通過兩國同盟關系確定防務安排，這就為中國縱橫捭闔提供了機會，但也為美國和日本的右翼保守勢力搬弄是非、借助軍事政治手段打壓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提供了抓手。具體表現就是所謂“政冷經熱”現象。在這樣的特殊格局里，如何通過新的安全保障觀消除亞洲鄰國的疑慮并掃清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或者反過來如何通過密切的經濟合作關系（例如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東盟10+3自由貿易區等）化解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隔閡，避免亞洲各國因過剩防衛心理而導致軍備競賽的結局就是中國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待于大智慧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3）還有一個是勿忘歷史與面向未來相依存的框架。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延長線上，要求日本放棄戰爭和武力行使、進而承認東京審判的結果，這是二戰結束之際世界的基本立場。日本的回應則是戰后和平憲法的頒布，放棄武裝和交戰權，通過日本與美國的安全保障條約來維持和平憲法的實效。這種歷史認識與和平憲法是戰后亞洲秩序的基石，也是中國放棄戰爭賠償、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前提條件。但是，從1978年靖國神社供奉甲級戰犯、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總理的名義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開始，日本一些政治家修改歷史觀的企圖心就逐漸暴露，不斷引起了中日關系的緊張。特別是某位重要政治家在2013年3月發表否定東京審判的言論這一事實證明：過去并沒有過去，而是作為現在的一部分不斷重新出現，并且影響到中國以及亞洲各國面向未來的動機。如何因應這樣的變化，是中國對日外交政策的重要課題，也影響到中國在亞洲的布局。

基于前述分析，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將整合校內外的各種資源，力圖在不久的將來建成一個國內頂尖、國際著名的日本綜合研究據點和政策智庫。本中心的近期目標是光大“海派日本研究”的風格，堅持海納百川、周流不息的特色和包容性，側重法政高端對話、經濟深度合作、科技共同創新、城市新型治理、海洋開發政策這五個維度的實證分析和交流。借助獲得教育部國別研究重點基地認定的東風，本中心準備建立兩個基礎數據庫，即中日交流人才數據庫、中日經濟法規數據庫；計劃出版一套關于現代日本的多視角研究叢書（包括國際化背景下的日本學、中國企業家眼里的日本經濟和科技、日本政治家的中國觀和中國緣、日本產業政策的借鑒等不同系列）、一套關于東亞共同體思想以及法治秩序重構的翻譯叢書、一份日本研究期刊。還計劃在本校各學院已經卓有成效的日本研究和對日交流的基礎上，每年舉辦一次中日企業法務論壇（在東京和上海交替舉辦）以及其他不定期的高端會議和研討班，在政治、法律、市場、企業、政府、城市、教育、福利、環境、海洋等重要領域推動兩國各界精英的對話，開展公共外交，并通過網站、微信公眾號等方式促進多樣化的溝通。另外，依托這個研究機構招收掌握日語的優秀中國學生，同時也接受掌握漢語的日本留學生，為二十一世紀中日兩國溝通、理解以及合作培養一批杰出人才作為橋梁和紐帶。

“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立上頭”。借此機會我要特別感謝中日兩國各界人士和校內外的朋友們對本中心籌建和開展活動的熱誠關心和支持。尚祈長此以往不吝賜教，齊心協力為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各自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