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報設計 澎湃新聞記者 周寰

【編者按】

在中國，攝影收藏還是一件新鮮事。盡管圖片已經是人們日常交流的方式，但收藏攝影似乎仍是一件遙遠的事。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的影像收藏市場逐漸活躍，越來越多的人與機構開始意識到了影像的價值：出色的攝影是時代的見證，也具有藝術價值，連接了個人與集體的記憶。

20年前，時任廣東美術館館長的王璜生策劃了攝影展覽“中國人本”，展覽征集了200多位攝影師的600余幅作品，以紀實的手法展現(xiàn)了中國人在人性化道路上的曲折歷程。與此同時，廣東美術館對參展作品參照國際標準進行整體收藏，此舉反映了美術館對當代攝影的日益關注，在當時的中國攝影史上尚屬首次。

20年間，王璜生又主導建立了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攝影館藏體系，并把攝影收藏帶到了更多人面前（在他參與策劃的北京國際雙年展中開辟了收藏展的板塊）。2023年1月的一天，已退休的他接受了澎湃新聞的采訪。作為推動“中國攝影收藏”的先行者，王璜生坦言這些年國內的攝影收藏發(fā)展的確十分迅速，但與此同時，他也提及，一個值得大家重視并共同遵守的原則是不斷將“攝影收藏”推向更高峰的關鍵。

“中國人本”展覽海報之一。圖中為莫毅作品

澎湃新聞：您2003年在廣東美術館任職期間，策劃了展覽“中國人本”，之后對展覽里的作品進行收藏，這被認為是中國攝影收藏的開始。

王璜生：準確說應該是公立美術館主動地開始有序收藏。因為在這之前包括廣東美術館也好，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等也好，也都舉辦過個別的攝影展覽，并收藏個別攝影家的藝術攝影作品，但是這樣的藝術攝影收藏并不是美術館對待攝影作為一個藝術人文學科應有的學術狀態(tài)、態(tài)度與工作方法，其實這里存在著一種社會與學界如何看待攝影的問題，這也包括作為記錄歷史與人文藝術的美術館的態(tài)度與方式。那么，美術館對于攝影的收藏，對攝影的研究與展覽，對攝影的社會傳播與教育，以及攝影的技術性系列問題，如保管、修復等等，這些都構成了一個系統(tǒng)。

應該說，廣東美術館2003年的“中國人本”展覽及收藏，是官方美術館主動有序開展攝影收藏，成為一個攝影的展覽、收藏、研究、保護、社會公共教育系統(tǒng)工作的重要開端。但是，這只是一個開端，而美術館之于攝影的相關工作是一個社會系統(tǒng)工程，也是一個長期的學術性、科學性的工作，因此任重道遠。

展覽“中國人本”在德國德累斯頓國家博物館開幕盛況

展覽“中國人本”在德國法蘭克福現(xiàn)代美術館展場盛況

澎湃新聞：當初是什么讓廣東美術館以及您決定去啟動攝影收藏的？

王璜生：從我個人的認知角度上講，我青年時期就比較喜歡攝影，我是汕頭人，汕頭有“公元廠”即“公元膠片廠”，是中國第一個，也曾經是最重要的攝影工業(yè)基地。（林希之于1949年5月在汕頭建立化學實驗室。1953年4月1日，汕頭公元攝影化學廠建廠），因而，汕頭也產生了很多攝影家與攝影愛好者。我自己早期也喜歡拍攝，周圍有很多攝影的青年朋友，膠卷也比較容易獲取，也學會了自己沖膠卷印洗照片。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從一個對藝術史和美術館有點認識的角度，對攝影的人文、歷史、藝術的意義有一定的認識。我1996年第一次去國外參觀一些博物館美術館，印象比較突出的是它們都比較重視攝影的研究性展覽及長期陳列，而且，不同的博物館美術館的收藏研究定位也決定了它們對攝影收藏的不同時期或方向的定位。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

美術館或藝術博物館并不僅限于繪畫與雕塑之類，尤其是現(xiàn)當代美術館，它面對的應該是一個現(xiàn)當代美術的大概念，這當然包括攝影。而攝影收藏又是一個非常專業(yè)的系統(tǒng)，包括怎么收藏，收藏的版數(shù)，收藏的標準，保管與修復的技術標準等等。如美術館收藏攝影之后，它的保護應該怎樣來開展，對不同媒材的適應，膠片的、紙質的、彩色的、黑白的，它又應該是以怎樣一個不同的收藏標準和管理保護標準來做，這些都是一個專門的學科。我覺得一個美術館，它應該有這樣一種不同學科的建立。攝影作為一個視覺藝術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應該在美術館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這也是從我個人的角度認識美術館與攝影的關系。

當年做成“中國人本”還有一個重要的外部原因，就是當時侯登科病危，攝影界在討論侯登科去世后，“誰”，什么機構來收藏他的攝影作品。同時也延伸到這一代人的攝影，包括近現(xiàn)代中國的攝影應該怎樣被收藏與保護等等問題。正好在這時候，我的一個好朋友，他是PHOTOE圖片公司的老板，叫吳少秋，我們是同鄉(xiāng)，也還都有“文青”情結，大家聊起來時，都覺得美術館應該做一個攝影大展，并且開展攝影收藏。

對當年的我來講，盡管對攝影有一定的認識，但作為美術館，如何開展收藏仍處在朦朧的階段。當年幸虧有吳少秋先生他們的鼓勵，PHOTOE圖片公司的專業(yè)介入，用他們的力量協(xié)助我們美術館做了“中國人本”這個展覽，幫助做組織工作，與攝影家的聯(lián)絡工作，調集底片集中到北京做專業(yè)的沖洗等等的一系列工作。所以，許多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各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中國人本”這個展覽及美術館專業(yè)收藏工作的完成。

《麥客》系列之一。侯登科作品

《麥客》系列之一。侯登科作品

《麥客》系列之一。侯登科作品

《麥客》系列之一。侯登科作品

《麥客》系列之一。侯登科作品

澎湃新聞：您剛才講了一些細節(jié)，比如說是怎么收藏，然后版數(shù)怎么定，然后有些什么是值得收藏的，以及作品的保護是怎么開展的？包括當時收藏的價格，以及當時攝影家對于攝影收藏的接受程度。可否講講當時的一些細節(jié)？

王璜生：當時我們展覽在組織、挑片的過程中就考慮到要收藏，收藏體量也比較大，當時有點想要超過美國當年“人類一家”展覽的作品數(shù)量。整個收藏體量大概是600來件，對于這么龐大的體量如何來定價，其實是非常有挑戰(zhàn)性的。涉及200多位攝影家，怎樣價格才是基本合理？怎么去平衡又使大家心里舒服？我們不可能與每個攝影家具體去商量價格，這也是實在沒辦法的事。因此我們定了一個相對統(tǒng)一的標準，大概幾百塊錢，這個價格當然是非常低的，但攝影家們也都非常支持，都支持美術館的收藏，我們也希望從專業(yè)方面去做好工作，如沖印是按國際博物館美術館收藏專業(yè)標準來做的。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碰到了一些問題，比如有個別攝影家對通常的美術館包括剛剛起步的我們缺乏信心和信任，因此也沒有參加，我們也沒辦法去說服他們。另外，在之后的攝影收藏工作上也不斷碰到一些新的難題，也會有一些新知識的介入，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思考。但是對于一個攝影收藏，它的專業(yè)品質，“中國人本”一開始收藏的時候就提到了一個比較高的要求，即美術館收藏的專業(yè)品質。

《超級奶爸》，1993年，廣州下九路婦幼商場。葉健強 攝。“中國人本”展覽作品之一 

節(jié)日的胡同，1994年10月1日，北京。王文揚 攝。“中國人本”展覽作品之一 

1986年，推著自行車走上海珠橋的人流。安哥 攝。“中國人本”展覽作品之一 

《移動生命線》，2001年，黃一鳴 攝。“中國人本”展覽作品之一 

《針灸減肥》，祁小龍 攝。“中國人本”展覽作品之一 

《針灸門診》，王大斌 攝。“中國人本”展覽作品之一 

澎湃新聞：后來您從廣東美術館去了北京，在央美美術館任館長。我2013年參加過您策劃的北京國際攝影周，還有兩年一屆的北京國際雙年展。在這些活動中，我也看到了您一直在推動攝影收藏，包括納入收藏展等等。您覺得今天國內的攝影收藏的生態(tài)和環(huán)境，與當初“中國人本”時期相比產生了怎樣的變化？

王璜生：在我到央美之前，央美美術館基本是沒有攝影收藏的，我到了央美之后，開始組織策劃攝影的專題展覽，同時也初步做了一些有限的收藏。通過展覽與研究，與攝影家界朋友們保持著良好的友誼，因此，也便于開展攝影的收藏。

2016年開始，我們?yōu)榱嗽?018年央美百年校慶時正式出版央美美術館藏品集，開始藏品的全面整理與編輯工作，準備出版《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藏精品大系》共十卷，我們發(fā)現(xiàn)，在央美美術館的藏品中，攝影的藏品是最不成系統(tǒng)的，但是我覺得，還是應該力爭有一個“現(xiàn)當代攝影卷”，并且要形成有一定分量的一卷。因此，我們借助這個機會，向社會、攝影界重要攝影家及家屬征集作品，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最后，在大家共同的努力與支持下，做成了非常有分量的“現(xiàn)當代攝影卷”，也一定程度推進了央美攝影收藏系統(tǒng)的建立與發(fā)展。

中央美院美術館藏精品大系·現(xiàn)當代攝影卷

劉香成攝影作品，中央美院美術館藏

由于與攝影家的朋友們一直保持良好的關系，在我北上（離開廣東美術館去北京）及“廣州攝影雙年展”停辦之后，大家都覺得應該在北京組織策劃一個攝影的雙年展，因此，“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就這樣籌備開了。這時候，正好“首屆北京國際攝影周”即將舉辦，主辦方聽說我們在策劃“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覺得如果聯(lián)合起來，可以產生共贏的影響。他們找上了我，說能否加入，作為“首屆北京國際攝影周”的主題展和學術展。因此，2013年缺錢又想做事的“首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靈光與后靈光”，就在“北京國際攝影周”里出現(xiàn)了，得到了北京攝影周多方面的合作支持。兩年之后，“第二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陌生的亞洲”回到央美美術館；2017年底，我已經退休了，但在張子康館長和遼寧省攝影家協(xié)會線云強主席等的鼓勵支持下，在遼寧的北鎮(zhèn)與央美美術館兩地做成了“第三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混合的公共性與私密性”。我們在缺錢與想做事的狀態(tài)中總共做成三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也產生了很不錯的反響與影響。這些也構成了一個美術館與攝影的研究、策劃、展覽、收藏、社會傳播與教育等的系統(tǒng)工作。

你問及國內攝影收藏的現(xiàn)狀，我覺得發(fā)展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近十來年，中國的整個收藏建設，無論是當代藝術的收藏，經典藝術的收藏，包括攝影藝術的收藏都是發(fā)展非常快的。我們可以看到民間的攝影藝術收藏非常厲害，比如謝子龍影像藝術館，成都當代影像館，包括大理攝影節(jié)，這幾年的一些攝影拍賣等等，都有很多重要的使用手冊，同時也促使了很多重要的收藏家的出現(xiàn)。我去年在大理攝影節(jié)，看到他們攝影市場做得特別熱鬧，令我非常意外。市場好說明有人在收藏，有機構在收藏。

從官方機構的角度上看，這些年來，像中國美術館等一些機構在攝影收藏上非常積極，也非常有實力有資金，他們主要收藏近現(xiàn)代老攝影家，特別是紅色攝影家的作品，很多攝影家的后人也捐獻了不少作品。另一個官方的機構就是國家博物館，他們的攝影收藏也特別厲害，他們同樣也盯住了近現(xiàn)代的攝影大家，而且他們連底片都收藏，這個工作非常不得了，值得特別關注，尤其是今后他們的科學技術保護措施及藏品研究的力度。

2013首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展場

《來襲》視頻，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e）作品。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展覽展出作品之一

《曾經的收審所》系列之一，1987-1997年。牛國政作品。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展覽展出作品之一

《重癥病房》，2013年。王慶松作品。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展覽展出作品之一

澎湃新聞：您認為現(xiàn)在的中國攝影收藏面臨著怎樣的問題？

王璜生：我覺得從民間的角度上講，比如像鐘維興先生他們的成都當代影像館，收藏了很多國外著名攝影家的作品，同時設立了“金熊貓獎”，意在關注中國比較頂尖成熟的重要攝影家的研究及收藏。這樣的站位比較高，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和成果。

像謝子龍影像藝術館，重點收藏的是近代和民國時期中國的影像，非常難得與珍貴。像一些早期玻璃板作品，及各種各樣的類型和特殊材質的攝影藏品，很令人驚訝。現(xiàn)在他們也開始規(guī)劃從時間維度上延續(xù)性的收藏，如20世紀后半葉及當代的攝影等，他們的眼界與站位也很高。

如果談問題，我覺得，因為攝影確實是一個專業(yè)性和技術性非常強的學科，我參觀過美國的休斯頓美術館，他們帶我看了攝影收藏的庫房與修復室，他們針對不同材質的照片對庫房的溫度和濕度的要求，包括對照片不同病理所出現(xiàn)問題的科學研判修復，都是非常非常專業(yè)的。我覺得，這方面很值得中國的官方與民間攝影收藏機構的高度重視。我還不太了解像國家博物館他們收藏底片的狀況，他們是怎樣的一種管理方式。

還有一個就是關于攝影藏品的學術研究及社會應用問題。攝影作品收進來后，如何對其開展專業(yè)性的研究，攝影是一門涉及社會、歷史、人文、現(xiàn)實、視覺等等的藝術人文學科，專業(yè)范圍很開放也很有深度廣度，因此，不能只停留在一種比較皮毛的層面上，這一點也是值得高度關注的，非常重要。

廣東美術館曾經收藏了數(shù)量不少的攝影重要作品，當年我們高度重視相關的專業(yè)性管理，也接觸與思考了不少這一類的問題。在當時我們深感攝影收藏的壓力與責任，那時一切都是在起步和摸索過程中，這些工作能否跟得上，包括我們的人才，我們的思想意識、專業(yè)意識和知識是不是能夠跟上，這都很重要。后來確實有一些東西印證了我們的擔心。

澎湃新聞：您的意思是當時是有一些缺陷的。

王璜生：廣東美術館算是一步一步過來的，當年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也提高了不少的知識性、專業(yè)性，甚至警惕性等意識，但是這種努力應該是持之以恒的，而且應該成為一個制度化的管理運作，這些問題很值得深思。我記得廣東美術館的第一任館長林抗生老師不斷地提醒我們：既然收藏進來人家的好東西，我們就要管好用好。如果管不好，就是集體性的謀殺，會集體性地毀掉好東西的。

《貧困線》，彩色攝影，2013年。趙峰+林惠義作品。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展覽展出作品之一

《“死城”》系列之一，1997年。吉拉德·俄斐作品。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展覽展出作品之一

《當下》2，影像裝置，2013-2014年，米凱·魯芙娜作品。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展覽展出作品之一

《揮之不去的傷痕》，2013年持續(xù)至今，法爾扎納·侯森作品。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展覽展出作品之一

澎湃新聞：我們之前采訪了一些藏家，有的藏家會說如果要捐贈的話，他們會擔心公立機構的“人走茶涼”這樣的問題，比如換了館長，他對于某一方面的收藏管理不再重視了怎么辦，您覺得公立機構如何去面對這樣一種可能的問題？

王璜生：“人走茶涼”是一個貶義詞。而我覺得，每個機構都可能在發(fā)展在變化，發(fā)展過程中也有著各種各樣的未知和可能性。在整個中國的美術館體制包括文化體制中，沒有一種更好的機制去制約與建構，使之可持續(xù)性地、有序地發(fā)展，其實，大家都是憑著一種良心、道德、責任心和專業(yè)性在做事，那么，就難免會有不同的側重點與一些差異性，對待一件事情的出發(fā)點跟態(tài)度也可能有所不同，這也就構成了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出現(xiàn)。

這方面，有些也會做得很過分，一些人的心態(tài)也很不可思議，因此，也就有“人走茶涼”的說法。我想，一個美術館的基本東西，特別是專業(yè)定位、收藏基礎、品牌形象等，需要一個持續(xù)性的發(fā)展，包括一些專業(yè)性點點滴滴累積聚積而不斷地推向更高峰，這是一個值得大家重視并共同遵守的原則。

澎湃新聞：這方面有沒有一種您觀察的成功案例？如何做到保持可持續(xù)地去做一件事？

王璜生：像大都會博物館也好，MoMA也好，他們之所以有今天這么強大，靠的是一代一代美術館人的不斷積聚共同努力。但是，這里面是有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構成的，如，有一個更靠譜一點的理事會，大家通過討論與館長之間形成一個制衡，共同推進，當然這里面也有很多艱辛，博物館館長與理事會之間也是不斷的爭論博弈，這之間也是充滿矛盾的。而博物館館長是由理事會選定的。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美術館，總體來講是經過了一二百年的經驗及知識的積累，同時也建構了相應的社會文化體制，他們對一些基本的美術館博物館規(guī)則、秩序、專業(yè)性等會有相對整齊的認知。

同時，一個更好的社會監(jiān)督機制非常必要。如果一個館長上來以后不能再往前推進，或做出一些有違常規(guī)標準的動作，社會包括重要評論界、媒體、公眾可以有很多議論、批評，以及從不同角度給出一些說法，理事會可以解雇換人等等。這在中國是比較難做到的，因為往往一些東西是被指定的，而且專業(yè)的標準及“三觀”的標準在哪里，其實是不可討論的。

澎湃新聞：您心里是有這樣一個專業(yè)的標準嗎？

王璜生：我想應該有，沒有的話我怎么能夠按照我的標準去做事。但是專業(yè)標準每個人心里有高有低，有左有右，但還是有一個基本準則的，包括對學術的判斷，一個展覽的立意、構想、展示的切入點、方式、空間把握等等，都有一個可以討論的范疇。但是，我堅持的是，人做事需要有專業(yè)、良心，也即與基本道德規(guī)范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專業(yè)性，這就是專業(yè)標準。

海報設計 澎湃新聞記者 周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