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從1996年開始，從社科院語言所退休的鄭張尚芳老師，受潘悟云老師的邀請，會不定期地來上海師大為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一整個學期的專業課。1996年我本科二年級，跟隨潘老師的研究生在上師大語言所“磳課”，方始謁見鄭張老師本尊。1999年正式成為潘老師的研究生，又才一本正經地跟從鄭張老師聽授“上古音”和“漢語方言學”兩門課程。

不肖天資愚鈍，不能一期而心會先生之學，連年忝列于鄭張老師的課堂上。一直到我博士階段，因鄭張老師漸逾古稀，長期獨身在外無親人照顧不便，才告別師大講臺。因了這段因緣，上海師大的一眾博碩士學生，雖未及行束脩之禮，竟都有從侍老師杖履的榮幸。

2018年5月19日清晨，鄭張尚芳老師因罹患胃癌不幸病逝于故鄉溫州。追悼會定在5月26日，追痛之際，我草擬了一幅挽聯，以寄托對老師的哀思：

是大學者，通絕代語，擬古音，天下三分有其一；

當讀書人，葆赤子心，樹桃李，世間醇儒再無雙。

上聯簡括鄭張老師的學術成就，而下聯則是與鄭張老師有交往的師生學者們對他人格處世的共同印象。

漢語史研究成就為世所重

鄭張先生一生著述等身，胸臆所藏，更是汪洋無際。但他最為世所重的成就是在漢語史領域中。

漢語的研究傳統，其源流久矣，乾嘉樸學更是將傳統的音韻、訓詁、文字諸學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梁啟超與胡適都曾經評價，清代的語言文字研究，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具有科學方法論的學問之一。然而近代西學東漸，西方學者在此前傳教士對漢語最初記錄的基礎上，使用十九世紀成熟起來的現代語言學方法開展對漢語的研究，很快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以扎實的語文學作為基本修養的法國漢學，涌現出沙畹、馬伯樂和伯希和等一大批熟稔中國古今文獻、通曉中外各種語言的一流大學者，對當時的中國學者而言，他們可謂是“入室操戈”。

僅以伯希和為例，他憑靠自己深厚的學識，在敦煌千佛洞斯坦因劫余后的書堆中，整理出兩千余卷古今希見的珍品，其中還包含多種早已在中土失傳的《切韻》殘卷。1909年伯希和攜包含《切韻》在內的卷子照片訪問北京學界引起轟動，使羅振玉等一批學者領略到西人對中國學問之精深，不僅在于古物風俗等淺表文化，乃大有危機之感。之后，又有俄國貴族鋼和泰倡導以梵音對勘研究古音，到瑞典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問世，漢語研究一時竟唯歐洲人馬首是瞻。直至傅斯年創辦中研院史語所時，在集刊發刊詞上乃大聲疾呼，將學習西方學術之科學方法，以歷史學與語言學并舉，爭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中國漢語史研究發軔于這一內主學術革新、外爭民族尊嚴的大背景中，經過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陸志韋、魏建功、王力等一代學者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終于在世界學術之林爭得應有的一席之地。這一時代，高本漢始終是一個無法被迴避的名字，可以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的漢語史研究就是“高本漢時代”。但在此后，隨著雅洪托夫、蒲立本、包擬古等歐美新一代學者的興起，以及李方桂先生七十年代在海外新上古音構擬的問世，漢語史研究逐漸進入了“后高本漢時代”。

與此同時，受到特殊時代的影響，中國的學術研究卻陷于停滯。青年時代的鄭張先生，在與當代的國際學術界音問懸隔的環境中，以一個語言學愛好者的身份刻苦自學，獲得呂叔湘、王力等前輩大學者的青睞提攜，開始了他學術生涯中的古音之旅。在“文革”中，他和潘悟云一起鉆研諧聲韻部，潛心十年，完成了全新的六元音上古音構擬體系。寒冰消退，學術之春重回大地，鄭張-潘古音體系賡續前輩學者，踵武功績，推陳出新，在八十年代的國際學界中，與美國包擬古-白一平、前蘇聯斯塔羅斯金的上古音構擬并稱六元音構擬的三大體系。這三家幾乎同時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各自獨立發展出來，所依據的材料理據也不盡相同，但竟然得出了幾乎一致的結論，一時被學術界傳為美談。時至今日，六元音的體系已經成為國際漢學界廣泛接受的上古音學說，鄭張先生的苦心孤詣，使古音學在國際學術界從高本漢的一家獨大，變成現在三分天下的局面，厥功至偉。

聚才而教，聚書成癡

然而這樣一位成就斐然的學者，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卻并沒有收獲應有的世俗榮譽。雖然他的古音學說已廣為學界服膺，但他卻沒有一名正式的學生；在退休之際，甚至險些連研究員的正高職稱都評不上。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鄭張尚芳甫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嶄露頭角，就引起了國際同仁的關注：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曾是李方桂先生執教之地，向以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傳統斐聲歐美學界，在邀請北京大學裘錫圭先生赴美訪問后，華大亞洲語文系計劃再邀鄭張老師來訪一年。然而邀請函寄達鄭張老師北京單位以后，當時的領導卻答復鄭張別有任務，無法訪美，另派他人成行。幾十年后，當我負笈華大，余靄芹老師燕居閑聊時提及此事，問我鄭張先生當時在忙什么事，我致郵潘悟云老師詢問，潘老師回復說鄭張壓根兒連有邀請函的事都不知道。

我升讀碩士以后，搬進了研究生樓宿舍。鄭張老師每次來上海師大授課，也住在同一幢樓，就在底樓一間朝北的宿舍里。他的授課時間一般放在晚上，學生都住在一幢樓里，為了方便，教室也改到鄭張老師的宿舍里。這是一般學生宿舍的布局，一邊是高低床四個床位，一邊是幾個書桌，門口一個放洗漱品和雜物的柜子。我們給鄭張老師從語言研究所拖來一塊黑板，每學期多則七八人，少則五六人，就在這間斗室里聽他給我們講授古音和方言的學問。

宿舍離食堂不遠，到了飯點，鄭張老師有時和我們一塊兒去食堂。有一次，一位古典文學的博士生問我，聽說鄭張教授在這兒給你們上課，想見一見他。我帶他一起回宿舍，遠遠看到鄭張老師拿著飯盆走去食堂，我指給學兄那便是，他佇足遙望了一會，感嘆道：“原來那就是鄭張先生，這么一位大學者，像一個普通的老頭兒，讓我想起司馬遷《李將軍列傳》傳贊里的那段話。”現在記起這段軼事，覺得“數奇何以托，桃李自無言”真是可以用在鄭張老師的身上。

然而即便如是，鄭張老師卻是“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有一次師兄藍慶元在宿舍里跟我說：“昨天跟鄭張老師吃了頓火鍋，才花了八塊錢。”吊得我胃口老高，即便是在九十年代，也不可能有八塊錢的火鍋。然后藍師兄才慢悠悠道出原委：鄭張老師在學校外的農貿市場花五塊買了一條鯽魚，一塊錢買了塊豆腐，再買了一些其他蔬菜煮了一鍋湯，幾個博士師兄還帶了酒去鄭張老師宿舍一塊湊熱鬧，最后居然八塊錢的菜，“一條魚吃了好幾個人”呢。

在這樣簡陋的生活環境里，鄭張老師的樂趣和寄托，除了“聚才而教之”以外，其余便只剩下書了。他聚書成癡，首都師大的馮蒸教授曾說：“北京語言學界藏書，我數第二，鄭張第一。”我覺得他的身上有一個內置的書店雷達，凡是周圍有賣書的地方，他都能感知到。

有一回在宿舍門口看到他提著一大包書回來，我上前幫忙，他告訴我學校后門的市委黨校圖書館圖書剔舊，趕緊去看看。我先幫他把書拿回宿舍，略略翻看了一下，其中有不少五十年代語言文字改革的圖書，都是現在難得的語言文字史料。趕緊騎著自行車趕到學校后門一街之隔的市委黨校，結果發覺剔舊書籍大多是馬列、小說等讀物，僅有的專業書大概都被鄭張老師挑走了，虧他有耐性跟千佛洞里的伯希和似的，在舊書堆里披沙揀金。

往往一個學期下來，鄭張老師宿舍里就會多一大堆書。到最后一學期授課結束后，我和師弟吳波一起幫鄭張老師搬東西送他去火車站，只見他捆扎好的書幾乎堵住了門。他囑咐我們，這些書先留在上海，只帶幾個小旅行包走。我上前一提，卻發現小包比一堆書還重，問他包里是什么，打開給我們看，原來全是讀書摘錄的卡片。讀書的精華隨身帶走，剩下的都是“粗渣”。這些書最終還是留在了上海，其中幾種《文字改革討論集》《江南話拼音工人識字讀本》現在都成了我書架上的收藏。

德國漢學家畢鶚教授在電郵悼詞里，稱贊鄭張老師是“一個溫潤如玉的人”。在鄭張老師的眼里，學術只是求真辨偽，不及其余。本世紀初，梅祖麟先生在香港的一次講演引發了音韻學界的軒然大波，國內一些大學的學者們聯合起來維護師門傳承，對梅先生進行批判，更由于梅先生演講中將鄭張尚芳和潘悟云列為“主流”，便把鄭張老師和潘老師一同“陪綁”。中國音韻學學會的年會，從此火藥味漸濃，一些學者更是火力全開，還利用大會安排上的便利，不允許平等的辯論。鄭張老師依然堅持每次都去參加學會，而每次的大會發言里都有人對只能坐在臺下的鄭張老師夾槍帶棒。潘老師勸他何必再去，鄭張老師卻回答：學術上的立場還是必須要堅持。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當中，鄭張老師的回應始終堅持學術的立場，不摻雜個人的糾結意氣。

“說鄭張不懂，他是最難接受的”

不過我還是目睹過鄭張老師生氣的時候。又是學生宿舍的時代，有一天下午師兄藍慶元來找我，“弘治，鄭張老師被人欺負了，快來幫忙”。我趕緊跟著一起下樓到鄭張老師房間，老先生坐在床沿上怏怏不樂。師兄跟我講起原委。原來事因就出在鄭張老師買“八塊錢火鍋”的菜場里：集市里有一家舊書攤，老先生每次去菜場必先光顧一下，我也曾經去過。菜場里的舊書攤，本來沒有什么好書，可老先生就喜歡踅摸一番，看看會不會有意外發現。看得多，買得少，攤主是一位市井“爺叔”，這天不知哪根筋搭錯，對這個衣著普通的小老頭兒刻薄了一番：“你看得懂么？看不懂就放下別摸。”老先生用書生的方式辯理：“我教的學生都是博士，怎么會看不懂。”

秀才在口角上哪能勝得了攤販。幾位博士師兄先發現了老師今天情緒不好，問清緣由，立刻沖去菜場找小販要打抱不平。小販原本見人多勢眾便氣短，未料同去的一位師兄怕真鬧出事，先開口勸解。小販一見，反倒又長了氣焰。公道沒要回來。藍師兄為老師不平，所以又來拉我這個身高馬大的再去論理，當他把來龍去脈都交代一遍，拽著我要出門，老先生還是攔住了我們：“不要去了，晚上還要上課。”

這次來溫州送別鄭張老師。我跟潘老師提到這件往事，潘老師說：“說鄭張不懂，他是最難接受的。他寫文章，什么都要搞清楚。有篇寫溫州話‘兒化’的文章，他要查到溫州話里‘金橘兒’這個東西的拉丁學名，不停查書問專家，文章為此拖了好久都不發。其實這個詞刪了都不影響整篇文章，但他非得搞懂不可。”感慨之間，我又聊起以前上課時問過鄭張老師一些《周易》里的訓詁問題，他從自己隨身帶來的書中抽出一本李鏡池寫的《周易探源》讓我去讀，這本書我原來讀過，但翻開此書，里面書頁空白處，有紅藍不同的筆跡，密密麻麻，全是鄭張老師平素所思所得。他是從高亨、李鏡池的路子出發，從最平實的語言本身入手，疏解周易古經的意思，真是考證到義無一字不穩的程度。過了幾天，我正讀得不亦樂乎時，他碰到我說自己對《周易》又有新想法，要記到書里去，問我看完了沒有，我趕緊還了回去。這些東西，后來看到鄭張老師陸續地在一些刊物和博客上發表過，但那本《探源》里的筆記，是足夠當得上一本專著的。

聊起《周易》，一同來溫的中西書局的張榮老師又提到，鄭張尚芳還有一部《爾雅》簡注和一部西夏詞匯的稿子還一直壓著等完校呢。這些年“文獻語言學”的口號到處有人在提，而鄭張尚芳在文獻研究上的深湛成就還未被世人廣為知曉，作為學生一輩，不由深覺責任之重大，不能讓鄭張老師所有的學術見解從此沉睡于無人知曉之處。

很可惜鄭張老師的授課結束以后，我與他的交集僅限于一些學術場合。后來又去美國求學，以至于先生的八十壽慶，也未能恭逢其盛。有關鄭張尚芳先生一生的成就，許多師友同門已多有論及，我僅就自己身傳受業時的一些經歷，來紀念老師，以明白學問之外，另有天地。明天就是送別鄭張老師上山的日子，寫下這些文字，權當守靈的心奠，紀念一位平凡而偉大的長者。

2018年5月25日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