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市場、企業和社會的界限不清。尤其是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各級政府不僅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維護者，也是重要的參與者，很多地方政府是類經濟體，在完成管理目標的同時，還會考慮要為當地獲得更多的直接經濟收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青1月6日在由國家發展改革委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第十九屆中國改革論壇上做出上述表示。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青

除上述原因外，她還提到，一是對管制領域的監管不到位。在管制領域，很多環節的業務是可以競爭的，但往往因為對不可競爭部分的監管不到位，讓可競爭的部分也變得不可競爭，導致整個領域的效率下降。這需要通過加強監管和改革來解決。

二是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尚未確立。中央從2015年、2016年開始提出要逐步確立和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此后中央多次重申這一要求，競爭政策也開始在中國經濟政策體系中發揮作用，“但距離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還有差距，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實際上沒有真正確立。”

李青表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產業政策對競爭政策的限制非常廣泛，產業政策的泛化和碎片化，導致各種排除限制競爭問題的存在。

三是關鍵領域改革不到位。主要是財政政策、區域政策以及對地方的考核政策等，導致地方保護，進而不利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毫無疑問，地方保護本質是來自于地方政府作為一個類經濟面臨競爭時的選擇，其中既有經濟利益上的考慮，也有政府政績上的訴求。”

李青稱，“在確立競爭政策基礎地位的今天，應該思考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區域政策，需要什么樣的地方利益表達政策，才能夠在尊重競爭政策基礎地位的前提下，使地方保護、區域間的差距，都能夠得到糾正和改善。總體來講，我們還是要以尊重競爭政策為基本前提，如果做不到改進的話，至少要避免問題的加劇，逐步讓這種情況得到改善。”

黨的二十大報告第四部分以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相關內容、核心要求和改革方向做了一個整體性的表達，相關內容在這一主題下有了全面的結構性表達。其中第一部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里有一個要求，要大力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壟斷。如何破除行政壟斷？李青認為，破除行政壟斷有很多種方法和途徑，其中，中國的《反壟斷法》的特殊定位提供了一個有穩定法律預期、有穩定執法程序、可量化觀察、可依賴的路徑。

李青介紹，《反壟斷法》第五章，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這是中國反壟斷法的特殊定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在《反壟斷法》的框架下是違法的、被禁止的。這里主要包括：第一類是限定或指定交易，即行政機關做出一個決定，要求某一個業務或者某一個領域只能由特定的經營者來經營，比如只能買他的東西或者用他的服務。第二種是排他交易，政府機構跟某一個特定的經營者簽訂合同，只采購他的服務或者只允許他開展業務，其他經營者被排除在外。第三類是妨礙自由流通。第四類是行政機關強制經營者從事《反壟斷法》所禁止的壟斷行為，比如召集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一起開會，然后說你們必須達成一個協議，這在《反壟斷法》框架下是違法的。第五類是行政機關不得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競爭內容的文件或者政策規定。

李青進一步論述到，有資料顯示，《反壟斷法》頒布實施以來，競爭執法機構調查并且建議有關行政機關的上級機關予以糾正、有較完整資料的案件有220余件。通過分析，她認為這些案件具有一些較為明顯的特征。

一是行政層級越低限制競爭問題越多。以省級部門、市級部門、縣級部門及其他主體劃分,可以看出，“十三五”期間、2019年、2020年、2021年，層級越高案件越來越少、呈明顯下降趨勢，而層級低的機關案件越來越多、呈明顯上升趨勢，其中縣級部門的問題更多。當然，中國有34個省級行政區、333個市級行政區、2843個縣級行政區，如果參考這個比例，各級行政機關出現競爭問題的比例值得進一步研究。我們的總體判斷是，層級越高的文件越原則，涉及市場主體的具體競爭越少，出現問題的情況也就越少，而層級越低的文件其內容越具體，更多地涉及市場主體的具體競爭，就越有可能出現問題。

二是在各行為種類中，比如限定交易、排他交易、妨礙自由流通及其他，限定交易比例最高。限定交易是最能夠被大家所理解的，它規定只能跟誰做生意，這是一個非常排除限制競爭的，它的比例居然這么高。我們分析可能是因為這種方式對行政機關來講簡便高效。同時我們發現，直接限定交易與競爭形式下的實現路徑不同，直接限定更容易，比如通過招標或通過競標、采購形式，比例就會下降，行政行為濫用直接去指定交易、限定交易的行為更容易被發現、被捕捉到。

三是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持續時間呈縮短趨勢。《反壟斷法》于2007年頒布，2008年開始實行。《反壟斷法》剛實施時，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糾正非常困難，特別是行政機關的不理解。隨著《反壟斷法》在中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糾正得到更多認可和共識。我們做了一個統計，按照從發文件到最后被糾正的時間來算，以24個月為標準，24個月以上的案件占30%（其中48個月以上的17%），24個月以下的是70%（其中6個月以下的占43%，12個月以下的61%）。 數據顯示，從2008年到現在，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案件時間是呈縮短的趨勢。

李青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的典型案例為例。某市轄區發了一個礦區拍賣的廣告，要求競買人必須具備下列條件：獨立法人資格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實繳注冊資金2億以上，承諾在該區投資30億元的工業園區，必須辦本市任何銀行的履約保函。從《反壟斷法》的角度看，作為行政機關，沒有法律法規規定， 對競買人做出這些限制，實際上限制了正常的市場競爭，是被禁止的違法行為。因此，競爭執法機構建議其上級機關予以糾正。由于很多行政機關對《反壟斷法》的有關規定不熟悉、不理解，導致這種情況較為普遍。再如，一個市轄區征集小規模工程承包企業候選名單，進入名單以后才能做市政府、區政府的有關工程。進入候選名單的條件是企業注冊地必須是在本地，違反了《反壟斷法》的規定，競爭執法機構建議其上級機關予以了糾正。在實際工作中，不少行政機關覺得這么做很正常，但實際上違反了《反壟斷法》的規定。因此，這些行為如果能夠逐步地自覺地糾正、主動糾正，或被動糾正，競爭就會激發出來，就會發揮市場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