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3日是布拉格“擲出窗外事件”四百周年，這一事件所引發的三十年戰爭是歐洲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英國歷史學家彼得·威爾遜在倫敦的格雷沙姆學院做了題為“The 30 Years’ War (1618-48) and the Second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的講座，對三十年戰爭的意義、起因、擴大和結束進行了梳理。彼得·威爾遜是牛津大學萬靈學院奇切利戰爭史教授，其2010年出版的專著《Europe’s Tragedy: A New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被認為是目前英語學界最權威的三十年戰爭史著作之一。本文翻譯自彼得·威爾遜的講座講稿。

三十年戰爭是發生在神圣羅馬帝國（近代早期歐洲最大的國家）境內的、一場有關政治和宗教平衡的沖突。它爆發于四百年前，導火線是1618年著名的布拉格“擲出窗外事件”。四百年前，海因里希·馬提亞斯·圖爾恩率領一幫心懷不滿的波西米亞貴族闖進了哈布斯堡王朝官員的會議室，后者代替抱恙在維也納的皇帝馬提亞斯治理波西米亞。憤怒的波西米亞貴族發現他們要找的人大多都不在，便逮住威廉·斯拉瓦塔和雅羅斯拉夫·波里塔·馮·馬丁尼茲兩位官員。一番短暫的爭執后，兩人被綁起來扔出窗外，這時好幾個在場的人還沒有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兩人的秘書菲利普·法布雷加斯求饒，不想卻引起了起事貴族中強硬派的注意，他隨后也被扔了出去。三人雖然受了點傷，但都活了下來，而且法布雷加斯還能跑去向維也納當局發出警告（他后來被封為“馮·霍亨法爾”，意為“從高處掉下來”）。

這一事件引發了后來的三十年戰爭，幾乎將其他所有歐洲國家都卷了進來，它們不是直接參戰，就是間接地向參戰方提供支持。西班牙、法國、丹麥、瑞典和特蘭西瓦尼亞都至少一度直接介入戰爭；英國、荷蘭、波蘭—立陶宛、奧斯曼帝國、教宗國和許多意大利邦國都間接介入了戰爭，主要是向一個或幾個直接參戰方提供財政或軍事援助。

雖然有些人會將三十年戰爭與同時期其他歐洲戰爭并在一起，但它是一場獨立的沖突。盡管如此，它還是與其他重要戰爭有關系，最著名的是西班牙和新生的荷蘭共和國之間發生的尼德蘭起義，或者叫“八十年戰爭”，一共分為兩個階段（1568-1609、1621-1648）。三十年戰爭的后半部分還與一場獨立的法西戰爭相重合，這場戰爭從1635年一直打到1659年，盡管結束了尼德蘭起義和三十年戰爭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會也試圖結束這場戰爭。這場法西戰爭反過來又引發了加泰羅尼亞起義（1641-1654）、葡萄牙獨立戰爭（1640-1648）以及那不勒斯起義（1647），這些戰爭妨礙了西班牙在三十年戰爭的最后階段對奧地利進行支持。另外瑞波戰爭（1624-1629）和瑞丹戰爭（1643-1645）也影響了神圣羅馬帝國境內的戰爭進程。同樣造成影響的還有法國境內的一系列內戰和起義，先是（雨格諾派起義）一直打打停停地持續到17世紀30年代，然后在1648年到1653年又發生了非常不同的“投石黨運動”。最后，許多參加三十年戰爭的士兵也投身了英國內戰，包括王軍騎兵統帥魯伯特親王，他的父親普法爾茨選侯腓特烈五世是布拉格“擲出窗外事件”后的主角之一。

本次講座將簡要回顧戰爭的重要性、起因、它為何持續這么長的時間以及它最終如何在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畫上句號的。這樣就需要將“擲出窗外事件”放到當時的背景中，傳統觀點認為該事件引爆了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我們要對這種觀點進行重新審視。其實，這一事件是波西米亞境內一些具體因素的高潮。人們先是沒能阻止波西米亞爆發起義，后來也沒能控制住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的危機，導致一場本該是短暫而局部的戰爭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毀滅性大戰。

三十年戰爭的重要性

三十年戰爭為何重要，我們今天為什么還在談論它？首先，它是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歷史上最慘烈的沖突。神圣羅馬帝國有500萬人死亡，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一（盡管有人估計總體損失還要高得多）。這樣說來，三十年戰爭甚至比世界大戰更具破壞性：蘇聯是二戰中人口損失最大的國家（約4000萬人死亡），但它的人口總數也大得多（人口損失比例約為12%，比三十年戰爭低很多）。此外我們還得記住，那是一個前工業化的社會，用機器來替代人力非常困難。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戰后恢復得如此之慢：直到1713年才恢復到了1618年的人口水平，那時戰爭已經結束65年了。

其次，三十年戰爭因其造成的破壞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成為了一桿標尺。人們常常拿它與后來的戰爭相比較，結論也往往是后來的戰爭在破壞性上略遜一籌。再次，三十年戰爭作為一場創巨痛深的事件銘刻在中歐人民的心中，遠遠超過后來的災難。例如兩次大戰在東線作戰的士兵覺得，他們所經歷的“幾乎”和三十年戰爭一樣糟糕。在1945年后的一次民意調查中，德國人將三十年戰爭評為本國最重大的災難，排在納粹政權和黑死病之前。戰爭期間的恐怖故事仍然深植于中歐人民心中，我們從今天德文媒體如何談論這場戰爭就可見一斑。毫無底線的野蠻戰爭形象一直保存在民間故事中，并在德語文學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第一部德文小說《癡兒西木傳》出版于1668年，作者約翰·雅各布·克里斯托夫·馮·格里梅爾斯豪森成長于戰爭期間并成為一名士兵。這部作品被18世紀末的詩人和劇作家們重新發現，尤其是弗雷德里希·席勒，他寫了一部三十年戰爭史以及有關帝國將領瓦倫斯坦的戲劇三部曲。席勒的作品問世于18世紀90年代，當時德意志再次面臨法國革命政府的入侵；他將三十年戰爭視為一面鏡子，透過它來解釋當下的民族創傷。《癡兒西木傳》和席勒的《瓦倫斯坦》都被改編成了電影和電視劇。

這一切都讓人們更進一步將三十年戰爭看成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這場戰爭被認為標志著歐洲歷史甚至世界歷史的關鍵變動。很多人認為三十年戰爭是一整個“宗教戰爭時代”的高潮，這個時代始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一直持續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它也和其他領域的廣泛變遷聯系起來，著名的有“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經濟變遷，以及被冠以“軍事革命”的戰爭方式變革。政治學家等往往認為戰爭的和平安排標志著現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誕生，那是一套由民族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秩序。這些對于三十年戰爭影響的說法，都在主旨或細節上受到了很多批判。然而這些說法的存在說明，人們普遍地將三十年戰爭視為一個對歐洲歷史、乃至世界歷史有著重大意義的事件。

三十年戰爭的起因

這場戰爭是為什么打起來的？和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樣，對于這一問題有眾多的解釋。現在我不能將所有的解釋都一一詳細列舉，所以我打算重點概括一下我所認為的戰爭起因。但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厘清一種誤解，即認為三十年戰爭主要是一場“宗教戰爭”。這一方面是定義的問題，尤其是后來日益世俗化的社會定義了何為“宗教戰爭”，并將這一概念強加于歷史；另一方面也是現存史料以及對其進行解釋的困難所導致的問題。三十年戰爭常常被視為“宗教戰爭時代”的巔峰，這個時代源自宗教改革運動。神圣羅馬帝國是第一個要面對宗教改革的歐洲國家（路德來自帝國核心地帶的薩克森）。宗教改革打破了曾經主導中世紀政治的那種信仰上和法律上的大一統。現在對什么是“真宗教”有了幾種針鋒相對的觀點，這意味著“真理”有了不同的版本。近代早期的歐洲人并沒有做好接受這一現實的準備：他們希望只有一種真理，以此作為一切合法性的來源以及法律、道德和政治的基礎。現代意義上的寬容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它隱含著承認對立觀點可能也有合理之處。對于近代早期的歐洲人而言，寬容只不過是侍奉魔鬼的憑證：如果你寬容了對立的觀點，那么你就是容許邪惡的存在，從而會妨礙自己得到救贖。

多數歐洲國家都采取的一種君主式的解決方案。國王決定何為“正確”的基督教，并將其樹立為國教。這種做法會引起政治上的動蕩，因為不從國教者成了危險顛覆分子；也就是說，如果你的信仰不同于國王的信仰，你就是潛在的叛亂分子。這就是為什么宗教變成了內戰的一個因素，例如從1562年到1629年的法國內戰，尼德蘭起義，還有16、17世紀反復困擾英國的問題，包括內戰和1688年的“光榮革命”。

神圣羅馬帝國在1555年的奧格斯堡和約中采取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辦法，它在法律上承認了路德派和天主教，給予這兩個教派的信徒平等的政治權利。決定接受哪一個教派的權力被下放給了帝國境內各邦國的諸侯。因此，神圣羅馬帝國對宗教問題的解決辦法反映了其作為“混合君主國”的政治特點：皇帝是帝國的元首，但他的部分權力必須和諸侯共同行使。

歷史學家傳統上將奧格斯堡和約視為一種休戰，認為它只不過讓一場不可避免的沖突晚一點爆發。然而在1945年之后的當代之前，從1555年到1618年這段時間（63年）是德國近現代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當代的和平也是到2008年才滿63年）。帝國境內的相對平靜與歐洲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德意志就沒有發生1572年“圣巴托洛繆日大屠殺”這樣的事件，那起事件中法國的天主教徒殺害了至少1萬名雨格諾派新教徒。

更重要的是，在1618年戰爭爆發時，交戰雙方并沒有完全按教派站隊。大多數德意志路德派諸侯保持（或試圖保持）中立，或者甚至支持信奉天主教的皇帝。1560年后星期的加爾文派（相當于英格蘭的清教徒）確實總體上反對皇帝，但還是有個別人為對方而戰。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霍爾察佩爾伯爵彼得·梅蘭德，他在1647年到1648年統帥帝國軍隊，雖然當時加爾文派嚴格來說是被皇帝所取締的。同樣，新教勢力的軍隊中也有天主教徒，而將“擲出窗外事件”的起事貴族放進布拉格城堡的就是一個天主教徒。在國際層面上也是如此。天主教的西班牙確實支持了皇帝，但卻并非始終如一，并且還常常敦促皇帝與其新教敵人達成和平。法國先后支持新教國家丹麥和瑞典介入戰爭，并最終公開與皇帝交戰。更根本的是，我們并沒有看到“圣戰”的號召。沒有哪個政府或教派動員普通民眾，去和純粹的宗教敵人作戰。在1620年，波西米亞的起義者甚至寧愿與穆斯林的奧斯曼蘇丹談判以爭取后者派正規軍助陣，也不愿意武裝自己的農民，因為他們自然會要求在社會政策上進行讓步作為交換。

簡而言之，宗教在戰爭中的角色非常復雜，當時的人大多各執己見。一些人真的視其為一場宗教戰爭，因為他們教派和信仰的命運懸于一線。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出自教士以及那些因故鄉被占領而流亡的人。然而宗教主要是在爭取團結和援助時錦上添花的：用來讓其他國家或勢力相信你的事業和他們是一致的，所以他們應該來幫助你。但我們不應該誤認為宗教只是被利用來合理化或粉飾世俗的目標。相反，大多數參與或評論戰爭的人都認為宗教的目標是比較遙遠的，而對于如何實現這樣的目標則更為務實。

在排除了宗教戰爭這一傳統解釋后，我們不得不尋找其他的答案來解釋戰爭的起因。為了找到這樣的答案，我們也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戰爭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爆發（即在1618年，神圣羅馬帝國經歷了63年的相對和平后）。問題的根源在于神圣羅馬帝國是一個混合君主國。正是這一特點讓帝國在1555年平息了沖突，也正是這一特點在1618年引發了戰爭。神圣羅馬帝國的基本體制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這個體制中的個人想要調整體制以滿足他們的目的。沒有人想要進行大的變動，但許多帝國政治精英希望提升他們自己在帝國體制中的地位。諸侯之間分享的權力并不平等。有些身居高位的人覺得他們的家族應該有更大的影響力，尤其是普法爾茨選侯腓特烈五世，以及他的親戚、來自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對立支系的巴伐利亞統治者馬克西米連公爵。另外，許多小諸侯、伯爵和騎士在現行等級制度中處于劣勢，他們希望能消除身份差別，獲得更平等的政治權利。雖然宗教分歧激化了政治分歧（普法爾茨選侯信奉加爾文派，而馬克西米連則是天主教徒），但并沒有將帝國分化成壁壘森嚴的教派陣營。例如馬克西米連希望提升自己的地位，但不想便宜了擁有帝位的天主教哈布斯堡家族，而他的做法有時與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背道而馳。

這種政治分歧在“帝國教會”或教會邦國的前途問題上暴露無遺，這些邦國加起來占了整個帝國的七分之一。這些領地在1555年被保留給了天主教徒，但為了讓路德派能接受奧格斯堡和約，故意用了一種非常模糊的辦法。作為教會領地，它們是被主教和大小修道院長所統治，他們有諸侯的身份（在混合君主制中有一席之地），但卻不像世俗諸侯那樣是世襲的。相反他們是由各自領地內的高級教士選舉產生。問題是這些領地傳統上被視為一些諸侯和貴族家庭的保留地，他們把帝國教會當作幼子和獨身女兒的理想歸宿。新教諸侯并不打算因為有了新的信仰就放棄這些地盤。此外，這些教會領地雖然每一個都很小，但卻數量眾多，新教徒（有理由）擔心如果這些領地在天主教徒手里，后者就能在帝國機構中永遠保持多數地位，在投票的時候壓倒新教徒。

哈布斯堡家族的羸弱是導致這一局勢不穩的另一因素。雖然諸侯們加在一塊在帝國境內影響力可觀，但他們在重大事務上沒有最終決定權，這仍舊是屬于皇帝的。自從1438年以來，大諸侯們（選侯）總是選舉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員為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領地最大，其地理位置也導致他們在保衛帝國安全、對抗奧斯曼帝國長期威脅中承擔了首要的責任。可惜哈布斯堡的領地被分成了西班牙和奧地利兩個支系，西班牙支系繼續保有富庶的海外殖民地，而奧地利支系則一窮二白。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需要資金來鞏固匈牙利的邊防，被迫與那些把持著其世襲領地地方議會的貴族們談判。到16世紀70年代，這些貴族中有很多人改信了新教，這讓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在宗教和政治上做出讓步，以換取稅收（征自貴族的農民）來維持邊防。1608年到1611年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對誰來繼承優柔寡斷的魯道夫二世發生了一場爭端，做出了更大的讓步。相互爭奪的大公競相給出更大的讓步（包括著名的“莊嚴敕令”），以換取貴族的支持。所以，皇帝總是抽不出身，不能（也不想）解決帝國德意志地區的教會邦國爭端。

然而，滑向戰爭的道路并非不可避免，哈布斯堡王朝官員被扔出窗外后，帝國也沒有立刻打成一團。波西米亞的危機并非因為哈布斯堡家族的軟弱，而是因為哈布斯堡家族的實力相對復興了，這與斐迪南大公有關，他在1617年被指定為奧地利領地的繼承人。斐迪南將天主教作為政治忠誠的試金石，想以此強化家族在其領地上的權力。新教徒并沒有被立刻革去官職，但現在朝廷和軍隊中新任命的人都是天主教徒。波西米亞的新教貴族領袖覺得受到了威脅，其中更為激進的人策劃了“擲出窗外事件”這場政變。他們知道自己只是少數——他們想迫使溫和的大多數下定決心，反抗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天主教化的政策。

為什么戰爭打了三十年？

“擲出窗外事件”的起事者和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想打曠日持久的戰爭，雙方本來都希望只要秀一秀肌肉、放一放狠話，就足以結束這場危機。所以我們就有了一個問題，帝國的問題為什么要花上三十年才能解決？為了理解這一問題，我們必須考察一下當事人希望達到什么樣的目標。

對于斐迪南及其繼任者斐迪南三世而言，這并不是一場戰爭，這是一場叛亂。他們的敵人是叛亂分子，自動被打入另冊，成為“惡名昭彰的亂黨”。這就讓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任意剝奪他們的財產。17世紀2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幾乎連續不斷地打了一連串勝仗，使之成為了可能。在1620年11月波西米亞貴族兵敗白山戰役后，發生了1945年共產黨政權上臺前歐洲最大規模的私人財產轉移，從叛亂分子那里沒收的土地被分給或賤賣給仍舊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貴族。哈布斯堡家族重新控制了他們自己的領地，并通過那些從財產重新分配中獲利的貴族家庭進行統治，締造了一個持續到1918年的政治同盟。在1620年之后，隨著腓特烈五世（他愚蠢地接受了起義者奉上的波西米亞王冠，草草地當了一把“冬天國王”）的失敗，這種政策被搬到了帝國其他地區。他的領地和頭銜都給了鎮壓起義有功的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連。

這種政策留下了一大批心懷不滿的流亡者：失去領地的波西米亞、奧地利和德意志貴族，還有普法爾茨選侯及其支持者。雖然他們中有人默默地屈從，希望能換取赦免并至少恢復部分財產，但大多數人覺得自己已經走投無路，只能繼續斗爭。他們為那些想要介入帝國事務的外部勢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他們不僅幫助組建了干涉所需的軍力，還提供了借口，讓外部勢力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帝國境內執行自己的政策，宣稱他們不是來征服領土，而是來讓帝國體制恢復“合理”平衡的。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戰爭會擴大化。西班牙支援奧地利，因為它希望哈布斯堡家族親戚能平定神圣羅馬帝國，這樣他們就能反過來幫助西班牙對付荷蘭。荷蘭人對此心知肚明，并因此資助任何可以延長帝國戰事的人，以牽制住奧地利。法國害怕西班牙，所以在一開始有所猶豫后就模仿了荷蘭的政策，援助哈布斯堡家族的敵人，包括對丹麥進行資助。丹麥在德意志的教會領地有利益，它擔心哈布斯堡王朝會奪取這些領地，便在1625年介入戰爭。丹麥在1629年戰敗，這讓它在波羅的海的對手瑞典有了可乘之機，瑞典從越來越雞肋的對波戰爭中抽身出來，轉向神圣羅馬帝國，希望能更輕松地擴張并維持其波羅的海帝國。瑞典在1634年一度兵敗崩潰，最終讓法國不得不在次年直接參戰，以阻止皇帝取得全面勝利。

法國和瑞典從來沒有相互信任過，但卻最終在17世紀40年代初形成了一個有效的政治軍事同盟。一系列實際因素阻止了任何一方取得決定性勝利，包括經年累月的戰爭破壞及其對資源獲取的消極影響。但軍事行動和外交斡旋（尤其是1644年在威斯特伐利亞城鎮明斯特和奧納斯布呂克開始的和會）很難協調起來，這使得和平姍姍來遲。政治領袖和外交官一再要求軍隊再打一場勝仗，好增加他們的談判籌碼，以達成一份體面的和約。最終，法瑞同盟成功地迫使許多諸侯拋棄皇帝并宣布中立，戰爭的天平越來越向他們傾斜。隨著支持者和資源不斷耗盡，皇帝斐迪南三世巧妙地提出恰到好處的讓步，讓法國和瑞典相信，他們如果現在收手可以得到更多利益，而一旦戰局對他們不利，則有錯失優厚條件的風險。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這一動態平衡讓很多人覺得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新教徒的勝利”。這種觀點形成于19世紀，當時很多有關三十年戰爭的歷史著作都是新教徒歷史學家寫的。

當然，和約的條款對新教徒有利。加爾文派被承認為正式的教派，但它作為一場宗教運動到這時已成強弩之末，在1648年之后沒有在神圣羅馬帝國境內取得新的發展。加爾文派獲得正式承認可以說是路德派的失敗，因為大部分改信加爾文派的人原來是路德派。天主教在1648年之后的巴洛克時代經歷了信仰上和政治上的復興，隨后的一個世紀里有50名諸侯改信天主教。瑞典獲得了大片德意志領土，以“補償”其支持那些反對皇帝對帝國體制解釋的人的努力。法國也得到了阿爾薩斯的部分地區，并（這在當時看來更為重要）迫使奧地利承諾不會在仍在進行的法西戰爭（一直打到1659年）中支持西班牙。

然而，巴伐利亞保住了大部分戰利品，一躍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的一大勢力，而普法爾茨只恢復了一半的領地。重要的是，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維持了17世紀20年代強加在其領地上的安排，戰敗流亡者的財產沒有得到恢復。這一王朝變得更為強大，讓奧地利走上了成為列強的道路——這在1683年從奧斯曼帝國手中收復匈牙利后成為了現實。同樣，人們習慣上認為神圣羅馬帝國在1648年之后就名存實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把和約同主權原則聯系在一起。其實，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并沒有讓諸侯成為獨立的主權者，而且在一些重要方面還縮減了他們的權力：從那以后，諸侯再也不能決定其臣民應該信仰帝國三大正式教派中的哪一個了。復雜的體制調整伴隨著哈布斯堡家族影響力的復蘇，讓神圣羅馬帝國一直良好地運作到了18世紀。

普羅大眾對這些長期的變化基本上沒有察覺。相反，他們對戰爭的觀感受到了官方的影響，認為這場大災難是罪孽深重的德意志人自作自受。政府和教會當局說避免這種浩劫重演的唯一辦法就是當一個虔誠的順民。這樣，三十年戰爭導致了諸侯權力的擴大，并深刻影響了人們對這場慘烈沖突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