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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瑞典首都,被偷了四輛自行車

2023-01-13 13:1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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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臨 三明治 收錄于合集 #My City in 2023 1個

作者 | 臨

Hj?lp, hj?lp!

我背著包,一只手臂用力夾著快遞箱,在馬路中央飛奔追趕騎著我的電動滑板車逃跑的盜賊。

腦子里飛速檢索”幫忙“的瑞典語,想請路人幫忙攔截。可惜“hj?lp”還沒來得及喊出口,盜賊回頭朝做了個鬼臉,順著下坡加速,很快消失在視野中。

我停下腳步,抱著包裹站在馬路中央大口喘氣。幾位路人似乎也放緩了腳步,同情地看著我。

該死!這輛國產品牌“小牛”出品的最新版電動滑板車,剛入手一個月而已。我在關了車電源,特意確認百米之內沒有路人后,才快速鉆進路邊商店取個包裹。幾秒鐘后出商店,眼睜睜地看著不知從哪里冒出的小偷熟練地啟動車子,在我的緊追之下揚長而去。

不一會兒,一輛工程拖車停在我面前。駕駛座上穿著建筑工服的小哥搖下窗戶,用瑞典語問了句話。我猜測他是在問發生了什么,急忙指著前方告訴他我的滑板車被偷,竊賊往那個方向離開了。小哥一揮手,讓我上車,并且加足油門猛開了一公里,直到路盡頭。

“運氣不太好”,小哥遺憾地搖搖頭。

“這邊岔路太多又都是草叢,實在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無論如何,謝謝你的幫助”。感謝小哥后,我下車,扛著快遞箱往住處走。

路過住處前的一個小亭子時,我瞥見通常空著的座椅上坐著三個身著黑色帽衫的青少年。他們抽著煙,圍著一個前部灰色、后部發著紅光的物體。我立刻反應過來:那不就是我的電動滑板車嗎?!小牛滑板車的設計辨識度很高,在斯德哥爾摩從未見過同款,我相信我的判斷。但是直覺告訴我,絕不該冒然上前交涉,畢竟是”以一敵三“,且并不知道他們是否有槍。于是我加快腳步拐進兩幢樓中間的小道后,有生之年第一次撥打報警電話112。

“我的電動滑板車被偷了,現在盜賊就在不遠處,你們能馬上派警察過來嗎?”,我狂飆英語,天真地以為對方聽到如此急切的語氣會同樣著急起來。

接電話的大姐似乎不慌不忙,“你這個案子不是緊急的,你應該打11414報警。”

我并不明白什么事屬于“緊急”,只能無奈撥打另外的那個報警電話。果然是”非緊急“熱線,苦等20分鐘后,接線員大姐一板一眼記錄了事發地點、丟車型號等等具體信息,并讓我描述盜竊者的容貌特征。竊賊回頭沖我做鬼臉的樣子記憶猶新,“身穿黑色帽衫,黑色褲子和運動鞋,棕色卷發,皮膚較黑……”我窮盡詞匯,在確保政治正確、不說出任何與種族和地區相關詞匯的前提下,準確而全面地描繪那個青年的樣貌。警察阿姨“嗯哼嗯哼”加一陣敲打鍵盤后,讓我給出坐標,表示會聯絡正在那附近巡邏的警車去現場。

掛了電話,我暗中觀察那幾人的行動。此時天色已黑,幾乎無法看清盜賊的身影。又過了20分鐘,巡邏警察的電話來了,“我們就在附近,他們還在嗎?”

我把保持通話的手機藏在兜里,躡手躡腳地靠近亭子,好像我才是小偷,在躲避警察的抓捕。

“他們不在了。”確認竊賊已經離開,我拿出手機說道。

“運氣不太好”,這次輪到警察說這句話了。我明白,這意味著這個案件正式落幕,成為無數自行車失竊報案記錄之一。

· · ·

這是我在瑞典丟失的第三輛代步工具。在它之前,跟隨我漂泊多處的一輛折疊自行車和一輛電動滑板車先后失蹤。而這幾起失竊,都發生在我搬到緊鄰斯京主島西側的A區居住后。

圖:A區附近的某小區公共停車處,停放著幾輛價值過萬的小牛電動車。每輛車都用至少2條鏈條鎖牢牢鎖在欄桿和地面上。

斯京是華人對斯德哥爾摩的昵稱。些微拗口的五個漢字意味著這座城市大概率會獲得一個簡短的“綽號”,而自帶“皇氣”且以“北歐之都”自居的這座首都,用一個“京”字來概括再貼切不過。

2019年7月,我來到斯京參加職業培訓。每日十多小時的和煦陽關和郁郁蔥蔥的自然,完全就是想象中宜居的樣子。坐落于斯京省郊區的一座小村莊的培訓學校,將被森林環繞的一座17世紀城堡改建成師生公寓,以遠低于市場價的價格提供給我們使用。省下了找房的繁瑣,我便有精力折騰一些愛好,比如體驗瑞典的騎行文化。

初來乍到,差點被昂貴的騎行裝備直接勸退——在迪卡儂這樣以性價比著稱的商店,一輛基礎款變速自行車標價便輕易超過5000克朗(約3500人民幣)。如果想“消費升級”買一輛更輕巧便攜的款式,則需5000人民幣打底。二手自行車雖表面價格較低,但算上潛在的修理成本也并不便宜——自行車店的維修預約通常以半小時為單位疊加,單位價格在500克朗(350人民幣)左右,需要花多少錢修好,完全取決于師傅的水平和心情。

幸好朋友幫忙從國內托運來一輛變速折疊自行車。我又海淘了一輛國產電動滑板車作為日常“爬坡”的通勤工具。人人相熟的小鎮民風淳樸,雖未達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太平景象,但的確沒有特別需要提心吊膽的地方。我也大大咧咧地只用基礎款鏈條鎖把車鎖在宿舍樓下。

年底,課程結束后開始實習。學校雖能提供住宿,但考慮到單程2個多小時的通勤時間和極其不確定的下班時間,我決定搬出學校,加入斯京的租房大軍。在斯京租房,是一場與運氣、時機、房東等各個因素的博弈,足以含淚哭訴出一篇萬字長文。因為房東提前解約、工作地點變換、短租等原因,我先后搬過4次家。在找到這套房子前,我已打定主意愿意犧牲地理位置、居住環境甚至租金,換得一份一年以上的租約。

租房中介了解到我的核心需求,便帶我來看這套位于主要交通樞紐A站附近的一室一廳。單元沒有門禁,屋內沒有家具,但可以“無限租下去”,因為中介就是手握長租約的二房東,且搞定了業主委員會。盡管公開信息顯示,這個區域常駐居民的平均薪水低于瑞典平均水平,有30%的適工人口尚未就業,且房屋售價相比周圍區域更低——這三個慣常用來評估整體居住環境與安全性的數據,相比我之前居住過的區域“落后”不少,但考慮到離地鐵樞紐不遠,且還能省下每年搬家的種種麻煩,我還是毫不猶豫地簽下了。

入住后很快入冬。斯德哥爾摩氣溫驟降,長時間被冰雨和黑暗籠罩,騎車通勤人數驟減。車庫里各式各樣的山地車、城市車整整齊齊碼成一排。瑞典的居民樓大多在底層配備一個有獨立進出通道的空間作為自行車庫。理論上,如果樓里居民都能遵循隨手關門的要求,它便是“樓內專用”而相對安全的。運營良好的業主委員會也通常會時不時開展檢查和“居民游說”工作,讓大家重視起安全問題。入住后,我時常見到車庫大門敞開,但猜想也許是住在樓上的幾位裝修工人為了進出方便,便沒有過多擔憂。

圖:騎著自行車扛著超市采購的食物跨過長長的大橋,成為每周的固定運動之一。

元旦假前,我和許多鄰居一樣,將折疊自行車停放在一個靠近大門的角落里,并用鏈條鎖鎖住車身。然而等幾周后再去取車時,發現車子已無蹤影,原本的車位被其他車輛占據。眼看周圍鄰居們的幾輛“豪華”山地車安然無恙,我猜想,這輛漂洋過海來到瑞典的亮橙色小車或許早已被“盯上”了。竊賊可能趁著車庫門敞開時進入樓內,順手將原本就不沉的車子整體扛走。因為人并不在案發現場,所以只在警察局網站上做了遺失登記,再用回執去保險公司索賠。也許是索賠案例太多,保險公司對審核流程早已爛熟于心,很快便批準了賠付。再后來,從“最后一公里解決方案”升級為主力通勤工具的電動滑板車,也在某天在家附近的咖啡店外不翼而飛。

連續報案三次后,我好奇地點開警察局網站的數據庫,了解我作為“炮灰”充當的分母——盜竊案的“基數”——到底有多大。官方給出的統計是:大約有10%的瑞典家庭在過去一年遭遇了非機動車盜竊案。而絕大多數報案——確切的說,是99.6%——都無疾而終。警察局似乎對令人嗔目結舌的辦案效率毫不避諱,在官網上直接放出了“0%結案”的數據,并解釋說目前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打擊團伙盜車案件上。

而同樣連續理賠三次的保險公司——幾乎所有瑞典家庭都會購買“家庭險”,而自行車是家庭險的保險標的之一——也通過詳盡的數據和解釋,向投保者強調盜竊案高發率和“好好管車”的重要性。某保險公司甚至在網站上發布調查稱,50%的自行車是在家附近被盜竊的。小偷們的膽子越來越大,技術越來越高。作案團伙會開著大卡車,一排一排地掃蕩停在公共場所的自行車,甚至還會爬上住戶的陽臺偷價值更高的電動自行車。

“三丟”后,我決心搬離原本打算居住更久的“心痛之地”,轉移到城市北部一座據當地人稱“學生多、超安靜”的島上。雖然我并不認為平均工資、失業率、人口年齡構成這些“表面”數據能完全反應當地的治安狀況,但新區域平均工資比瑞典水平高出60%、平均年齡偏大、失業率偏低,都在釋放著更友好的信號。

入住第一天,樓長——也就是業主委員會的負責人,住在我樓上的一位老太太,熱情洋溢地帶我實地參觀了各項“基礎設施”。來到負一層,她詳細演示如何用若干個鑰匙和門禁卡突破重重關卡進入停車房。

“如果你注意出入的時候隨手關門,那這里是挺安全的”,樓長說。看得出,為了樓里的治安工作,她付出了很多心血,也非常自豪。我注意到,停車房的不少看似昂貴的山地車,都沒有上鎖。

樓外的停車區同樣停滿了車。不遠處,是一塊顯眼的Grannsamverkan(鄰里守望)牌子。Grannsamverkan是瑞典數年前推出的一項基于小區的公益舉措,旨在通過提升居民防范意識、培訓防護技能和鼓勵鄰里相互協助,降低區內的“日常案件”發生率。據負責推廣這項行動的機構統計,參與的社區中偷盜搶劫案件發生率平均降低了16%-26%。

有了極度負責的樓長和“鄰里守望”項目所帶來的安全感,加上入夏后適合騎行的天氣逐漸增多,我決定再入手一輛電動自行車——我在瑞典的第四輛代步工具。有了前“車”之鑒,我特意為新車配備了兩把厚實的鏈條鎖。買瑣時,店員反復叮囑買大品牌、有認證的產品,因為它們需要更多時間和工具才能撬開。在這過程中所制造的噪音,足以引起附近人的警覺,也可能“勸退”竊賊。

“我理解你。我們必須讓偷車賊的日子更難過”,店員說。不久前,他的一輛自行車也在鬧市區被竊了。而他總結的教訓就是:用更粗更硬、難以鋸開的鎖,耗盡偷車賊的耐心。

圖:第三輛代步工具到貨后,我特意從國內海淘了一只防水騎行包,用來“裝貨”

誰知幾個月后,我就讓某位偷車賊的日子過得更好了一些。某個周末,我犯懶把這輛并不起眼的白色電動自行車停在戶外停車處。經歷夜間一場狂風暴雨后,它消失了。厚實的鎖依然在藝高人膽大的竊賊面前敗下陣來。和前幾次丟車一樣,“犯罪現場”毫無痕跡。

我給樓長發郵件詢問樓門口是否有任何監控。她表示愛莫能助,“整棟樓和附近區域都沒有任何攝像頭”。而那個大雨傾盆的夜晚,我想也不會有哪位鄰居在樓外“守望”。

懷著對國內無死角監控安防系統的一絲懷念,我再次登陸警局網站,熟練地掛失,然后去保險公司理賠。保險公司很快給我回復電話。”我們注意到你報案的時候說電動自行車的電池并沒有取下來?“

“是的”,我說,“因為電池幾乎是滿的,所以并沒有取下來充電”。

“這樣的話我們只能賠付應賠金額的50%。” 專員耐心而專業地解釋,如果電動自行車放在家外超過24個小時,則需要把電池取下來,才能獲得最高賠付。如果電池隨車被盜,則只能賠付一半。

我并不理解這個規定——丟了更多的東西,卻只能獲得更少的賠付。專員并不覺得有何不妥,掛電話前還叮囑,“下次要記得把電池取下來,這樣能減少損失”。對于“丟了車子又賠電池”的我,只能阿Q地理解,這個規則制定的初衷,是鼓勵大家更注意保護自己的財產——哪怕是電池這樣一件在車被偷后就變成無用之物的東西。

· · ·

我在社交媒體瘋狂吐槽了丟車的事。沒想到不少朋友留言表達了對瑞典日益猖獗的盜竊和日益惡化的治安的不滿與擔憂。丟手機、丟自行車的朋友不在少數,最夸張的是在酒店丟行李。

“離開斯德哥爾摩當天,我在酒店前臺辦理離店手續,拉桿箱就在身邊。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旅游,一直都這樣,從來沒有想過身邊的行李在幾秒內不翼而飛。” 朋友在事發幾年后描述起當時的經歷時,語氣中依然帶著驚訝和不解。

當然,相比于每年瑞典全境幾萬件盜竊案和8800件搶劫案而言,更可怕的,是與日俱增的槍擊和爆炸案。有一位正在斯京念書的荷蘭朋友和我講述了不久前的一段驚悚經歷。她所居住的區域9月底發生一起爆炸案。炸彈在距離她公寓不遠的一個單元底樓爆炸,雖然未造成人身傷害,但她和室友連續兩周膽戰心驚無法入睡,爆炸時玻璃嗡嗡的震動聲猶如幻聽回響耳邊。而在第二天,斯京南島較為熱鬧的區域也發生了一起爆炸案。

“你能相信嗎?斯京警察在現場調查后,因為專門負責‘暴力犯罪’調查的警力沒有剩余人員,只能將爆炸案轉交哥德堡警局進行調查。他們的理由是已經積壓了許多還沒有結案的槍擊案。”

我震驚,實在無法把爆炸這類的惡性案件,與印象中民風淳樸的北歐和與世無爭的北歐人聯系起來。號稱治安很好的斯京,居然有那么多“意外”。

主修“災難風險管理”專業的她,對這方面的了解更多。“瑞典的槍擊案和爆炸案在歐洲范圍內都是很高的”。她給我看了一組數據:2020年,366次槍擊案。每百萬人中就有4人因槍擊而死,比歐洲平均的1.6人翻了一番多。

而瑞典在治安上相對于鄰居們甚至是歐盟同胞的“拉胯”表現,也讓瑞典人頗為無奈、急在心里。2022年10月,關注反對暴力和嚴格移民政策的偏右翼和右翼政黨成功組閣,也許也反映了瑞典人對治安、移民等政策的不滿和改革的呼聲。

2022年9月瑞典大選時溫和黨在街頭掛出的競選海報,口號為“一個在未來更安全和穩定的索爾納市”

· · ·

沒有自行車的日子,我只能選擇公交+步行的交通方式。有時為了省下車錢(斯京單程車票約合26元人民幣),更是會咬牙走出幾公里,邊走邊懷念騎車出行的那種自由感和靈活度。

某天,手機上彈出一條來自一家國內自行車代工廠海外銷售的信息:“我們最近有幾款新的車型出口到歐洲,不知道你還感興趣嗎?”

之前為了購買自行車,我特意聯絡了幾家專注外貿的國內車廠,想繞過”中間商“,以更低的”出廠價”買到價廉物美的中國造產品。幾位銷售偶爾會發消息告訴我最新的產品或促銷活動。

我告訴他,我被偷車賊偷出了心理陰影,不確定要不要再買一輛。

“你可以給自行車配個外置的全球GPS定位器”,銷售建議道,“這樣就能時刻追蹤車子的位置了”。他順帶發來一個海淘的鏈接。

望著窗外厚厚的積雪和下午兩點半就消失的微弱陽光,我沒有立刻回復。幾次報案的經驗,我明白警察對于“幾千元”級別的失竊案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定位器更似保險,換回一份心安而已。我更不確定的是,再買一輛車,是否意味著一份在逐漸喪失安全感的環境中繼續生活的承諾?

就在不久前的圣誕夜,斯京“久負盛名”的「脆弱地區」林克比再次發生槍擊案。「脆弱地區」(Vulnerable Area)是瑞典警方在全國范圍內劃定的60余個犯罪率高、社會割裂度高的區域,其中有16個在斯京,而林克比是許多人最“避而遠之”的一個。據稱,一名涉黑團伙成員在火拼中被槍殺。這是瑞典今年發生的第62起槍擊案。一名研究犯罪學的瑞典教授在報道中以“對新政府所開展的大力打擊犯罪行動的回擊”來解釋這起槍擊案。言下之意,罪犯在新政府強化治安的措施下垂死掙扎。

我能直觀感受到槍擊案后鄰居們的變化。“請大家注意防范樓內陌生人”的郵件提醒一封接一封。樓長更是用非常嚴肅的語詞反復強調樓里的“紀律”——不得隨意為任何非住戶開門,一律到樓外取快遞和外賣,遇到可疑人物更要及時通報。「鄰里守望」——這個我一度以為已空心化、符號化的倡議,因為鄰居們針對當下治安所采取的行動而鮮活了起來。

積雪融化,鄰居們陸續清掃露天停放的自行車上的積雪,調試剎車,降低胎壓,為冬日騎行做準備。我沒忍住,下單海淘了一輛自行車——在斯京的第五輛代步工具。安全工作依然不能放松,不過心安了不少——也許是對治安措施的信心,也許是對鄰里互助的信任。

“一切平安”,樓長在發給全樓住戶的新年祝詞中說。這也是我的新年心愿。

原標題:《我在瑞典首都,被偷了四輛自行車 | My City i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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