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舢板上的飛來橫禍

公元1821年9月23日，即大清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點半左右，廣州城外珠江河面,陽光明媚。

廣州民婦郭梁氏，帶著女兒郭亞斗，搖著小舢板在江面上叫賣水果。珠江河面上每日都泊著許多來華貿易的“夷船”，除了和伍秉鑒這樣大戶人家做生意，這些船只也給當地民眾提供了一些做小買賣的機會，最常見的就是賣些土產給外國船員。郭梁氏懂得一些簡單的“夷語”即英語，可見是和英美船員做生意的熟手了。就在她堂而皇之地搖著小船在江面上做買賣的時候，丈夫郭蘇娣正在河口附近，對妻女之舉完全放心，甚至不用一句多余的叮囑。

這時，美國“艾米麗”號（Emily）船上一名意大利籍船員佛蘭西斯?泰拉納威（Francis Terranova；中方譯為“佛蘭西士爹剌那非了”），看到了郭梁氏的小舢板，招呼她靠上來，要買一些水果。這艘船從美國東海岸的巴爾的摩（Baltimore）來，主業是從土耳其販賣鴉片到廣州。船東叫約翰?多奈爾（John Donnell），船長威廉?考普蘭德（William Cowpland；中方譯為“急庇倫”），他們販運來的這一批貨，已經賣得差不多了，海盜沒有搶劫他們，粵海關也沒有查拿他們，一切都非常順利。

此時在不遠處，有民婦陳黎氏所駕的另一艘小船，船上坐著粵海關維持洋船秩序（即所謂“彈壓夷船”）的差役葉秀。在郭梁氏的舢板靠近艾米麗號的時候，葉秀并沒有任何阻攔或者警告，依舊在陳黎氏船內百無聊賴地坐著，顯然對這種屢見不鮮之事喪失了興趣。這一切，不過是城外珠江河面上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個外籍船員正在和一個廣東婦女做生意，身為官差的葉秀閑坐在一個民婦駕駛的小船上，他與西洋船員的交流全仰仗這位懂英語的民婦陳黎氏——在資本穿透了華夷之辨、人情模糊了公私尺度之間，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松弛和大千世界的和諧。

這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甚至有些祥和的乏味了的午后時光，突然被一個瓦壇子給打破了。

郭梁氏的小舢板貼近艾米麗號后，泰拉納威按照慣例，把錢放到桶里吊下去，郭梁氏取錢后把水果放進桶里，泰拉納威再吊上去。本來一切進行得很順利，詎料郭梁氏突然落水，郭亞女高聲哭喊救命。陳黎氏和葉秀慌忙趕過來，卻不見郭梁氏蹤影。郭梁氏的丈夫郭蘇娣聞聲也從河口跑了過來，和眾人一起下河打撈上了妻子，發現其早已身亡。郭梁氏的笠帽，也從水上撈了回來。眾人查看之后，發現郭梁氏頭部右邊有一個大傷口，而船內有一個掉了把手的瓦壇子，郭梁氏戴的笠帽上還有個洞，于是大家認為是船上買水果的水手扔下這個瓦壇子擊中了郭梁氏頭部，致其落水死亡。

調查取證：泰拉納威是不是兇手

事發后，郭蘇娣迅速前往番禺縣衙告冤，艾米麗號也將事件報告給了美國駐廣州領事本杰明?威里各（Benjamin C. Wilcocks；中方以“大班”描述其領事地位）。威里各意識到事情嚴重，打算盡一切可能保護泰拉納威。為了不讓事態擴大，他將事情通報十三行之怡和行的東家伍秉鑒，希冀伍氏從中斡旋，并提議先由行商出面付給郭家15000美元，作為和解費。

兩天后，考普蘭德船長拜訪威里各，對他出錢息事寧人的方案表示不滿，并聲稱泰拉納威是無辜的，應該就此案進行一個公開調查，以正視聽并還其水手清白。在這種情況下，該領事通過行商與死者家屬的斡旋工作就終止了。

威里各雖然身為領事（consul），但此時中美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也沒有簽署任何外交條約，所以他并非正式外交官，沒有行政和司法上的權力。他不享受美國政府的薪水（其辦公經費來自從美商那里收取的手續費），美國政府也不給他正式的訓令，因此他的職能實際相當于美商在粵行會會長，這也是中國以“大班”視之的原因。而且威里各自己私下也做著鴉片生意。總而言之，“大班”威里各實在沒有什么權力，不足以對艾米麗號發號施令，所以考普蘭德船長決定自己處理這個案件。

隨后，番禺縣知縣汪云任邀請威里各一同赴黃埔碼頭，偕同艾米麗號船長以及在粵美商格林菲?史蒂斯（Griffin Stith,中方譯為“士疊”）一起，勘驗現場和尸身。根據汪云任的說法，各方當場驗明郭梁氏頭部偏右有一個傷口，彎長一寸四分，寬三分，深抵頭骨且該處頭骨亦受損明顯，系受傷后落水而亡。提取兇器瓦壇子，比對郭梁氏笠帽上的破損之處，傷痕相符，并且美方船主認明這個瓦壇子確屬該船之物。

威里各勘驗后也承認，雖然郭梁氏尸身因為遭水浸泡超過24小時而極度浮腫，其頭部很大的傷痕顯然是落水之前就已經出現的。中方展示的死者生前所戴的笠帽，其所破之處恰與死者頭部傷痕位置符合。中方還展示了一個意大利橄欖壇子和一個壇子把手，這個把手和壇子能嚴絲合縫地接上，證明系該壇子上脫落下來的。

由此，汪知縣認為真相已經大白，郭梁氏系遭泰拉納威扔下的瓦壇子擊中頭部落水身亡，美船應立即交出兇手，由中方懲辦。而威里各認為要進一步調查后才能做出決定。

在接下去的幾天里，中美雙方都開始了緊張的取證工作。準確地說，取證者有三：番禺知縣汪云任、美國領事威里各和艾米麗號船長考普蘭德。居間聯絡、翻譯和斡旋的是十三行的幾家行商，特別是伍秉鑒和給艾米麗號坐保的潘啟官黎光遠（商行號“同孚”）。雙方的爭執主要體現在對犯罪嫌疑人、目擊證人和案件證據等方面的不同解釋上。

先來看艾米麗號方面。船長考普蘭德在事發后迅速向威里各提交了12份證詞，要證明包括泰拉納威在內的所有船員都是清白的。這里面最關鍵的的證詞來自泰拉納威本人：

我，佛蘭西斯?泰拉納威，在此莊嚴發誓并做此陳述。在1821年9月23日星期日下午大約1點半左右，在美國船只艾米麗號上，我的確從一個中國婦女手里買了一些水果，這名婦女當時駕著一只小船靠近艾米麗號的船舷，我決定買她1錢（相當于50文制錢）的水果。我把一個瓦壇子安全地遞給了她，她也收到了這個壇子，然后她把水果放了進去，我也給了她1錢。她把瓦壇子放到了自己的小船上，她的小船有點兒趕不上我們的船了。我本來是吃著吃著晚餐出來的，看這樣的情況我就又回去吃飯了；在我再次回到船舷的時候，我覺得她應該把水果都準備妥當了，但我發現她連同她的小船都被潮水沖的更遠了，而她在試圖靠近我們船只的時候掉進水里了。我再度鄭重發誓和陳述，我半點兒也沒有傷害這名婦女，也沒有要刻意傷害她或者她的船只的企圖。

泰拉納威本人目不識丁，這份證詞由他陳述、其他船員代書，所以姓氏被誤拼成了“Terranovia”。除了這份嫌疑人證詞之外，船長還遞交了其他的有20多個來自不同船只的船員簽名的文件，以證明泰拉納威是清白的，亦即郭梁氏沒有受到來自艾米麗號的任何傷害，她是不慎落水溺亡的。這份證詞起碼證明了一點，郭梁氏船上發現的瓦壇子確與泰拉納威有關，但他否認了和郭梁氏發生過任何爭執，也否認了自己有扔下瓦壇子擊中郭梁氏的行為。

再來看美國領事威里各。這位領事親自走訪了一些可能目擊了整個或者部分事件經過的人，一圈下來，搜集到13份證詞，大部分與艾米麗號提交的證詞差不多，認為泰拉納威是清白的。其中有3個宣誓證人說，他們看到一個中國婦女從一只靠近艾米麗號的小船上掉進了水里，但艾米麗號上并沒有往下扔東西；其他的證詞表示這是一起不慎溺水死亡事件。

但是，并非所有的陳詞都支持這種看法。“亞歷山大”號（Alexander）上的威廉?若遜（William A. Rowson）說，他看到艾米麗號上有人朝旁邊小船上的女人扔壇子，壇子擊中這個女人的頭部，致其落水。英國雙桅橫帆船“海倫”號（Helen）上的一名水手托馬斯?克萊斯沃（Thomas Creswell）也作證說，他看到艾米麗號上一個人舉著一個壇子，好像要朝水里的什么東西砸下去一樣。這兩份目擊證詞對泰拉納威極其不利，但很快，若遜和克萊斯沃兩人就都矢口否認他們曾做過證，也否認曾看到過什么。

與此同時，番禺知縣汪云任也在調查取證。其實汪知縣在勘驗現場之后，內心已然判定兇手就是泰拉納威，是以種種取證工作都在此預設之下按部就班地進行。距離案發現場不遠的民婦陳黎氏以及郭梁氏的女兒郭亞女，都證明郭梁氏是被瓦壇子擊中身亡的。按照事后美方的說法，在中方的陳述里連郭梁氏的丈夫郭蘇娣也成了證人之一，而實際上案發時郭蘇娣并不在現場。中國官員之所以重視郭蘇娣的證詞，主要還是因為郭蘇娣在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從江中撈起了身亡的妻子，并發現了妻子頭上的傷口、破損的笠帽和仍舊在船上的掉了把手的瓦壇子。

威里各整理了總計30份維護泰拉納威清白的證詞，遞給了兩廣總督阮元（1817–1826年在任）和番禺知縣汪云任。阮元和汪云任都認為威里各是在模糊案情，要庇護手下水手，所以其證詞不值得信任。阮元同時讓屬下通知威里各，兇手照中國法律應在廣州判施絞刑，這讓美國備感緊張。

大清律例：化外人有犯，依律擬斷

阮元的通知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清朝司法審判，一遵《大清律例》，郭梁氏案亦然。《大清律例》是一部嚴密完備的法典，其中的《名例律》之下有專門針對外國人的“化外人有犯”條，規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擬斷。”意思是說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之內犯法的話，依照中國的法律加以審判。另外，《大清律例》中的《刑律?人命》之下有“斗毆及故殺人”條，其中規定：“凡斗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并絞監候；故殺者，斬監侯。”

廣州當時是對西洋通商的唯一港口，各國水手上岸后嫖娼酗酒輩所在多有，與華民發生口角甚至斗毆之事也屢見不鮮，故涉外司法一層尤顯重要。乾隆八年（1743年），兩廣總督策楞對此有一個奏報，得到了乾隆皇帝允準，即日后中國人和外國人有謀殺故意斗毆等案件，如果外國人應判絞刑的話，由廣州的知縣上報督撫復核，案情允當的話，由地方官和該外國人的頭目一起，將犯人依法辦理，同時上奏朝廷并將供詞報備刑部。

這個奏折具體是什么意思呢？清代基層出現的死刑案件，都要由地方官層層上報到本省督撫，再報中央刑部復核審轉，最終由皇帝裁定后，方可行刑，但這個主要是針對中國國民。對于外國人，自1743年策楞的奏折獲準以后，廣州地方官從知縣到總督，復核案情以后，即可在當地行刑，不需要等待北京刑部和皇帝的意見。

1746年，兩廣總督駐扎地從肇慶移駐廣州新城，而番禺縣知縣、廣州府知府、廣東布政使（藩司）、廣東按察使（臬司）、廣東巡撫等官員，早就都駐扎在廣州老城。這意味著自1746年以后，廣州城周圍這個地方從知縣到總督一干大小官員，公文流轉速度加快，死刑復核審轉也很快。這種因為空間距離上而造成的高效率，對涉案外國人而言，等于是在短時間內可能被中國官府就地正法。

有關就地正法，此處也多說一兩句：如今流行的清宮電視劇動不動就把人押到法場準備午時三刻頭點地的場景，是不符歷史實情的。清朝時期先行就地正法然后奏聞朝廷之事，泛濫于咸豐三年即1853年，這是朝廷為了對付太平軍起義而采取的對下放權的極端措施。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后仍舊存在這種現象，但各省一般的死刑復核審轉仍舊是很慎重的事情，唯遇到叛亂造反等情況依舊采取太平軍時期的策略，例如1907年秋瑾被殺就是如此。秋瑾女士于7月13日被捕，15日即在紹興古軒亭口慘遭處斬，實際上屬于1853年以來就地正法亂象的一部分。

美國人來華貿易的時候，中國涉外司法審判體系已經相當成熟，而且也有外國人被中國官府在廣州處以絞刑的先例。1784年，就在美國第一艘赴華商船“中國皇后”號泊在廣州港口之時，英國炮艇“修斯夫人”（Lady Hughes）上的一名水手為了過往商船鳴放禮炮，詎料炮彈擊中了一艘中國駁船，造成兩名中國人身亡。粵省官員要求英方交出該炮手予以懲辦。英國一開始不想交人，待廣州采取停止對英貿易的手段后，該炮手被交給了廣州方面。中方審理后判定該炮手有罪，隨即在廣州對之處以絞刑。

在實際操作層面，粵省當局對涉外命案中的中國國民也同樣施行這種就地正法的策略。1817年5月26日晚，一艘同樣是來自美國巴爾的摩的暗中做鴉片貿易的商船“瓦巴什”號（Wabash）停泊在澳門之時，遭到一群中國海盜的襲擊。海盜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了船上的大副和一名水手，搶去了數千銀元、35箱鴉片和很多其他物品。3名美國船員在跳海游往岸邊的過程中溺亡，另有一名水手在襲擊中重傷，兩天后不治。

美國駐廣州領事威里各向中方抗議，要求懲辦兇手，同時十分謹慎地略去鴉片煙被劫之事。廣州府不到一個月就抓獲了這伙海盜，繳獲了鴉片若干箱。經過一周的審訊，7月13日，在包括兩名美國人在內的很多外國人到場的情況下，5名主犯被押赴廣州刑場砍頭，其余從犯被流配4000里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辦案的粵省官員對從海盜手里繳獲的鴉片煙表示震驚和失望，這讓美國商人們顏面上很不好看，遂盡力把這個案子壓了下去，所以并沒有后續的理賠之事。而中國法律的一視同仁，以及砍頭行刑的血腥殘忍，也給美國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此背景下，1821年美國船上的涉事水手所面對的，也是廣州城的絞刑架，而且可能是很快就被絞死。而美國船東船長們所擔憂的，還有從土耳其運來的鴉片煙萬一被中方查出來之后顏面盡失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