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時期，統治者在保障自身控制權的前提下雜糅而治，恰為江南創造了新的發展環境。

立足江南本土，政治地位上的劣勢、多元社會中的自由獨立，烘托著江南地區已相當成熟的文化傳統。“南人”特別是江南士人階層在強大的文化自尊與價值自信中，找到了身處蒙元治下的“自適”之法，在世俗生活和審美風格層面更加強調傳統甚至走向“復古”，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宋以來的人文內核因此得以經由元代延續、發展，并擁有了更為堅韌的品格，明清以來江南的大部分文化元素與特征均可向元代循其蹤跡。

蘇州博物館曾舉辦“元代的江南”特展，策展內容即定位于展示這一特定時段的地域文化，除元代書畫名跡、工藝美術外，也展示了不少考古中發現的元代文物。本文為蘇州博物館館長謝曉婷與研究者宦小嫻所撰。

江南，是一個較為特殊的地域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指向。周振鶴先生曾結合歷史文獻、行政區劃、社會語境，歷數自秦漢至明清各朝各代江南的沿革變化，但其梳理中卻沒有提及元代的江南。作為前承南宋、后啟大明的統一政權，蒙元統治者自北方草原南下，接續了地區歷史沿革的脈絡，也帶來了社會人文層面的碰撞，鍛造出獨屬于元代的江南。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印象·懷古”展廳

一、“元代江南”的厘定

周振鶴認為，“較為確切的江南概念直到唐代才最終形成”。唐太宗以山川形便原則分天下為十道，據所處地理位置命名，其中之一稱“江南道”，范圍自今湖南西部迤東直至海濱，完全處于長江以南，為秦漢以來最名副其實的“江南”地區，由此從行政區劃的層面賦予了“江南”以正式的官方語境。玄宗開元年間再分天下為十五道，江南道拆分為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今江西南昌）和黔中（理黔州，今重慶），行政區域劃分更加細致，保留“江南”二字的區劃范圍縮小，大體為今天的江蘇、安徽長江以南部分以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地區。正是在唐代，江南地區的繁盛富庶開始給人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文學作品中的相關意象屢見不鮮。至北宋，該區域大體分設為兩浙路、福建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和荊湖南路；南宋時，兩浙路進一步分為兩浙東路和兩浙西路。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序廳

由宋至元，一級行政區劃“路”改為省，下置路、府、州、縣四級，遍查省、路名稱，均不見“江南”二字。但綜合考察其治理體系，元設御史臺為監察官署，地方設有兩個行御史臺，成宗大德元年（1297）正式定名為“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和“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簡稱“江南行臺”或“南臺”）。江南行臺始于至元十四年（1277）：“宋既平國家，以疆域廣遠，照臨或有未及，爰立行臺于維揚，以式三省，以統諸道，即今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之在集慶者也”。其中，“三省”指的是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維揚”即揚州，“集慶”則是指江浙行省的集慶路（今南京）。由揚州到集慶，江南行臺曾經歷了數次遷置。江南行臺設立時，揚州為江淮行省的治所，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淮行省治所因治理的需要遷往杭州，次年江淮行省割江北諸郡隸河南，改江浙行省，江南行臺在此期間遷到了杭州。其后因行政區劃、治所等情況的變化，江南行臺幾易其地，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江浙行省境內的建康路（1329年更名為集慶路）穩定下來。到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遷往紹興為止，江南行臺設于江浙行省逾五十載，足見江浙之于元代江南的重要意義。元人閻復曾斷言: “惟兩浙東南上游，襟江帶湖，控扼海外諸番，貿遷有市舶之饒，歲入有蘇湖之熟，榷貨有酒鹽之利，節制凡百余城，出納以億萬計，實江南根本之地。蓋兩浙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朝廷無南顧之憂”。

行臺之下還設有按察司（后改為肅政廉訪司），一司轄一道，亦以地理便宜劃分。江南行臺所轄十道中位于江浙行省境內的，有江南浙西道、浙東海右道、江東建康道和福建閩海道四道。其中，以“江南”入名的江南浙西道（通稱“浙西”）初置司于臨安（杭州），后在平江（今蘇州）、杭州間多次遷置，監治杭州、湖州、嘉興、平江、常州、鎮江、建德七路以及松江府、江陰州，與南宋兩浙西路的區域范圍大體一致；而江南行臺機構設于集慶路，攝江東建康道（元代通稱“江東”）范圍，該道監治寧國路、徽州路、饒州路、太平路、池州路、信州路、廣德路及鉛山州，與南宋江南東路的區域范圍大體一致。

因此，以官方治理語境論，元代的江南廣義上可以囊括江南行臺所管轄的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亦即今天江蘇、安徽、湖北長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廣東、湖南、貴州等廣大區域，其中，又可進一步聚焦于具有特殊作用和地位的江浙行省，特別是其轄區內的江南浙西道與江東建康道監治區域。

二、元代江南的社會風貌

蒙元是中國歷史上首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面對廣闊的疆域、復雜的環境，統治者在確保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控制權的前提下，面向國內各族群施行二元或多元政策，諸制并舉、因俗而治，江南社會因此在變與不變中形成了新的時代面貌。

（一）持續繁榮的經濟

《元史》有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于江南”。傳遞出江南之于元朝的重要意義。為了維持其財賦貢獻，元朝對江南經濟進行了一定的保護引導和鼓勵支持，南宋經濟的繁榮發展趨勢得以延續。

平定江南后，忽必烈于1288年設江南行大司農司與各道勸農營田司，調查偷稅漏稅、隱瞞農業資產的大戶，加強對江南農耕區的監察與控制。但行大司農司存續至1295年即廢止，勸農官的權力也受到削弱和監管，江南農業政策總體上呈自由寬松、因地制宜的狀態。稅制上，區別于北方的丁稅、地稅，南方沿襲宋制征秋稅、夏稅，且1296年以前除江東、浙西外實際只征收了秋稅，將政權變化對南方稅糧的影響降至最低。不僅如此，1288年，政府“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鼓勵江南人民開荒地、事生產，甚至詔令“今后（江淮等處）在籍秀才做買賣納商稅，種田納地稅，其余一切雜泛差役并行潤免。所在官司常切存恤，仍禁約使臣人等毋得于廟學安下非理搔擾”。加上重視水利建設、官方發行農書，江南糧田畝產提高，南糧北調歲入量也相應增長。據史料，元朝歲入糧數總計12114704石，其中江浙行省4494783石，占比37.1%，在各行省中居首位，江西、湖廣行省分別占比9.56%、6.97%，江南行臺所轄三省合計超過了全國歲入糧的一半，自此開啟了“(東吳粳稻)用之以足國”的局面。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印象·秋思”展廳 

手工業生產在蒙元時期得到高度重視，甚至在屠城時規定有“唯工匠免（死）”的政策，工匠被集中起來分配在各地從事生產。統一政權建立后，政府把工匠從一般民戶、軍戶、站戶等戶籍中分立出來，單設匠籍，身份不經政府批準不能脫離，多在固定的官設局、院工作，承擔專業的“匠役”，須完成規定的工作任務，但也因此可免服一般的徭役，依例享有糧鈔分配，且完成任務后可受雇于人或販賣自己的作品。這類匠戶與軍匠、民匠等共同支撐了直接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官營手工業生產。江南官營手工業曾由行工部所領，“立局、院七十余所，每歲定造幣縞、弓矢、甲胄等物”，從局、院涉及的門類來看，集中關注江南在紡織、制瓷、制鹽等領域的傳統優勢，棉布被列入江南夏稅歲輸范圍，唯一的一所為皇室服務的制瓷管理機構浮梁磁局設于景德鎮，慶元路合屬鹽場每年產鹽超過百萬斤。同時，民營手工業仍然存在，依其生產過程兼有家庭手工業和個體手工業，有個體手工業者受雇于官營機構，也出現了一些營利性的手工作坊。江南地區民營手工業比北方更為發達，在商業貿易、工藝美術領域中別具特色。

南宋時商業貿易已有重要發展。南北統一后，政府貫通了由杭州至大都的運河，“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蕃土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同時還開辟了新的海運航道，形成了自劉家港（今江蘇太倉）起航、經崇明州入海、歷萬里長灘（今江蘇如東）一路北上可達直沽（今天津）、楊村（今河北武清）的海上通道，江浙行省的劉家港、慶元（今浙江寧波）、澉浦（今浙江澉浦）等成為重要港口。覆蓋全國的水陸海交通網促進了商品貿易發展，糧食、手工藝品進入流通領域，“江淮等處米粟，任從客旅興販，官司無得阻擋”，松江棉布轉販各地，平江路的吳江、昆山、常熟、嘉定以及松江府的上海等新型市鎮隨之興盛起來。對外貿易則主要輸出絲綢瓷器、珠翠香貨等產品。海上貿易專設市舶司管理，1277年江南甫定即有泉州、慶元、上海、澉浦四處，后在溫州、廣州、杭州增設，經裁剪最終余泉州、慶元、廣州市舶司，均在江南境內。舶商亦多居于江南的港口或附近地區，如澉浦楊氏、泉州蒲氏以及太倉的朱清、張瑄等。

（二）多元復雜的社會

政權統一、地域開放、交通便利、經濟繁榮，為江南地區輸入了許多新的元素，軍隊、官員、商人、宗教人士的到來，改變了江南社會的成員結構，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江南人的生活。

1.復雜的族群關系

蒙元統治者將族群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漢兒）、南人四類，其中，漢人是指原金朝治下的漢族、契丹、女真、高麗等民族，南人則專指原南宋境內的居民，廣義或狹義的江南都大體可歸諸此類。由于政府并不限制各族群的遷徙、往來，江南地區族群類型迅速豐富起來，混居生活。

江南的各族群依蒙元法度維持了秩序地位上的差異，如刑罰的輕重程度，又如地方治理權力的分配。元代選官以銓選、世襲為主，南人幾乎喪失了通過自身努力晉身朝堂的可能，應召入仕者如趙孟頫等多授官于翰林院、國史館、國子監乃至地方儒學機構，南人無法擔任省臺以上的職位，江南地方大員以蒙古、色目、漢人為絕對主體。1314年，延祐復科，江南學子重新擁有了傳統的入仕之路，但嚴格控制的取士規模、以族群相區別的考試科目、區域間取士配額的不均衡等，都決定了族群間的政治權力分配終元一代都很難發生本質改變。不過，江南本土的精英也沒有完全喪失存在感。一方面，元滅南宋后沒有動搖江南大地主的根基，甚至予以了一定的保護和優待，大地主仍然保有其在地方的經濟、社會身份與影響力；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南人擔任衙門見習官、儒學教官等低級官吏，他們擅實務，對地方事務的熟稔在實際治理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蒙古、色目人對他們多有依賴。因此，在江南基層社會秩序中，本土精英仍然能夠發揮較強的號召力。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青玉幻方（上海博物館）（陰刻阿拉伯文數字）

政治之外，元朝對各族群的風俗習慣并行尊重，并不強行統合規范，元中期匯編頒行的《大元通制》也明確了“各依本俗”的原則。《通制條格》載“婚姻禮制”條云：“至元八年二月，欽奉圣旨條畫內一款：諸色人同類自相婚姻者，各從本俗法；遞相婚姻者，以男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此條內容承認并保護了各民族的傳統婚姻形式，也顯示出政府不禁止族際通婚。事實上，江南地區不同族群官員之間、官商和富戶之間的通婚十分常見，姻親關系大體基于社會階層而締結，蒙古人、色目人中熟悉漢學者也更多地和漢族士人交好，足見社會交往中階層的區分作用更甚于族群。在混居狀態和自由交往中，本土居民與外來人士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相互影響，傳統社會風尚發生了一些變化。江南一度流行起北方以“減鐵”衣服飾品的風尚：“近世尚減鐵，為佩帶、刀靶之飾，而余干及錢塘、松江競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遺制，惟刀靶及鞍轡施之可也”。

2.多元的宗教生態

元朝的宗教政策在中國歷史上獨樹一幟，政府允許各類宗教在境內自由傳播，編僧戶、道戶、也里可溫戶等宗教戶計，賦予相應的賦役、詞訟特權，給予神職人員優于一般平民的社會地位，在元代的十個職業等級中，僧、道位列三、四，僅次于官、吏，寺院道觀不僅占有大量土地，還能夠從事商業和手工業。這些都為吸納教徒創造了有利條件，曾有也里可溫教徒以規避差役的特權招收民戶充作教戶。基督教、伊斯蘭教、祆教、摩尼教等大批宗教人士涌入江南各地，傳統宗教持續發展的同時受到一定影響，各類宗教在并存中達成了微妙的平衡狀態。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風情·雅集”展廳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展尤為顯著。基督教在當時由蒙古語音譯作“也里可溫”，流派上包括景教和天主教，天主教在泉州設有方濟各會分主教，景教主要為聶斯脫利派，在江浙地區影響更廣，鎮江、杭州、揚州等地建有教堂。《馬可·波羅游記》曾提及：“其地（鎮江）且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之禮拜堂兩所，建于基督誕生后之1278年。……大汗任命其男爵一人名馬薛里吉思（MarSarghis）者，治理此城三年。其人是一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當其在職三年中，建此兩禮拜堂，存在至于今日，然在以前，此地無一禮拜堂也”。據統計，元代鎮江府來自僑寓的3854戶中有也里可溫23戶，10555人中也里可溫有106人；2948單身人中也有也里可溫109人。伊斯蘭教的新發展則得益于大批穆斯林的南下，杭州、蘇州、南京等城市乃至松江、嘉慶、乍浦等郊鎮都建有清真寺，又屬杭州為典型代表。杭州穆斯林人數多，主要聚居在第三城內，市街布局與伊斯蘭地區類似，城內有禮拜寺3座，還形成了安法尼和阿老丁兩個標志性的世家大族，后者重修宋時被毀的鳳凰寺，至今仍是杭州伊斯蘭教的禮拜中心和節慶活動的主要場所。伊斯蘭教教義的中國化也在元代完成。

江南地區素有廣泛影響的主要是佛教和道教。江南佛教主要奉禪宗，但禪宗并不受統治階層青睞，忽必烈更支持藏傳佛教，曾任用藏傳佛教的代表人物楊璉真迦為江南釋教都總統，甚至強化了在江南的崇教抑禪政策，禪宗受到較大沖擊，衰落趨勢直到文宗時期才有所緩和。江南道教則相對幸運，龍虎山（今江西境內）的正一派及其支派玄教與朝廷來往密切，正一派前有張宗演受命領江南諸路道教，后有張留孫任職全國性道教關機機構集賢院，成為官方認定的統轄南北道派之長。除教派、教宗的分歧，江南佛、道還與舶來的新興宗教發生過利益沖突。大德八年（1304）也里可溫在溫州路新創掌教司，擅自招收戶計，誘化道教“法箓先生”，還在祝圣祈禱時為爭先后毆打道教教徒，最終官方詔定佛、道教徒祝禱后才輪到也里可溫，并照會行省嚴格約束也里可溫。至大四年（1311），馬薛里吉思在鎮江修建的云山寺和聚明寺被改為佛教的“般若院”下院，原寺上的十字架被下令折毀，官府卻明令“也里可溫子子孫孫勿爭，爭者坐罪以重論”。佛、道在江南的優勢地位并未受到實質上的威脅。

宋以來儒釋道的融合發展也在元代得到延續并更加深入。儒學在元朝被納入宗教管理體系，編儒戶，發放生活費，免勞役兵役。江南儒戶入籍較北方相對寬松，戶數更多，實際上對江南士人階層的維持起到了關鍵作用。而士人階層普遍認同禪宗清凈無垢、道家道法自然等理念，治學常常兼綜三教，“據于儒，依于老，逃于禪”，文人禪道化、釋道文人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許多江南文人喜聽禪論、著道服，與僧人、道人往來頻繁，還有一些遁入佛道者。趙孟頫就喜與釋道人物游，相關作品甚多：《福神觀記》（故宮博物院藏）卷記述了道教領袖張惟一委派崔汝晉于杭州西湖斷橋之側重建福神觀一事始末；《行書上中峰札》卷（故宮博物院藏）則是寫給江南禪宗關鍵人物中峰和尚的信札；他還為龍興寺、林隱寺、光福寺等多地寺院道場撰寫碑銘，《玄妙觀重修三門記》即趙孟頫應邀為蘇州玄妙觀而書，如今玄妙觀正山門內仍立有以之為底本的石刻。早年為生計奔走仕途的黃公望在出獄后由倪瓚長兄倪昭奎介紹入全真教，改號一峰、大癡，游歷于吳越間，以賣卜教授為生，曾以八十歲高齡繪《九峰雪霽圖》軸（故宮博物院藏），用水墨寫意的手法畫出了江南松江一帶的九座道教名山。亦有許多佛道神職人員履儒者行，能詩善文，工書法繪畫。本是茅山派道士的張雨書法健拔，繪畫亦佳，與趙孟頫、楊載、虞集、黃溍等多有往來，為倪瓚、黃公望、楊維楨、顧瑛引為至交，也以僧人為友，行書《送柑二詩帖》卷（故宮博物院藏）曾提及杭州靈隱寺僧人圓凈。

三、元代江南的人文藝術

社會風貌的變化深刻影響了生于斯長于斯的江南人，錘煉出兼有地域特征和時代氣息的審美風尚與思想意識。

（一）工藝美術的差異化發展

由于蒙元統治者對不同門類手工藝品的“溫度差”，江南傳統工藝美術風格在元代特殊的手工業生產格局與市場供需中，依門類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聞宣造”牡丹如意云邊金盞托（南京博物院）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朱碧山銀槎杯（吳文化博物館）

金屬工藝可謂元代把控最緊的手工藝門類之一，雜造、器物各設府、局等官作坊，明令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員才能使用金質茶酒器。民間使用金銀之風也極盛，政府為加強管控，雖未禁止民間造作，但至元十九年（1282）規定“金銀匠人開鋪打造開張生活之家，憑諸人將到金銀打造，于上鑿記匠人姓名，不許自用金銀打造發賣。若已有成造器皿，赴平準庫貨賣。如違，諸人告捉到官，依私倒金銀例斷罪給賞”。元代金銀器因此常有工匠款識，安徽范文虎墓出土的銀玉壺春瓶底部有“章仲英造”四字楷書戳印。官造金銀器因統治者的青睞往往有著明顯的異域情調，飾品、酒器皆如此，但江南民間金銀器風格更近于宋，尤以文房用具、梳妝用具、日用器皿最富特色。江蘇吳縣呂師孟墓、蘇州張士誠母親曹氏墓、無錫錢裕墓都出土了金銀日用品，其中呂師孟墓出土金器有“聞宣造”款識，工藝水平很高，即使是常見的圓形器皿，也錘刻精細的人物、花鳥紋。相較于質料昂貴、規制嚴格的金器，銀器工藝發展更為顯著，出現了一批制作名匠。浙江嘉興名匠朱碧山善制精妙銀器，柯九思、虞集、揭傒斯等都曾請他制作銀杯，代表作品銀槎杯取材乘槎泛海的神話典故，往往鑄成獨木舟的形狀，上坐臥一身著道袍者，文人趣味濃厚。銅在元代多用于制造祭器、日常用具、印章、鏡鑒等，器多粗糙，間亦有花紋、器形均甚精者，“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二家，鑄法各擅當時”。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張成造剔紅嬰戲圖盤（浙江省博物館）

與金銀器不同，蒙元統治者對漆器興趣不大，官作坊不多，民間漆作則高水平發展，以江浙的嘉興、杭州、溫州等地為重要代表，又以嘉興雕漆成就極高。嘉興雕漆承南宋之繁榮，剔紅技藝尤其精巧，名匠輩出，明代張應文在《清秘藏》中寫到：“元時張成、楊茂二家技擅一時，第用朱不厚，間多敲裂”。其中，張成作品髹漆肥厚，磨工圓潤，雕刻精細，楊茂則以藏鋒清楚、線條柔和見長。由于受干預較少，元代漆器風格變化不大，色調單純和諧，常見造型為圓盒、圓盤、葵花形盤、菱花形盤、委角方盤、八方盤，圖案花紋多為山水花鳥，構圖、意境傾向江南文人審美意識。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的剔紅東籬采菊圖圓盒（上海博物館藏），盒面中心雕一老者頭戴風帽、身著袍服，策杖而行，后隨一仆童，雙手捧著一盆盛開的菊花，傳達出“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意，與當時文人的隱逸心態相和。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南京市博物總館）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風情·風物”展廳

瓷器領域的發展尤為特殊。官營手工業體系中，瓷器官作坊數量最少，全國為皇室服務的制瓷管理機構僅有設于景德鎮的浮梁磁局一處，規模不大，長官品秩不高；但同時大量商品瓷進入流通貿易，政府鼓勵民間生產，對其征稅。元代官瓷最受學界認可的品種是模印雙角五爪龍及制作精美的“太禧”“東衛”“樞府”款卵白釉器物，其中“樞府”款瓷器多認可屬浮梁磁局為樞密院定燒品。江南民窯燒造除景德鎮外屬江浙行省的龍泉窯、哥窯有廣泛影響。官、民窯并立體系下，江南瓷器的二元特征還突出表現在本土士人的審美意趣與外來族群的時尚風格各有市場。哥窯青瓷仿南宋風格，器型多偏小，表面光素無紋，精美簡練、優雅大方，深受江南士大夫及士人化的蒙古、色目貴族的偏愛；同時，由于內需外銷的迅速增長，特別是穆斯林對青瓷的青睞，龍泉青瓷開始出現大型器，有了更豐富的裝飾，紋飾內容有明顯的宗教民俗色彩，造型上也更加雄放飽滿。享有盛名的元青花主要出自景德鎮，因西亞市場的需求和國內穆斯林的熱衷開始崛起，并很快收獲了廣泛的喜愛和龐大的海外市場，是典型的“混血兒”。青花瓷依托西亞的鈷藍原料制作，色彩貼近蒙古人、穆斯林的尚白、尚青風格，制作技藝則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宋瓷；造型上既有承繼兩宋典范的梅瓶、玉壺春瓶，也有宋瓷中不常見的高足杯造型；圖案布局受穆斯林文化影響顯得十分繁密，但紋樣題材又常見宋瓷流行紋樣，中國歷史范疇內的人物故事圖案增多，如南京市博物館藏元青花梅瓶飾以“蕭何月下追韓信”圖案。

（二）文人生活與藝術創作的傳承發展

入元后，以士人階層為主體的江南文人內心所經變故尤為劇烈，政權的更迭不僅令其在政治社會被邊緣化，喪失了經世致用的機會，也因夷夏之辨帶來了思想文化上的差異甚至價值理念上的分歧。遽然的落差下，江南文人在出世入世中矛盾掙扎，有的人孜孜求仕以謀重振“綱紀”之路，有的人退而投身治學、釋道、詩文、書畫。但無論出世入世，江南文人始終堅守內心的文化自尊與價值認同，于多元紛雜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強調自我個性、重視自身情感，由此江南文風更見濃郁，文人生活更添雅趣，文藝創作也有了新的特征。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顧瑛《玉山璞稿》（清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

文人雅集歷東晉蘭亭、西晉金谷園、北宋西園等盛會，在元代的江南迎來繁盛局面。元代前期，江南地區承南宋遺風興詩社、雅集，大批隱逸文人聚于杭州等地。與天慶寺雅集、萬柳堂雅集等以大都為中心、有濃重官方背景的北方雅集不同，江南的雅集脫離了官場社交禮儀，不言官府之政，以齒序論交，作林壑之談，顯得更為恣意放松。高克恭、鮮于樞、李衎等北方士人也自由平等地出入于雅集中，與江南士人密切往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江南的文人雅集愈發成熟，特別是一些資財雄厚的商人為雅集提供了經濟和場所上的支撐，規模和影響都不斷擴大。元末，松江曹知白的曹氏花園、華亭楊謙的不礙云山樓、吳縣徐達左的耕漁軒等都匯聚了名著一方的文人雅士，呂良佐的應奎文會、濮樂閑的聚桂文會召集江南文士作文品評，楊維楨與鐵雅詩派、高啟與北郭詩社也在集會中不斷發展。昆山顧瑛的玉山雅集更臻至鼎盛，在紛亂的時局里維持了約二十年之久，可考的集會不下百次，參與者涵蓋漢、蒙、西夏、回回等多個民族的朝臣、學官、名士、釋道、工匠、聲伎，柯九思、楊維楨、王蒙、倪瓚、張雨、釋良琦、張渥、趙元、聶鏞、薩都剌、昂吉、泰不華等均曾與顧瑛游。玉山雅集極園林臺榭之勝、參與人員之多、持續之間之長、創作作品之豐富，是元末江南乃至中國歷史上文人雅集的代表之一。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趙天裕、柯九思等 七君子圖卷（蘇州博物館）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清 華喦 玉山雅集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圖片展品）

元代文人雅集的主要活動形式是游樂山水、觴酌宴飲，間為詩文書畫、鑒賞博古、彈奏樂器、歌舞游戲、煮茶品茗，世俗享樂一一盡有，又充滿了文人意趣，體現了此間文人的世俗趣味與審美風格。初期的雅集中，與集者“醉醒莊諧，駢嘩競狎”，但發展至中期已是“談謔莊諧，嘯歌起止，各盡其趣”，元末更常常美酒笙歌、女樂雜沓。文人逐漸拋卻內心的失落無奈，在世俗游戲中享受閑適意趣，抒發個人情感，由此誕生了大量別具一格的詩文書畫作品。就詩文創作而言，內容上除了少數反映戰亂之語，多即景即事，吟商煙霞，感懷身世，傳遞真實自然的情感和對人生的思考。作品形式自由，“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在雅集的影響下，元末詩風產生深刻變化，“鐵崖體”迅速發展。“鐵崖體”以楊維楨為宗，摒棄格律束縛，體裁上以更為自由奔放的古樂府為主，往往構思奇特，借奇崛的意象表達詩人的思想與情感，因而在審美上表現濃烈，感染力強，個體特征鮮明。透過更顯個人化的作品，我們能看到一個個性張揚、心境曠達、感情真摯、有著強烈自我意識的文人群體。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趙孟頫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冊（遼寧省博物館藏）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風情·信仰”展廳—趙孟頫《玄妙觀重修三門記》

文人畫是元代江南文人的另一“復古”之舉。南宋滅亡后，畫院隨之取消，文人取代宮廷畫工成為繪畫的主力，而此時的繪畫之于文人不是仕宦的階梯，也不是附庸于修身治國平天下的身份標識，而成為他們歸于現世人生、表達內心情感、實現自由娛適的媒介。趙孟頫提倡復古畫風是文人畫興起的開端，他標榜古意，提倡師法自然，并以援古入畫為切入點托古改制，主張以書法筆墨入畫，豐富了繪畫表現形式，還有意將繪畫與詩書印融合，繪畫作品的題跋普遍增多。趙孟頫《洞庭東山圖》軸（上海博物館藏）寫太湖東洞庭山之景色，承續江南董巨畫派清潤柔婉的筆意，稍加疏放的披麻皴并略染青綠，筆墨取景已與宋人截然不同，畫的右上方還自題詩一首，署款“子昂”，并鈐“趙子昂氏”的朱文印，形成元畫的另一種新面目。趙孟頫于書畫領域完成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建構，為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黃公望 富春大嶺圖軸（南京博物院）

趙孟頫之后，以元四家為代表的江南文人畫家進一步將文人畫推向成熟。他們在生活中尋找創作源泉，關注畫中意境的構建與自身情感的表達，通過賦予意象一定的象征意義，傳遞主觀意識和個人情緒，同時重視筆墨意趣，放筆超逸，顯示出“自娛”之意，其間誕生了許多以江南山水、草堂等為主題的寫意作品，為后世構建起淡雅清秀的江南印象。黃公望的《天池石壁圖》軸（故宮博物院藏）以蘇州城吳縣境內的天池山景色為主要創作對象，胎息董巨卻又自運家法之作，層巒疊嶂，千巖競秀，煙云流潤，氣勢雄渾；倪瓚的《漁莊秋霽圖》(上海博物館藏)作于棄家逃難之時，當時社會開始動蕩，個人命運由盛轉衰，作品于近景繪緩坡樹木，遠景勾勒平緩山丘，中景大段空白表現平靜的湖面，通過“三段”式構圖營造了空曠悠遠的意境和孤寂蒼涼的心境；王蒙的《青卞隱居圖》軸（上海博物館藏）描繪了家鄉吳興卞山的景色，表現出江南山嶺渾厚蒼潤的特點，整幅畫面厚重而有古意，筆墨變化多端，多種皴法和苔點相結合，這種繁密的繪畫技法，標志著元代繪畫筆墨語言的轉折和創新，對后世有極大影響。通過江南文人畫家的集體藝術實踐，文人畫取代院體畫、確立了中國繪畫史中的主流地位，持續影響了中國畫壇數百年，而江南文人畫家集群也成為了后世吳門畫派、松江畫派的前身。

四、結語

蒙元統治者對社會的控制主要體現在對軍權的絕對掌控和差異化的政治待遇，在其他方面大多自由寬松、雜糅而治，地域環境與社會交往都更加自由開放。這一時期的江南，維持了卓越的生產力，挖掘出巨大的商貿能力，吸引了諸多外來者，人口高度密集，社會面貌空前活躍。但是，大多數外來者如蒙元統治階層一樣對“漢化”并不感興趣，他們依“本俗”生活，展示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審美風格，多元共存的族群和宗教更像是在共享江南這一開放繁榮的空間，在其中尋求自身的利益與價值，彼此交流卻難以真正融合。

蘇州博物館“元代的江南”特展（2021年12月22日-2022年3月22日）海報

而立足江南本土，政治地位上的劣勢、多元社會中的自由獨立，烘托著江南地區已相當成熟的文化傳統。“南人”特別是江南士人階層在強大的文化自尊與價值自信中，找到了身處蒙元治下的“自適”之法，在世俗生活和審美風格層面更加強調傳統甚至走向“復古”，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宋以來的人文內核因此得以經由元代延續、發展，并擁有了更為堅韌的品格，明清以來江南的大部分文化元素與特征均可向元代循其蹤跡。自元始，文化中心逐漸獨立于政治中心而存在，與政治中心形成相對格局，為明清乃至今天江南文化的繁榮保留了文脈，奠定了基礎。

（本文原標題為《元代江南的社會風貌與人文品格》，澎湃新聞刊發時注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