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天性向往自由。他不樂意居于京師，烏衣巷里的深深宅院，不適合他崇尚自然的天性。他向往江南的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向往春天的惠風和暢，山陰道上難以忘懷的深秋佳色。

可是，羲之畢竟出身于天下第一望族。父輩中有許多位高勢重的政治家、軍事家，是東晉政權的頂梁柱。“王與馬，共天下”的民諺，是東晉初期政權結構的真實寫照。生于這樣一個家族，具有并始終保持家國情懷，是完全必須的。王導諄諄教誨王氏子弟，勉勵他們培養自己美善的品質。王廙贊譽羲之，以為他必定會繼承光大祖宗業績。可見羲之父輩希望王氏子孫，要保持家族的光榮永遠不墜。

王羲之久有逸民情懷，素有向長之志，卻大半輩子奔波仕途。為什么不早一點隱居呢？根本原因是家族利益不允許他做隱居山林的逸民，也不允許他做告別家人出游的尚子平。只有在辭去會稽內史之后，他才過上真正的逸民生活，不過終究不能像尚子平那樣不知所終。他把人生最后幾年的足跡留在會稽的山水之間，與親友、子孫的腳印重疊在一起。

王羲之草書《破羌貼》

王羲之終究是入世的。他的才器，既表現為書法藝術，也表現為洞察世事。憂國憂民的入世情懷與素有尚子平之志的結合，才塑造出完美、真實的王羲之。

《晉書·王羲之傳》敘述他的仕宦經歷，除最后一任作會稽內史稍詳，其余都較簡略，卻用大量篇幅記載他給會稽王、殷浩、謝安、謝萬的書信。《晉書》作者這樣處理，是有用心的，即通過這些信件，表現羲之對時事的洞察與殷憂。他在給會稽王的信中說：“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伍員（子胥），春秋末期吳國大夫。伍員曾數次勸諫吳王夫差殺越王勾踐。夫差急于北圖中原，拒絕伍員的建議。子胥說：“臣今見麋鹿游于姑蘇之臺，宮中生荊棘沾衣也。”（見《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不出伍員所料，吳國被越國所滅，姑蘇之臺化為廢墟，麋鹿來游。羲之用伍子胥的典故，表達對當今國事的擔憂。

也在這封信里，羲之陳述殷浩不宜北伐的理由：“今外不寧，內憂已深。”指出北伐須千里運糧，此事自古為難，以區區吳越的經濟實力，想要經緯天下的十分之九，必然會亡國。接著，他建議會稽王改變北伐主張，命令殷浩、荀羨等退守合肥、廣陵，收縮北方許昌、譙郡等地的軍力，保住淮，此為上策。羲之考察、分析敵強我弱的軍事形勢，殷憂在心，以為不可默而不言。

他又大膽批評會稽王未達到眾人的期望，令我這樣的“受殊遇者，寤寐長嘆”。并提出希望：“愿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意思說，你會稽王清談可以暫時廢止了，先解救倒懸的危局。拳拳之心，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永和八年（352）九月，殷浩率眾將北伐。這時羲之已在會稽內史任上，寫信給殷，以為北伐必敗。再寫信給會稽王，也不聽。可嘆忠言嘉謀，執權柄者棄而不用。殷浩率軍剛出發，就從馬上跌下來。惡兆出現了。次年，殷浩軍敗，丟棄輜重，士卒逃散。不出羲之所料，北伐徹底失敗。

殷浩失敗后，仍不甘心，再圖北伐。羲之又致信殷浩，一說對于北伐的失敗，“不能須臾去懷”；二說“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三說征役繁重，幾乎與秦朝相同，“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擔憂陳勝、吳廣的舉旗造反，沒有幾天了。

永和三年（347），桓溫滅蜀，威勢轉盛。簡文帝輔政，忌憚桓溫權勢過大，引殷浩為揚州刺史，以抗衡之。殷浩又提拔荀羨為義興、吳興太守，作為羽翼。桓溫覺察簡文、殷浩的企圖后，十分憤怒。最高執政者之間的猜忌不合，必然影響國家的安定。王羲之深為憂慮，暗中勸導殷浩、荀羨與桓溫搞好關系，并請人畫了廉頗、藺相如“將相和”的畫，掛在揚州刺史府中，用心可謂良苦。然殷浩聽不進羲之的勸告。殷浩北伐失敗后，桓溫上書，列舉對方的罪責，要求朝廷即使不殺，也應流放至邊荒。結果，殷浩廢為庶人，流放到信陽縣。

庾亮當年品目王羲之“清貴有鑒裁”，眼光是精準的。羲之不僅評論人物有知人之明，評論時事也有極佳的洞察力。圍繞殷浩北伐這件事，羲之陳述北伐不宜，指出會稽王和殷浩的不足，無不見出他的見識高明。

王羲之的學問主要源于儒家。他希望國家強盛，社會安定，政治清明，執政者之間團結，都屬于儒家的政治理想。他指出當時賦稅繁重，人民成了囚徒，主張“除其煩苛，省其賦役”，源于儒家的仁政。

他作會稽內史時，浙東饑荒，常常開倉振貸。多次上疏，力爭減輕人民的負擔。他致信尚書仆射謝尚，感謝對方能采納減輕賦役的建議，使百姓得到了小小的喘息機會，各安其業。

羲之在給會稽王的信中說：古人即使處于小民、走卒的卑賤地位，尚且憂時憂國，何況自己忝處大臣之末，“豈可默而不言哉”！最后一句尤能表現羲之的高貴人格。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即使知道自己的建議不易實現，但作為國家大臣，不能沉默不言！

永和十一年（355）初，羲之辭去會稽內史之職，從此棲身自然山水。但他對國家大事依然關心，不能忘懷。永和十二年（356）秋，桓溫破羌族首領姚襄于伊水，進至洛陽。當時，桓溫想薦舉謝尚鎮守洛陽，可惜后者有病不行。羲之作《破羌帖》，贊嘆“桓公摧破羌賊”，敘“知仁祖（謝尚）小差”。此時，羲之辭去會稽內史快一年了，游放山水間，按理不必再以世務經懷，可他十分關心時事的變化。黃伯思稱贊羲之說，“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黃伯思《東觀余論·跋逸少<破羌帖>后》）。確實，關懷國事，乃是羲之的“素心”，終其一生而不變。

《晉書·王羲之傳》說羲之“以骨鯁稱”；《文章志》說“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世說·賞譽》八一引）。確實，羲之秉性剛直，真誠坦率，慷慨直言，識見高明，而且始終關心時事，憂國憂民，品質之高貴，絕非那些名不符實的魏晉“名士”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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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斌，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