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由澎湃新聞與騰訊公司聯合主辦的“數字互聯、價值共生”科技向善創新周·數字原野論壇在上海白玉蘭廣場舉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發表了題為《附近的消失與重建》的主旨演講。

嚴飛認為，“附近”是觀察世界的一個方法，它不是一種給定的生存方式，因而需要我們不斷去探索，從自己出發，去遇見自己的“附近”。數字時代，我們需要通過重新看見“附近”，來把握變動中的“原真性”，進入我們身邊的小世界，與“附近”建立起深度連接，方能重新拾起我們的生活本身。

以下為嚴飛老師演講實錄，由澎湃研究所整理，以饗讀者。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

在觸“屏”可及的世界，相聚“在群中”

在視頻平臺里沉浸式暢游異國他鄉，通過社交軟件與千里之外的人互致問候，下單外賣享受來自幾公里外的“無接觸配送”，瀏覽淘寶上的虛擬櫥窗直達海外貨倉……今天，這些足不出戶行至千里的數字體驗已經全面融入我們的生活，成為司空見慣的日常。身處數字時代的我們，既在“物”的意義上見證了物質世界與代碼空間結合的變動；也在“人”的意義上不斷經歷著社會交往模式的改變。

換言之，當社交媒體成為我們人際交往的路徑依賴，一種基于具身體驗的靈韻，似乎正在“凋萎”。對數字媒介“習以為常”的依賴，形成了附著于數字技術的人際傳播模式。這種傳播模式，有別于過往的技術時代，呈現出兩大特征：其一在于脫離了感官經驗后，包括表情、姿態等在內的“社交線索”不斷隱退；另一則是基于“親身到場”的社會臨場感不斷下降。當每個人都變成了“符號”和“頭像”，我們就無法即時感知到人和人交往過程中具身的社交線索，遑論去捕捉到那些轉瞬即逝的情感流動。由此，這種失去“身體”的傳播和交往，就提示我們要去反思，數字時代的云端相會，對普通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

毫無疑問，這種云端相聚，首先意味著我們有了突破空間束縛的能力，千里之外觸“屏”可及。但是，這種穿透空間的相聚所形成的“數字群”，正如韓炳哲《在群中》所言，并不是內聚的。基于“符號”的相聚完全沒有群體性的思想，無法發展出“群體性”的凝聚力，因此也就無法發展成“我們”。這也就是說，數字技術中介下的人際關系，指向了身體和自我截斷的狀態，以此造就了僅僅存在于行動和語言中的無實體身份。由此，拜厄姆認為，社交媒體僅僅提供了一種連接的手段，并不能保證人們一定會利用這種手段來為社區、為群體賦能。

重新發現消失中的“附近”

數字時代，在技術帶來的“云端”交往蓬勃的同時，反思“數字群”所指向的“在群中”，又喪失于“群中”的危機，顯得尤為必要。而基于這一反思，回到身體本身，去認識我們周圍的小世界，去重拾我們在社區、鄰里交往中的社會往來和交談，也就顯得尤為緊迫。

2022年九月底，我前往深圳，花了一段時間，調查一個城市更新改造項目。在此期間，我關注到，在城市空間天翻地覆的變化之外，尚存在一些小的縫隙；在這些縫隙中，部分小街、小巷、小店鋪仍然維持著它們的“原真性”。

在一棟門禁森嚴，被密碼鎖層層封閉起來的青年公寓對面，有一間略顯陳舊的小賣部。小賣部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紀的阿婆。通常，我們會覺得住在公寓里的年輕人們和這位阿婆不會有什么交集。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在小賣部門口，阿婆擺了兩三把椅子；在青年公寓樓下進門的地方，也有六七把椅子。這些椅子是用來做什么的呢？阿婆告訴我，這些椅子是為大家聊天準備的。住在小賣部對面青年公寓里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在深圳打工的“深漂”。他們之中，很多人在下班以后，不會直接打開密碼鎖回公寓休息，而是會坐在小椅子上和阿婆聊會兒天。我去調研的那段時間，正值深圳比較舒服的季節。傍晚，大家會聚在樓下一起乘涼。晚上八九點，很多人可能才吃完晚飯，也會坐在椅子上，三三兩兩地閑談。這種具身的線下社交場景，正是人們對“附近”的重新拾起。

深圳，坐在小賣部旁聊天的鄰居們  嚴飛 圖

“附近”是人類學家項飚老師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指的是不同立場和背景的人們，在生活常態下，平凡相遇的生活空間（a lived space）。這樣一個空間的存在，不斷增加人們看到多維世界的能力。當大家都生活在附近，并且都重視附近所帶來的文化和人際交往的內涵時，“附近”就會生成人和人之間互相關聯的“愛”的關系。因此，“附近”對我們真正成為“我們”，至關重要。

然而，越是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越強調城市的更新改造；越是強調更新改造，基于瑣碎生活的“附近”就愈發快速地消失。我們不僅僅逐漸失去了對周邊的記憶，也在意識層面，不斷忽略著“附近”中真實存在的，和我們若疏若親、若近若遠的人際紐帶。于是，我們只有自己和數字技術帶來的遠端世界，卻不再投身于真實生活中身邊的“社群”。

當我們習以為常的街坊小店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土崩瓦解，被大型連鎖商超取代；當我們無法對眼前的房子、身邊的社區每天依然如故抱有期待；當我們開始發現，自己已經完全不能知曉身邊這些人的軌跡，我們就會意識到，附近的社會網絡連接，正慢慢地從我們的身邊消失。這種消失，同時也正是莎龍·佐金在《裸城》中所提出的，一種“原真性”的中斷。

所以，現在我們去討論“附近”，實際上代表了這樣一種追求：通過重新進入“附近”，來重拾我們身邊的小世界。這個小世界有別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單位大院或是職工宿舍，不是高度固定的、統治性和層級化的空間。相反，它最大的特點是流動性，是混雜的、異質的，也因此指向了開放和多元交往的可能。這意味著，這一空間具有極強的社會性，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了更多機會，通過日常生活中的互動，和來自不同群體的異質個體產生交集。

這種交集最初是即刻性的。譬如，我們偶然地，會在電梯里遇到對門的鄰居；在拿外賣時遇見小區的保安，在理發時遇到家附近的Tony師傅……但是，在時間的長河里，這種即刻性的交集不斷發生、延續，就形成了一種“延續性交集”，從而在情感和意義層面建立起人和人之間的聯結。換句話說，在延續性的聯結中，我們拼貼出彼此的生命歷程，了解到各自的喜怒哀樂，從而也介入了對方的生命，進入彼此的附近。

穿透固有視角，在延續性交集中重拾“附近”

毫無疑問，附近就在我們的身邊，依賴于我們對日常生活的感知。但是，問題正出在“感知”上。如今，為什么我們時常無視眼前的事物，又經常看見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人類學家項飆認為，這種熟視無睹和個體固有的結構性認知框架有關。我們覺得眼前的事物不符合自己的理論視角（比如階級、性別、自我意識），因而顯得瑣碎而無“意義”。與此同時，我們拿自己的框架去詮釋世界，生造出“意義”，好像看見了一些似有若無的東西。當我們看不清眼前瑣事對于受訪人的意義、看不清受訪人的真實感受時，我們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東西拉扯進來。事實上，直觀的感受才是生活實踐的血液，觀察者的臆想無非是窗外的雨點。

斯爾詹·斯馬伊奇（Srdjan Smajic）也認為，基于經歷、實踐和習慣等形成的既有視角，使得我們總是“看見”已經被決定好的問題。所以，穿透固有的視角，是我們重新看見“附近”的關鍵。

那么，身處數字羈絆中的我們如何才能實現這種穿透，從而看見附近呢？我自己的兩段經歷，或許能夠提供一定的參考。

第一段經歷，我的“附近”定位在小區里的洗衣房。那時我在清華大學旁的五道口租房住，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衣服送到小區里的一家洗衣店去洗。一開始，我和洗衣店老板娘之間的交集，也是即刻性的，往來間無非是“老板，我要充值”“什么時候來取衣服”之類的對話。但是，在不斷延續的交往中，我們的對話不斷深入，并由此拼貼起了對方的生命圖像。我開始接觸到老板娘的子女，知曉了她的故鄉，老板娘也開始了解到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節奏。我們聊天的次數越來越多。老板娘一開始只有一個孩子，后來二胎出生、長大，現在這兩位小朋友時常也會來我家做客、聊天。我們的關系就這樣越來越近。某一天，老板娘突然給我發微信說，“嚴老師，幼兒園的老師請我（給孩子們）寫一封家書。”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寫，就來問我是不是可以幫她代寫一封。當天晚上，我很開心地幫她寫了一封家書。寫的時候，我會代入她的情境，代入她的生活場景，用她的口氣去寫給她的孩子們。為了更深度的代入，我還和她進行了更多的對話，了解她對孩子的期待，對未來的期待等等。一來一往之間，一封家書，又把我們之間的情感紐帶進一步地強化。我們在同一個附近的生活場里面，進入了彼此的生活情境，也互相融入了對方的附近。

第二段故事，則是和“附近”更偶然的相遇。2019年時，清華大學給我分配了一個校內的周轉公寓。為了裝修公寓，我請了一位安裝門窗的師傅來幫忙。裝修結束后，師傅問我是不是可以加一下他孩子的微信，交流一下學習方法。我答應了下來。這位師傅是江西人，他的孩子在當地一所學校讀高三。之后，通過微信，我和這位小朋友不斷地交流。我發現，小朋友內心有非常強烈的“想把書讀好”的愿望。他告訴我，父親外出打工，母親在家照顧整個家庭，特別辛苦。所以，作為家里的第一個孩子，他特別希望自己能把書讀好，找一份好的工作，讓父母輕松一些。這種真誠的愿望讓我非常動容，所以我也盡可能地保持著和他的交流，希望能夠對他有所幫助。到了2020年的7月份，他和我說，嚴老師，我最后的高考成績是500多分。當時，我非常為他開心，我覺得他終于可以完成自己的夢想了。

然而，2021年的春天，我在北京見到他。事情并沒有按照我所期待的方向發展。作為留守兒童，這位小朋友特別渴望和身在北京的父親呆在一起。所以，高考成績出來以后，他決定填報北京的大學。他告訴我，填報志愿的時候，他是用皮尺去丈量哪個學校離父親在北京的出租房最近，以這個為標準去選擇的。他的父親住在雙橋地鐵站邊上的一個城中村，距離雙橋地鐵站最近的大學是中國傳媒大學，于是他就填報了中國傳媒大學。結局自然是未能被錄取。但落榜以后，他仍然決定要來北京，和父親在一起。最后，他來到北京，沒有進入大學，而是和他父親一樣，成為了一位安裝門窗的師傅。聽完他的講述，我問他，你最近還喜歡讀書嗎？最近還在讀書嗎？他告訴我，自己最近正在讀加繆的《異鄉人》，盡管他連續看了兩遍，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他依舊認為這是一本特別好的書。他覺得，自己非常契合加繆筆下的“異鄉人”的狀態：一種孤單的狀態，并給我讀了書中一段他最喜歡的段落。

加繆《異鄉人》片段  嚴飛 圖

加繆的《異鄉人》，中文版的副標題是“我知道這世界我無處容身”。這一個正在北京工地上安裝門窗的00后工人，他的生命歷程，實際上也暗含著這樣一種無處容身的情境。我和他一直保持著聯系，也了解到，在疫情之下，他遭遇了很多的挫折。正是在這種延續性的交集中，我能夠更完整地拼貼起他的生命故事。我也感受到，他本身也成為了我在北京這座城市的“附近”。

這兩段經歷并非是我為了做研究而有意促成的，它們都是自然發生的。也正因此，我明確地感受到，當我們不因為既有的“框架”去框定自己的交往，并去看見眼前那些出現在我們瑣碎生活中的人們的時候，我們就有了和附近建立聯系的可能。而當這種聯系因為生活場的高度重疊和個體真誠的對話意愿不斷延續；在多樣的交往模式中以平常的姿態不斷強化時，我們就能真正地重拾起屬于我們的“附近”。

在高度流動性的數字時代，加速的互聯網浪潮把世界推到眼前，卻也使得周邊的生活逐漸離我們遠去。此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必要去重新建立與附近的聯結。而這種聯結的建立，最關鍵的一環，就在于我們和附近的每一個具體的人之間，自然流暢的交往。我們要去看到那些臨街小店，看到那些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并在這種看見之間，不斷躬身自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進入到真實的世界，才有機會與附近重新建立起深度的聯結。從這種意義上看，重拾起“附近”，也正是重新拾起“我們”的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