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么不罵郁達夫？

楊斌

2023-01-09 14:09

【編者按】

在《誰是那個弱女子：郁達夫的愛恨離愁》一書中，學者楊斌圍繞郁達夫的“弱女子”情結，以所謂“頹廢作家”郁達夫的愛恨離愁為主線，力圖破解其親情、友情和愛情交織下的一些謎團。作者從史實的細微處出發，挖掘和討論了郁達夫自己和友朋筆下令人失望的“尊容”；分析了郁達夫與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匠如胡適和魯迅的來往和友情，以及他與同輩人物如徐志摩、林語堂等人的交往；并根據郁達夫的日記與王映霞的回憶，綜合朋友們留下的細節，重構了郁王戀愛、婚姻和婚變的過程，討論了“第三者”的問題；并結合文獻和田野，實地考察了郁達夫在新加坡留下的雪泥鴻爪。本文摘自該書第五章《“交誼至深，感情至洽”：魯迅為什么不罵郁達夫？》，澎湃新聞經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權發布。

“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魯迅

“至于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沖突。”———郁達夫

“思想不同，性格迥異”

魯迅罵過很多人，但從來沒有罵過郁達夫，對此不能不做一些探索和思考。

魯迅和郁達夫，一位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另一位是“頹廢作家”；一位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另一位是五四運動中后起的新秀且影響逐漸巨大的中堅，兩人表面看起來反差很大，實際上交往頻繁，相知很深，而且始終沒有沖突。這在魯迅的交游當中，屬鳳毛麟角。他倆的友誼在當時就互相稱許。魯迅生前列郁達夫為“知人”。而郁達夫在魯迅逝世后不久的1937年1月1日在廈門對文學青年鄭子瑜等說：“人們認為我和魯迅思想不同，性格迥異，卻不知道我和魯迅是交誼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來的朋友。”“思想不同，性格迥異”八個字和“交誼至深，感情至洽”八個字恰成鮮明對比。究其原因，郁達夫本人歸結為同鄉和同類；而魯迅則認為郁達夫是“知人”。知人者，大約即知己。他倆的自我歸納雖然揭示了沒有沖突的原因，但仍然不能說明兩人在旁人和后人所看到的親密關系。

郁達夫

關于郁達夫和魯迅兩位看起來反差很大實際上相知很深的朋友之誼，改革開放以來陸續有討論發微，尤以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最為頻繁。姜德明、許子東、唐達暉等人為此話題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均有專文討論。他們主要從革命運動和革命文學出發，全面搜集討論了有關史料，在政治上和藝術上對兩人做了評判，提出了魯迅和郁達夫親密交往不是“泛泛之交”；“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除了人格和博學外，兩人交往的基礎是他們對共同的思想觀念和對中國政治的基本判斷；他們是同一戰線的伙伴，具有共同的斗爭方向；當然，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文學和藝術觀的分歧。以許子東的文章為例。他指出，“兩位作家的思想態度、生活觀點與氣質性格都很不相同，其文學風格、藝術情趣與表現特色更迥然相異；然而，他們自相識之日起，一直交往頻繁，情誼甚篤”；兩人有著“基本接近的社會政治觀”是兩人友誼的“重要的前提”；同時兩人既是作家，又是學者，“貫通古今”“融會中西”，這是兩人“產生共同語言的因素之一”；而“正直的人格，真率的品質，是兩位作家精神上最關鍵的相通之處。”許強調，“同魯迅的友誼，對郁達夫一生的文學、生活道路都產生了影響。”他們的論斷規模宏大，但限于書寫的時代，政治的評判一馬當先，尤其對于郁達夫的分析帶有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對其積極主動性討論不足。后來者也大致接受了上述論點，認為思想和政治一致是兩人友誼的基石。

不過，政治的共同點畢竟只是友誼的可能性。須知，同志不見得是戰友，戰友不見得是朋友，朋友也不見得是摯友。因此，魯迅和郁達夫的深交必然還有政治之外的其他因素。張毓茂認為，“但他們產生特殊友誼的決定性的因素，在于兩位作家心靈深層有著更密切的契合之處”，“最使魯迅與郁達夫相互傾心的是他們心靈中共同具備的真誠、坦率和磊落的光輝人格。”就兩人的心理而言，這是很有道理的。

新世紀以來，兩人的友誼繼續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雖然多數仍屬泛泛而論，但也有一些發現。朱崇科強調了“他們的身上也相當神奇地籠罩著諸多神似點：比如，他們是現代文學史上極少見的可以憑借稿費和版稅自力更生的作家；他們和日本的關系都不可切割且意味深長；同在日本留學，都曾棄醫從文，然后都回國執教，先后進入過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甚至連他們的死似乎也和日本人相關，可謂悖論重重、撲朔迷離。”又有人指出，魯迅和郁達夫的交往，只有“魯迅與許壽裳、瞿秋白、馮雪峰的友誼堪與媲美”。更有個別學者注意到“魯迅與郁達夫的關系，不同于一般的朋友關系，而是近乎親人”；“年長15歲的魯迅在各個方面：年齡閱歷、影響力、思考的深度和處事的成熟度等等似乎都是兄長”。這些說法都把魯迅和郁達夫友誼的特殊之處從“志同道合”的政治話語中釋放了出來，值得贊賞。

必須指出，除了世界觀、價值觀的相同相通以及作為學者興趣和職業的相同，魯迅和郁達夫的親密無間還需要從家庭、經歷和心理，以考察來還原兩位偉大作家人格的豐富性。實際上，仔細分析兩人的交往，我們發現的不僅是友情，還有親情。魯迅和郁達夫的友情、親情超越了一般的志同道合，既有相同又有互補。相同包括上述已經論及的人生經歷、思想、政治、立場、品格和道德，也包括婚姻戀愛以及扶植青年等行為。故魯迅稱郁達夫是自己的“知人”。這個稱呼，魯迅后來只給了瞿秋白一人而已。而郁達夫無論在魯迅生前還是死后，都對其尊崇不已。互補則不僅是上述論文提到的兩人文學藝術的差異性，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兩人心理和情感的互補。兩人的友誼遠遠超過了文友、學友、朋友、同志、同鄉，他們不是兄弟，勝似兄弟。

鑒于過去的相關研究主要從研究魯迅的角度出發考察，強調“魯迅在政治上和文學事業上給郁達夫以信任、支持和關懷”，忽視了友誼是雙方的交往和互動，對于郁達夫的視野和作用關注不夠。因此，筆者一方面汲取有關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則側重從郁達夫的角度出發來探討他和魯迅的交往。

相同與互補

魯、郁二人中西學功底深厚，才華橫溢；他們職業相同，興趣相近，政治立場一致，思想意識相通，這些都是兩人交往良好的基礎。不過，雙方互為知己，還必須從兩人的家庭和經歷中去尋找因素。

郁達夫和魯迅的知交，筆者以為極其關鍵的一點是兩人出身境遇和人生經歷的高度相似。他倆均出生于家道中落之際，家境日漸貧寒，父親早逝或患難，母親獨力支撐。童年失怙，少年清寒，飽經鄉鄰冷目和親友的疏遠，青年留學東瀛，故同病相憐，完全能夠了解對方或剛毅或懦弱或堅韌或敏感或嫉惡如仇或時冷時熱的脾性。少年時的疾苦和掙扎同樣激發了這兩位稟性大不相同的浙江人的同情和善良，對社會不公的嫉惡如仇，對年輕人的扶持不遺余力、不計得失。

與之同時，魯迅是中落家庭的長子，處處沖在前面，不時照顧下面的兩個弟弟，雖然家庭親情感情深厚，可長子的身份使得他把親情溫情藏在心底，不在表面流淌。人們看到的是他的嚴肅、剛毅、冷峻和鐵甲。殊不知，在冷面之下是壓抑著的噴薄的巖漿，是滿腔的熱誠。而郁達夫則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從小被忽視，身體很差，經常患病，養成了羞怯、敏感、猶疑和懦弱的性格，渴望溫情和照顧。

其次，魯迅和郁達夫都被迫娶了“母親的媳婦”，這成為他們一生的負擔。他倆都是在日本留學時由母親挑選了媳婦，迫于母命而成婚。此后兩人都邂逅了自己心目中的愛人，雖然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婚戀轟轟烈烈天下皆知，而魯迅和許廣平則低調結合。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婚姻沒有得到大哥的祝福；而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也沒有得到許廣平兄弟的支持。大略而言，魯、郁兩人的感情和婚姻道路大致是一樣的，故魯迅對郁達夫的婚姻和叛逆十分了解和同情。

魯迅

此外，魯迅和其弟周作人之反目，成為魯迅一生內心的隱痛，而郁達夫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從心理上取代了周作人的地位。因此，魯迅對郁達夫的關心和愛護，遠遠不止五四新文化先驅對后來者的關愛，也不止于兩位同鄉好友的親近，更有一位大哥對于小弟的疼愛和容忍。而郁達夫對魯迅也是“最尊崇最可信賴”。魯迅和郁達夫不僅僅是志同道合者，更是沒有血緣關系的“兄弟”。

從郁達夫來看，他自小缺乏父愛，雖然有兩個哥哥，但潛意識里一直渴望一個敦厚可親的兄長的關懷。1898年，郁達夫兩歲時，父親去世。郁達夫三兄弟，他是老三，家中最幼小，而且和兩個哥哥年齡相差甚多。大哥郁華（1884—1939），字曼陀，清末以官費留學日本，回國后一直在司法界任職。他留日的時候把郁達夫帶了過去，從而改變了郁達夫的一生。可是，郁華比郁達夫大12歲，基本上是兩代人。父親早逝，大哥則替代了父親的角色，他雖然對小弟的才華十分欣賞，但對郁達夫要求很嚴，對郁達夫的生活習性也頗為不滿，包括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愛情與婚姻。郁達夫對大哥有時也頗有微詞。比如，當年郁達夫把妻兒（孫荃和龍兒）留在北京，龍兒不幸病死；郁達夫認為長兄照料不力，當時相當不滿。郁華雖然也寫詩文，而且認為小弟最有才華，可是他畢竟不是文學中人，所以和郁達夫在生活上、興趣上以及價值觀上相去甚遠。旁人也觀察到，“他們雖是兄弟，”“似乎有著頗大的差異。”二哥郁浩，字養吾，比郁達夫大5歲，清末從杭州陸軍小學堂畢業，一直在軍隊任職，1930年前后回鄉行醫。郁養吾雖然出席了郁達夫和王映霞的結婚儀式，可是他同樣和郁達夫志趣相差很遠。從這個意義上說，郁達夫與兩位兄長，雖然有血緣關系，可是并沒有一起成長的家庭和兄弟的經歷和情感，更沒有知己的感覺。因此，他和魯迅交往，馬上被魯迅冷峻外貌下的寬厚、寬容、理解、幽默與贊賞所吸引；而郁達夫的才華、敏銳、率真、熱情、敏感以及幽默也被魯迅欣賞接納。

再者，魯迅和郁達夫秉性看起來反差甚大，可是，細細看來，也有相同相通之處。魯迅內心深處包裹著隱藏著熱情、敏感以及寬厚和柔軟。郁達夫是家中的小弟，前面有大哥二哥，大哥對其雖然關愛扶助，可是不免嚴厲。因此，作為小兒子和小弟的郁達夫，表面看起來就軟弱游離冷熱無常，缺乏果斷和堅毅。可是，在浮滑多疑的背后，也包裹著隱藏著一個堅韌不拔、自強自立、拼命死干的郁達夫。郁達夫自己說：“我平生的吃苦處，就在表面上老要作玩世不恭的樣子，這是我的死癥，我心里卻是很誠實的，你不要因為我表面的態度，而疑到我內心的誠懇。”1955年內山完造回憶說，郁達夫“為人淳樸，毫無矯飾之情”，這是很好的注釋。

魯迅的長子長兄身份，郁達夫的幼子幺弟身份，在同病相憐的平臺上，正好互補。他倆的性格都是兩面和雙重的，相似而相別。簡單地說，魯迅的隱性，正是郁達夫的顯性；而郁達夫的隱性，正是魯迅的顯性。特別是在周氏兄弟失和之后的1927年秋，魯迅和許廣平結合，郁達夫和王映霞結合，兩對夫妻都恰在上海定居，兩家來往密切。在潛意識里，郁達夫成為魯迅“失去”弟弟后的小弟；而魯迅也成為郁達夫心目中敦厚兄長的代替者。從心理上說，他倆其實互為影子，是各自鏡子中所看到的自己，故能相互理解相互同情。這是魯迅的其他朋友所不具備的。同樣也是郁達夫的其他朋友所不具備的。所以，和魯迅一度來往密切同時和郁達夫成為終生好友的林語堂回憶說，“郁達夫酒量好，是魯迅的至交。我們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總以放浪形骸超然獨立而自滿自足的精神，手摸索著他那留平頭的腦門子。”

因此，對“創造社里的人物”頗不以為然的魯迅，卻對創造社創社三巨頭之一郁達夫印象不錯。他說，“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于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隨便談談”而“熟識”，這是魯迅典型的白描手法，隱藏著的是魯迅對郁達夫的欣賞。而所謂的沒有“創造氣”，又是什么呢？郁達夫的老朋友易君左當年和創造社的交往也頗多，他說：“達夫之可愛處，卻并不在于其天才之優越，詞藻之華麗，而在其性情之天真，氣節之堅定。凡同達夫接近的，一定都會感覺到：他只是一個真字，沒有一點虛偽。當年在上海，我和創造社的幾個朋友都受職于泰東書局當編輯，雖同住在一起，而不知如何，同我好的只是一個郁達夫；對于郭沫若和成仿吾，便覺得有點格格不相入。何以故？真偽之分也。”易君左的話為魯迅那句“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做了很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