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活躍著許多有美國留學背景的人物：顧維鈞、胡適、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王正廷、陳光甫、竺可楨、蔣夢麟、顏惠慶……他們大多投身對專業技能和外語知識要求較高的財經、教育和外交領域，并且舉足輕重。

2018年5月20日，為期兩天的“留美學生與近代中國的財經與外交”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落下帷幕，來自海內外的60余位學者共同探討了近代中國的留美學生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在中美關系充滿張力的當下以史為鑒。

引發與會學者共同關注的話題之一是史料方面的進展：相關檔案或進一步得以開放，或經研究團隊整理后以更清晰的面貌為讀者所了解，為學界和大眾都提供了更進一步了解近代中國的窗口。

留美學生與中國的現代化

會上探討了諸多個案，包括顧維鈞與聯合國托管制度的成立、胡適在八一三抗戰前放棄東三省的主張、孔祥熙在中美雙方就“白銀平衡稅”征收的博弈中扮演的角色、蔡增基與民國時期的航運、袁同禮與抗戰時期中美學術交流、孔祥熙與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初期的財政等等。復旦大學歷史系姜義華教授在主旨發言中指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美國元素影響深遠，人物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臺灣師范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劉蔚之在發言中提到，近代留學生中的“第三代”，即在1910年與1920年代中期之前獲得博士學位的一批學生，是近代知識分子或留學生中最重要的一代人。他們的主要貢獻不似前兩代多在于思想啟蒙運動或是親身參與革命，而是在于學術界創造知識典范，為中國現代化貢獻一己之力，被學者認為是“視野較廣、最有創造力”的一代。他們中的佼佼者如蔣夢麟（1917年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劉廷芳（1920年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張彭春（1924年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等都在各自的領域頗有建樹。

當時的留學群體也自發形成了“圈子”，復旦歷史系馬建標副教授的報告即探究由留學歸國學生組成的“歐美同學會”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中國政局產生的影響。他指出，詹天佑、蔡元培、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王寵惠等知識精英都曾參與過歐美同學會的創建或領導工作，美國以一種間接但深遠的方式影響了近代中國。

留學生在教育領域的活躍也早已受到關注，河南大學王振存副教授提供的案例是又一力證：河南大學曾有連續四任校長均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凌冰、查良釗、鄧翠英，其中查良釗做過兩屆校長）；而河南大學自1912年建校至今，106年的辦學歷程中有校長30人，其中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就占20人。

國內檔案進一步開放

位于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二檔館”）是典藏民國檔案的“重鎮”，1912-1949年間中華民國歷屆中央政府及其所屬機構現存大陸的檔案集中保存在這里。其中關于留學生選派、管理、歸國、任用的資料有較高的價值。

自2008年以來，二檔館開展了大規模的檔案數字化工作。在一段時間內，數字化尚未完成、原件又被封存的情況下，許多檔案無法查閱，何時能夠恢復查檔便成為學界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會議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長馬振犢介紹了數字化工作的最新進展，并帶來了“數字化工程圓滿結束、檔案館從2018年開始已進入正常服務狀態”的消息。

國民黨時期遺留在大陸的檔案經整理、編目，共計1300多個全宗、230余萬卷、約4500萬件、2億2千萬頁；其中檔案的破損率達到40%以上。據估計，這些館藏要全部完成數字化，需要四十年左右，面臨的修復工作也非常艱巨。

早在1980年代，二檔館就開始以專題為單位進行數字化工作的嘗試，將郵電檔案、財政檔案等先整理、后掃描。2008年以后，二檔館在國家檔案局領導下以“中央研究院檔案室全宗”為試點，進行高標準的彩色掃描（現已對外開放數字檔案），并將原件封存。經過2008年-2012年的數字化工作，二檔館完成了2130萬畫幅的掃描，占全部館藏的14.3%。

自2013年起，二檔館集全館之力將館藏中利用率最高的檔案進行了數字化。“在國家檔案局的支持下、經財政部專項撥款，在全館工作人員和外包公司的共同努力下，用五年時間完成數字化工程，實現6000萬頁的整理，5000萬頁掃描，900萬畫幅的檔案拍攝，120萬頁的修裱。到2017年年底為止，館藏總數超36%已完成了數字化。并且，這部分優先數字化內容，是統計顯示2000年以來館內利用率最高的300余個全宗。”馬振犢說。

此外，每年年底，二檔館都會新開放一批數字化完成的檔案，目前已經開放包括國民政府教育部、內政部、外交部，國民黨中央中宣部等檔案全宗。

“目前為止，開放檔案的90%都已經數字化，可以方便地查閱。剩余部分有很多是利用率較低財務表格、會計賬目等等，若有特殊需要也可以調用原件，以臨時掃描的方式向讀者提供。另外，一些面向民眾服務的數據庫也受到的普遍的歡迎，例如20萬名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中國官兵名單及相關檔案，每天都有民眾前往查閱，許多人在看到先輩抗戰烈士照片資料時淚灑檔案館。”

馬振犢表示，目前二檔館的接待人數已經恢復到2008年封存原件以前的狀態，并且，檔案數字化以后查閱效率更高、檔案館的對外服務能力更強；歡迎各國學者及研究機構前往查檔并開展合作研究工作。

海外檔案的大規模發掘

近代的中國留學生漂洋過海，盡管學成后歸國報效，但在他們身后，許多資料還是輾轉保存于美國的相關機構。如哥倫比亞大學有“顧維鈞文件”、“陳光甫文件”，斯坦福大學藏有“宋子文檔案”、“孔祥熙檔案”，哈佛大學藏有“蔣廷黻資料”等等。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人為搜集研究資料遠赴北美，國內高校或研究機構“組團”前往北美各大高校及檔案典藏機構搜羅檔案已經成為一種“現象”。

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藏宋子文檔案包含其本人生前保管并整理的65個文件盒、1398個文件夾，數量龐大、內容豐富，但原有的編目過于簡略，以至于各文件夾中究竟涉及哪些事件、有多少文件，在一段時間內基本無人知曉。

自2011年起，復旦大學歷史系吳景平教授攜團隊將胡佛檔案館藏所有的“宋檔”進行逐頁掃描，經閱讀辨析后進行詳細編目。“我們要給這些檔案編‘戶口’，讓需要使用宋檔的研究者不再因為沒有方向而無從下手，也讓這些檔案充分發揮它的價值。我們為此和版權所有者——宋子文的后人，以及檔案的收藏機構——胡佛檔案館進行了反復的溝通，最終實現了這個設想。”吳景平說。

有與會學者表示，考慮到美國大部分圖書館、檔案館現有的管理規定，這樣的做法史無前例，也很可能后無來者。

目前，“宋檔數據庫”已經實現標題檢索，通過檢索關鍵詞可以迅即調出原件掃描件，閱讀、下載、復制和打印，均非常便捷；宋檔中每一頁文件都對應有獨一無二的代碼和編號，以及根據內容編寫的、包含人名、日期、主題等關鍵字段的標題目錄。據吳景平教授介紹，下一步的目標是實現全文檢索，建立起“標題-原件-原件錄入件-翻譯件”的對應。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蔣廷黻資料”也曾經處于沒有分類、隨機編號的“原生態”，系2002年由蔣氏后人捐獻。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等學者將資料編輯整理，并增加了一些蔣廷黻家屬新增資料，使這批珍貴資料最終在大陸出版（陳紅民、傅敏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據陳紅民教授介紹，哈佛“蔣廷黻資料”主要包括蔣廷黻1944-1965年的全部日記、1963-1974年口述歷史底稿、蔣廷黻與他人的往來函件電報、蔣與臺灣官方的往來電報等。涉及的事件包括臺灣當局對“聯合國代表權”的爭取等等，由于同時期臺灣方面的檔案并未完全公開，這些資料對于了解當代臺灣史有重要的意義；對于研究蔣廷黻本人，尤其是他的后半生，也是不可替代的資料。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徐昂對哥倫比亞大學珍本手稿館藏“陳光甫文件”做了介紹。他表示，這些文件系由陳光甫本人和眾多助手對原始文件加以甄別、整理和編排，大量原始信函經過精簡格式和重新抄錄，凝縮成為便于其本人及后人翻看、利用的“日記”形式。陳光甫本人作為和民國政商界關系密切的金融家，其地位和經歷都使得這些文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哥倫比亞大學珍本手稿館藏“顧維鈞文件”也是長期以來受到關注的歷史資料。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高作楠在會上將顧維鈞于1946年-1956年間任國民政府、臺灣當局“駐美大使”期間的檔案作了梳理，通過對其中幾盒“機密文件”的介紹，提示這一檔案對揭示當時國共關系、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