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3年1月8日，是周恩來總理逝世47周年紀念日。本文經授權摘自《百年不了情——我與伯父周恩來相處的日子》一書，作者周爾均是周總理的侄子，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高級將領。他從親屬的視角，生動真實地記敘了周總理一些鮮為人知的人生側面和工作情景。

1958年3月，周恩來同志在十三陵水庫勞動工地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電視、廣播和報刊凡報道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在列舉出席中央領導人的名單之后，都有這樣一句：“還有余秋里、谷牧同志”，頗為引人注目。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時期，經黨中央批準，指名協助恩來伯伯工作的。當時，余秋里任國家計委主任，谷牧任國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馳名全軍的“獨臂將軍”。

在多位副總理和老帥被打倒或靠邊站的情況下，他倆在國家危困之際，輔佐伯伯撐起瀕于倒塌的共和國大廈，厥功至偉。人們贊譽他倆是總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認識余秋里，按理應叫他秋里叔叔，但因工作關系，我都是按職務稱呼他，人后則稱秋里同志。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參加西南軍區后勤部派往下屬一個汽車團的工作組，協助該團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運動。當時，余秋里任軍區“三反”委員會主任，是專為完成中心任務設立的一個臨時機構負責人，卻握有重要職權，僅次于軍區首長賀龍、鄧小平。

有一天，秋里同志事先沒有通知軍區后勤，直接來到汽車團視察工作。聽說軍區來了領導，我們到團部門口迎接，只見來了一輛老舊的美式吉普車，從車里下來的正是余秋里主任。他一身洗得褪了色的舊軍裝，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蕩蕩的，隨從只有警衛員和司機，車上卻載有鋪蓋。他一路風塵仆仆，但精神抖擻，動作敏捷，吸煙時用一只手掏香煙、取火柴、點火，一氣呵成地完成這一連串動作，比常人還利索。如有旁人幫忙，他統統謝絕。

巧得很，我們工作組組長、軍區后勤司令部檢查局的張興臣局長，同秋里同志是紅軍時期的老戰友，他倆多年來在不同地區戰斗和工作，沒想到今天能在這里見面，相談甚歡。秋里同志親切地詢問我們幾個人的姓名、職務，逐一握手。這是我第一次認識余秋里，至今過去七十多年了。

余秋里在團里待了兩天，日夜不停地連軸轉工作。他聽取工作組匯報并共同研討；參加團黨委擴大會議，對團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進行了嚴厲批評；召開全團干部戰士大會，深入進行“三反”運動再動員；到各個連隊實地視察，看望干部戰士。這個團還沒有新建營房，連隊分散駐扎在附近村莊和臨時工棚，相互間距離很遠，他一個不落地走了個遍。

在短暫的相處中，我對這位紅軍將領的獨特風格深有感觸。他為人豪爽豁達，直來直去；工作大刀闊斧、腳踏實地；在原則問題上是非鮮明，執行黨的政策卻心細如發。

有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個汽車團前身是起義投誠部隊，許多老駕駛員抗戰時期在滇緬一線執行任務，夾帶走私是常有的事，不少人因此發了洋財。我在進軍抵達重慶之初，就聽到過一個笑話：國民黨一個師長向某漂亮女大學生求婚，遭到她的拒絕，女方說：“我司機都不嫁，還嫁你師長。”原來，司機比師長掙的錢還多。“三反”中，這些老駕駛員便成為揭、批、查的重點。有人發明了一種“跪五加侖油桶”的體罰，誰不老實交出贓款，就讓他日夜不停地跪油桶。秋里同志聽說此事很生氣。他把團領導和基層干部召集在一起開會，現場放了個五加侖油桶，指定幾名干部親自“體驗”一下跪桶的滋味。秋里同志問他們：“感覺怎么樣？”個個回答說，“不好受”，“堅持不了多久”。余秋里說：“是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反’反的是貪污，這些老司機在解放前置的家業，只要不是傷天害理得來的，就屬于私人財產。把問題說清楚了，該交公的交公，其他不必追究。”一下子解脫了一大批人，老司機們個個歡天喜地，干部們也減輕了完不成運動“指標”的壓力。

第三天一早，秋里同志乘坐他的老吉普車離開了。但就這兩天時間，在他的指導下，汽車團的“三反”運動走上了正軌。在團里期間，他與工作組成員和干部、戰士同吃同住，不接受任何招待。警衛員告訴我，他上任一個多月來，同這次的做法一樣，已經巡視了十多個單位。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為西南軍區黨委常委、軍區后勤部部長兼政、委，成了我的頂頭上司。這期間，我聽說了他在戰爭年代的傳奇事跡：長征中，任紅二軍團十八團政委的余秋里左臂兩次負傷，露出骨頭和筋絡，仍堅持不下戰場，托著一條傷臂爬雪山、過草地，度過整整192個晝夜。最終還是用木工的鋸子截去了左肢。這一壯舉，堪與青史留名的關云長“刮骨療毒”媲美。

在軍區后勤工作的三年期間，余秋里豪爽潑辣、率直果斷的作風，快人快語又不失風趣的講話，贏得干部戰士的普遍好感，樹立了很高的威信。

那時，全國剛解放不久，有些老干部進城后忘了本，看上年輕美貌的女大學生，與原配夫人鬧離婚，一時間群眾中鬧得沸沸揚揚。軍區后勤油料部部長就是其中一個。余秋里部長在一次后勤禮堂召開的干部大會上，點名讓這位年輕能干、資格又老的部長站起來，當眾嚴厲訓斥他：“不要以為你為革命事業做了多少貢獻。犯了幾分鐘不該犯的錯誤，就會毀了你一生！”在場的千余名干部無不深受震懾，但細細品味他的講話，又都不禁掩口而笑。

20世紀50年代初期，對老干部鬧“婚姻改組”的事情，前有軍區鄧小平政委給予我們二野后勤政治部前主任、解放戰爭時期的一位正軍職干部撤銷職務的嚴厲處分，后有余秋里部長這次大會點名批評和處分一位正師職的二級部部長。這兩位受處分干部都是卓有功績的老紅軍，對他們的嚴厲處置，顯示了黨組織對違紀行為的“霹靂手段”，犯錯必究、法不容情。當時對各級干部的思想觸動很大，在全軍區范圍內一下子剎住了這股婚變風。

如今，有些干部在貪污枉法的同時包養“情婦”，有的數以百十計，有的竟然邊貪腐邊升遷，貪腐越重升得越快。古語說，“千里之堤，毀于蟻穴。百尺之室，焚于突隙”，這些貪官污吏已不是小小螞蟻，而是成群結隊毀我國本的蠹蟲。“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對這些敗類不但應重拳出擊，處以重典，而且要嚴厲追究有關領導和部門的責任，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正本清源。治國必先治吏，治黨尤須從嚴。當年“三反”運動中的正面經驗，仍值得今天借鑒。

在余秋里任軍區后勤部長期間，我有時會參加重要文件的起草，見面時，他仍記得當初我這個工作組成員。1955年余秋里調北京任總財務部部長，曾有意選我做秘書，由于軍區后勤政治部主任盧南樵希望我留下工作，此事作罷。這是干部部的同志后來告訴我的。

1959年我調到北京后，由于七伯、七媽知道我在西南軍區后勤部工作的經歷，伯伯有次問起余秋里當年在西南軍區的工作情況。我把親身經歷的這些有關秋里同志的逸事告訴伯伯，他聽了哈哈大笑，說：“這個余秋里，他就是這個性格！什么事都要親自過問、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難不倒他。這回他在大慶發現油田，為國家立了大功。他是我們黨內難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這位老領導學習。”

1962年，周恩來第一次到大慶。圖為在1202鉆井隊現場參觀的留影

1962年6月，余秋里（前排左一）陪同周恩來視察大慶職工宿舍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出逃事件發生后，我與分別了十六年的老首長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領導下參與總后批林整風運動，前后有一年多時間。后來，我有幸聽到他與谷牧兩位親自談述“文革”中輔佐七伯險渡國家經濟難關的往事，其中有兩件格外使我感動。為免遺珠之憾，披露在此，與讀者共享。

余秋里說：“‘文革’中進入1968年，經濟形勢更加嚴峻。12月26日，我回家時凌晨兩點多了，周總理親自打電話叫我去，到他那里已是凌晨三點。總理疲憊至極，面帶憂慮，對我說：‘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計劃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產，往哪里調運，沒有個計劃怎么行呢。’我說，我找幾個人先搞個明年第一季度計劃，以便工作有新安排。總理說：‘好。’回來后我顧不得休息，找人商量、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計劃安排，經總理審查同意后，立即報請毛主席批準。這樣，1969年開頭，總算有了一個可供遵循的方案。”

這個事例表明，余秋里不僅在戰爭與和平年代能率領千軍萬馬斬關奪隘，而且在國民經濟的危急時刻，幫助伯伯治理國計民生，不愧是伯伯夸獎的“黨內難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國之才。不止如此，曾在中共七大時任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早就對秋里做過這樣的評價：“余秋里，現在已經成為大知識分子了！”

谷牧同志曾與我和在軍做過長時間交談。他向我倆回憶了七伯“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下火海誰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談話的經過。

七伯的這句名言，常被人錯誤地引用，其時間、地點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親身經歷，也是唯一準確的版本。

谷牧說：“這是總理在我召集的一個會議上講的。開會期間，周總理來了，他要聽聽大家的意見。結果幾個部長把總理包圍了。那也是當時有名的故事了，叫‘五部長包圍周總理’，段君毅、呂正操都是老資格。老將包圍總理，部長們紛紛陳詞：他們這些人挨批挨斗沒關系，就是被打垮了也不在意，但是生產不能垮啊，總理！現在生產已經很亂了。省委書記也紛紛訴苦，說生產垮了還革什么命啊。總理講了一番話：現在這個形勢是大勢所趨，欲罷不能，只有挺身而出，站在運動前面來引導運動。這時候別人又說了一句什么，總理說：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下火海誰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

谷牧回憶周恩來時激動不已（1997年）

余秋里和谷牧對七伯敬重如山、感情至深。我從電視和照片中看到，秋里同志向七伯遺體告別時悲痛欲絕、站立不住的慟心情景，令人心碎。谷牧同志是一位端莊凝重、心高氣傲的領導人，對七伯同樣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倆交談時說到動情處，幾度痛哭失聲。談話結束時，他站起身來，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令人久久難忘：“周總理的功績與日月同輝，怎么估計也不為過！”

《百年不了情——我與伯父周恩來相處的日子》，周爾均/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