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與楚是周代南土政治格局中十分重要的兩個大國，近年來有關兩國的簡牘和銅器不斷面世。其中，清華簡是目前楚簡和先秦史研究的熱點，《楚居》一篇對傳世文獻中記載極為簡略的楚先祖提供了全新的資料。曾國考古有三次列入十大考古新發現，從早年的曾侯乙墓到近期的葉家山、郭家廟、文峰塔、蘇家壟、漢東東路墓地，使曾國成為迄今為止兩周時期唯一一個能利用考古材料構筑其基本歷史的諸侯國。有鑒于此，5月17日，華中師大古史論壇組織了一期主題為“曾與楚”的學術沙龍，特邀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尹弘兵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凡國棟兩位副研究員，分別就“楚居與楚先祖”“曾國與曾銅器”進行學術分享，來自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博物館、華中師范大學的專家學者參與了座談。

上古地名研究的路徑

尹弘兵認為《楚居》研究非常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所載大部分地名不見于傳世文獻，而目前出土文獻研究的主要路徑是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證。現在《楚居》研究涉及楚先祖時，一般是用同音通假的方法將其與《山海經》建立聯系，但《山海經》雖然包含了上古文明的很多珍貴信息，但不宜將其與理性時代的認知系統做直接的連接。而同音通假在清代最初發明時，解決了很多問題，但過分地使用，已被當時的學者所批評，在現代學術環境中，一般而言，只有在其他手段均無可能的情形下，才能考慮以同音通假來打通關鍵環節。而當整個的論證體系完全建立在通、轉、假的基礎上，并且是用同音通假來與《山海經》建立聯系，這在方法論上是危險的。因此《楚居》的研究尤其是楚先祖的研究，需別出蹊徑，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特別的思考。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了三條研究路徑：

一、從區域入手。《楚居》的研究首先要劃定區域。楚先祖從祝融開始，祝融作為傳說時代華夏集團的核心族群，其居住范圍應該是在華夏集團的分布范圍內。根據徐旭生、王玉哲等學者的研究結論，華夏即中原，其范圍西至陜甘，東至河南東部與東夷相鄰，南至伏牛、外方山脈與苗蠻相鄰。進入夏代，華夏在族群上指夏王朝諸族，在地理上則較為確定，指今河南省中部、西部及山西省南部。從考古學文化講，與華夏集團相對應的是中原龍山時期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因此從區域角度考慮，所有關于楚先祖的地域，尤其是傳說時代，可在這一地理范圍內探討，如果超出了這一范圍就需要謹慎對待。

二、從關聯度入手。由于很多的地名、人名、族名以及它的活動區域都有一定程度聯系，于是可采取一種比較迂回的方式，從與其相關聯的、有較明確活動范圍的人物、族群來推定。以季連與盤庚之子為例，《楚居》里明確記載，季連因“汌水”而見“盤庚之子”，以此居于“方山”、“京宗”等地，并與其女聯姻。則可由盤庚之子的居地來推測季連在商代晚期的活動區域：盤庚之子為商王族，商王室核心成員，則其居地當在商核心區內。商代晚期時季連的活動、居地，則當在此區域內探討。而商核心區，可從文化地理的角度來確定。晚商文化中最為核心的是殷墟類型，因此盤庚之子的居地，必在晚商文化殷墟類型的分布范圍內，而晚商時與盤庚之子有密切關系的季連居地，雖不知其具體地點所在，但可確知其亦在殷墟類型的分布范圍內。我們即可由此推定：晚商時期，季連部族仍在商朝的政治勢力與文化范圍內活動，因此“汌水”、“方山”及最初的“京宗”等地，均應在晚商文化殷墟類型的分布區內探求。

三、從邏輯分析入手。通過邏輯關系來進行推論，也是楚先祖研究中的重要一環。《楚居》里記載“麗不從行，潰自脅出，妣厲賓于天，巫并該其脅以楚，抵今曰楚人。”尹弘兵據此從邏輯角度推論，羋姓祝融不是一開始就有楚之名號，在麗季之前，無楚人之稱，其后才與“楚”產生交集，被稱為“楚人”“楚族”。”因此先有楚地和楚蠻，然后才羋姓楚人和羋姓楚國。這也與《楚世家》中“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相合。進一步推論，荊楚與華夏不僅是兩個互不兼容的族群概念，也是兩個互不兼容的地理空間體系，因此“抵今曰楚人”也就意味著羋姓祝融的生活空間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華夏地域進入楚蠻地域，或者說從中原地域進入荊楚地域。這還意味著羋姓祝融改變了自身的身份屬性，從華夏舊族轉變為楚蠻的一員。類似的情形在上古時代頗為常見，《左傳》中所載的杞國，即是最常被引用的一例。經歷過夏商和商周兩次重大變革之后，有大量原來的華夏核心族群由于無法在中原立足，進入到東夷、南蠻等地區，由此被視為夷狄，羋姓祝融這一支就是進入荊楚地域成為楚蠻中的一員。

一直以來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區域都不太確定，成了楚文化研究的一大遺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先福研究員認為《楚居》對早期楚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線索，《楚居》地名雖然不好定位，但至少解決了楚族由中原南來的基本問題。早期楚文化的研究除了考古學的進展外，對鄧、噩、曾等周邊國家的研究也需要推進。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王準副研究員認為以上這種方法論是極具建設性和啟發意義的。先建立一個體系，限定一個范圍，然后將人物、國家、族群等定位到這個空間里來，再拉上時間的軸線，相當于是空間和坐標的關系，這是在目前《楚居》史料記載紛繁復雜、模糊不清的情況下比較可取的一種方法，“雖不中，亦不遠矣”。

傳說人物的神化與神話的歷史化

就歷史時期來說，歷史人物就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人物事跡都是一個個具體的過程，但楚先祖是傳說人物，而非歷史人物。尹弘兵指出早期文明研究中要注意傳說人物的特殊性，不能夠將傳說人物作為歷史人物來看待。傳說人物的真實含義有以下幾點：一、在一般情形下，傳說時代的人名指的是部族名稱，二、部族首領的名稱，三、在特定情形下指擔任部族首領的個人。而傳說時代的某生某，除了存有父子關系的意味外，其基本含義就是氏族分支和部落分支的關系。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較為特別的情形，中國古代是祖先崇拜，祖先皆是神靈，后人敘述先祖，不免出現人神雜糅的現象。因此在“季連初降于隈山”這個特定語境下，季連既不是部族，也不是部族首領，而是神。上古時代神靈所居名義是在天上，實際是在山上，所謂“天在山中”，在《山海經》中常言某神居于某山。

因此“季連初降于隈山”這一句中的季連，其身份屬性是季連部族的祖先神，故隈山并非是上古時代真實的季連部族居地，而是一種想象中的神靈居地。真實的季連部族實際上是居住在隈山附近的平原地帶，具體在哪里，還需要從考古的角度做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在部族的祖山或神山與實際的部族居住地之間，可能還有河流相連，這條河流在早期文明中被想象成神靈往來的道路。

討論環節中，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黃尚明教授認為隈山既然是神山，從考古的角度探討或許也無濟于事。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宋亦簫教授指出，古人喜歡把神話人物當作祖先以顯示自己是天之驕子，這是神話的歷史化的一個體現。像早期的許多歷史人物，如季連、大禹等等他們可能原本就是神話，而非真實存在的人。如何對待歷史上的神話人物，考慮這個問題時應當要充分尊重當年古史辨派所作的許多工作。在研究文明起源、研究先秦史的時候，應當將古史辨派的觀點與傳說人物進行對照考量，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早期文明的特殊性

尹弘兵認為，我們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的生活觀念，甚至于現代的一些生活經驗的影響，不自覺地用一些我們現代的觀念、經驗去理解古代，甚至于更早的早期文明，這是很成問題的。尤其是對于早期文明的特殊性，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認知。早期文明的基本邏輯是宗教，宗教是規范一切社會行為的根本準則。而且早期文明的宗教與理性時代的宗教還不一樣，比如在早期文明階段普遍存在的人殉現象，這對于理性時代的人類認知來說很難理解。

到了鐵器時代，由于鐵器的使用帶來了生產的大爆發，同時也推動了人類知識的大發展。在這個爆炸性的進步之中，歷史理性完全取代了早期文明的宗教邏輯，成為整個社會的行為規范，這也被稱為“軸心時代”或“軸心期文明”。因此我們對于早期文明的理解，一定要從它自身的邏輯出發，從這個角度來認知。要盡量避免從后世乃至現代的生活經驗與邏輯來理解和認識早期文明。

曾侯公族的稱名問題

曾國不見于傳世文獻，最早的認識來源于青銅器。從已發現的墓葬群中，可劃定曾國的范圍主要在隨州。現在所知時期最早的墓葬是2011年、2013年發現的葉家山區域，是西周早期階段的墓葬，到現在為止基本上可以確認至少有三代曾侯。兩周之際主要分布在兩個區，一個是郭家廟區域，一個是蘇家壟區域，最近兩年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出土了重要的資料。春秋中晚期主要是在文峰塔區域。進入到戰國，早期非常明確的便是78年發現的曾侯乙墓。到戰國中晚期，在13年的時候發掘出曾侯丙的墓葬。

關于曾侯公族的稱名，學術界說法比較復雜。凡國棟舉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中的看法：“曾國青銅器中的伯仲叔季都應該是行輩之稱，而與爵位無關，曾伯曾仲，曾子可能分別代表著公族大小不同的宗族，即伯仲屬于曾侯直系大宗，曾子某則是旁系的小宗；曾子、曾孫應當是曾侯后裔等曾侯公族的專有稱謂等。”但如果嚴格用這個體系看問題會陷入矛盾。

根據西周時期氏族制度，曾國公族包括曾國公室和公族小宗。公室成員包括曾侯、曾侯之子、曾侯之孫，大致按照行輩稱呼。

一、從曾國公室來看，曾侯的兒子可能按伯仲叔季來排，曾子伯皮，曾子伯言等等。那么曾子伯、曾子仲、曾子叔都屬于曾侯的兒子，都為公室的核心成員。要指出的是過去所挖掘的大量曾國貴族銅器，只有曾子和曾孫器，從來沒有出現公子或公孫的，因此起初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曾侯之子、曾侯之孫不稱公子、公孫。

而M6墓穴中帶有曾公子棄疾銅器的出現，則推動了新的理解和闡發。有學者指出，曾公子棄疾諸器，器主是“曾公”之子，此稱的內涵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吳師入郢以后，因隨（曾）人救楚，隨（曾）國在楚系附庸體系中擢升為“公”，曾公之子就是曾侯之子；二是曾公可能與曾地設縣有關，曾國為曾縣縣公，非曾侯。而根據2017年隨州漢東東路曾國墓地考古發掘結果顯示M129的墓主人曾侯得也可稱為曾公得，因此證明了曾侯也可稱為曾公，曾公子顯然應該是曾侯之子，曾子則是曾公子省稱。

二、從公室里分出來的小宗來看，曾伯、曾仲所出的銅器較多，有曾伯文、曾伯桼等，應是已經別為立氏。再一個是曾仲，是曾侯的仲子，業已別為一族。2017年的漢東東路挖掘中出現了曾叔子、曾叔孫的銅器。曾季目前還沒有發現。

曾國都城在哪里？

凡國棟指出要把握都城和侯墓相隔不遠的原則，贊同以下列墓葬的標準識別都城：

1、墓坑規模大，其墓室的開口面積至少在100平米以上（不含墓道）；

2、墓室形制獨特，要么多邊形（曾侯乙墓），要么亞字形（曾侯丙墓）；

3、槨外一般都有積石或者積炭；

4、墓坑外圍有多個器物附葬坑或柱洞、或祭祀坑（曾侯輿墓）；

5、侯墓與夫人墓皆東西向并別，絕無南北向排列的。

從地理分布看，曾國公室墓地，如曾侯、曾侯之子孫的銅器主要出土于隨州義地崗、安居等，處曾國的核心區，而曾伯、曾仲等銅器比較集中在曾國核心區的外圍，如棗陽郭家廟、京山蘇家壟等地，這也側面反映了曾國的都城不可能在郭家廟或蘇家壟。而需要更多的工作，找到西周中晚期的墓葬。另外，曾伯陭墓內出土的銅鉞上有文字“用為民刑”，因此在都城的判斷上也有人將其作為輔助材料，理解為“為民父母”。但凡國棟認為，曾伯陭作為被分封出去的一支本身就有統治的人民，相當于一個封君了。

王先福研究員則認為曾國早期都城在葉家山應該沒有太大疑問，其附近有隨州廟臺遺址等。噩國與曾國相鄰，隨州安居羊子山墓地就是噩侯墓地。西周晚期周王獵伐噩侯，噩國北遷南陽，該地出現真空，曾作為周王同姓南方大國，在此背景下，曾國中心區可能西移。可惜的是，西周中期的資料存在缺環。總體上，曾國的研究對于早期楚國歷史進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曾楚聯姻與兩國關系

黃尚明教授指出，曾楚的通婚行為是兩國關系最直接的反映。從歷史上看，與他國通婚、結成政治聯盟是楚國慣用的一種戰略手段。曾到南方之后，地緣關系改變，于是與周邊國家通過聯姻來進行互通。曾楚兩國一開始的關系是平等的，他們都是想借通婚行為來拉近兩國的關系。從春秋早期到戰國中期，曾有多位曾國女子成為楚國的王后，這就說明了當時兩國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同時，曾侯墓中大量的青銅器也恰恰證明了當時兩國關系友好，尤其是在吳師入郢時楚得到曾（隨）國的幫助，所以曾侯才能從楚國那兒獲得、積累大量財富。曾到后來一直處在楚國的庇護下，實際上成了楚國的附庸國，因此，除了國內的社會治安需要其自身進行管理外，像軍隊建設、對外戰爭等問題，曾國作為一個非獨立國家基本上是不用過多考慮的。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議題

基于本次沙龍的主題，與談的老師們還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議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鄭威教授提出：曾和楚是如何從族群逐漸發展上升到早期國家形態的？曾、楚兩國構建國家體系的過程是怎樣的？在國家體系的構建過程中，曾國的地位是否存在從原來的周王室的一個重要的南方諸侯國變為楚的一個附庸國的變化？在此過程中所產生的曾人對自身定位的變化，在墓葬的銘文稱呼中是否會有所反映？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洪強老師指出，此次沙龍中使用“雜用多科”（張正明先生提法）的方法來解釋相關的人名和地名，能很好地開拓研究者的思路，讓人豁然開朗。在傳說人物的問題上，先祖從族名到特定的個人，比如季連，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被神化為整個部族的祖先神的？他在后來楚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對季連的信仰在楚國中晚期以及楚國滅亡后是否繼續存在？漢代以后的文獻中間是否還能發現這種信仰的影子？楚地的人們在秦漢以后是否還有對這些祖先神的記憶？這也是考察楚地民眾信仰和思想狀態的一個重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