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喜愛中國先秦諸子的思想和性情，而與此同時，也欽佩蘇格拉底智力生活中迥然不同的風格。深以為，智力生活是靠爭論展開的，甚至其大半內容就是爭論：與友人爭論，與同行爭論，與后生爭論，與古人爭論，乃至與外國人爭論。與你爭論的人越多，你受益越大。本書呈現在韓國朋友面前時，筆者內心已做好準備：聆聽韓國朋友的批評，若有熱烈的爭論更是求之不得——因性格所致，筆者聆聽的同時不會放棄必要的爭辯，乃至有了爭論的可能。本書涉及貴國古代印刷術，乃至貴國古代歷史，而筆者深知自己這方面知識與閱讀之有限，筆下沒有謬誤幾乎是不可能的。

《文明是副產品》韓文版書封

筆者以為，各民族中真正的學者會共享一種旨趣：學術絕非侍奉本國元首與眾生的虛榮心，而是要探究人類文明之發生和演化。畢竟學者不至于像二流政治家那樣無聊，以吹噓自己民族歷史上有哪些“第一”為要務。筆者青年時代正值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期，統治者終止了一切學術活動，除了考古發掘。因為后者可以幫助他證明中國之偉大。是強權專制話語與少年天真心靈的沖突，開啟了筆者的反叛：祖先的偉大絲毫也不能證明其后人的偉大，因而為證明自身去神話祖先的勾當可以終止了。即使祖先確有偉大的發明和發現，其中必有運氣的成分，絲毫不證明其他民族的拙劣。比如小麥、水稻、玉米的馴化，首先是因為該地有此植物，其次還因為溫度和地貌的適宜，再次才是馴化者的才智。我們不能無中生有，這是本書主要觀點之一。

近日讀《宮崎市定中國史》。宮崎說：“將中國與西域相比較，無論如何西域都是擁有古老文明的發達國家。當然中國也有絲綢之類的特產，但這些還是更接近于初級產品。”這觀點顯然與筆者自幼年起接受的正統教育不同。從拙作可以看到，筆者已經完成了對狹隘民族主義的超越：印章、石碑、青銅冶煉，統統是自西域傳遞到中國，而那時候還沒有開通“絲綢之路”。宮崎認為，漫長的時間，比如千年之久，可以解決文化傳遞中空間的阻隔，比如千里之遙加上高山大川。便是絲綢之路開啟后，西域固然驚嘆中國的絲綢，中土何嘗不艷羨西域的物華天寶、人工精作。

或許韓國讀者會驚異：你一個中國學者，何以不去謳歌自己的祖先，卻要宣揚古代西域文化更發達。因為我想走出皇權治下的民族主義的歷史觀。一個民族不需要自尊心嗎？當然需要。但自尊心不可建立在虛妄的歷史觀之上，那是不牢靠的。而錯誤的歷史定位會帶來諸多的盲目性。讀史使人明智，明智才擅于開拓未來。

發明優先權是專制君主與民族主義史學家共同的嗜好。搞清發明者，是探究起源的題內之意，當然有其重要的歷史學意義。但真正的史學家的關懷遠為宏大，發明先后只是他的關注之一。一項技術演化中，若干細事和微妙變異，在他看來同樣重要。比如下述問題在筆者看來不比發明優先權次要：為什么畢昇發明活字后，雕版依舊是中國印刷業的主流？再比如卡特提出的問題：為什么韓國有了活字，卻不印刷諺文，而依舊印刷漢字？

思考第一個問題時，我曾給出了一個線性的、狹隘的答案：活字適合印刷拼音文字，而印制漢字當然地會選擇雕版，因為它更廉價。韓國的案例給了這一狹隘思路迎頭痛擊。印量、刻工群體，都影響到技術類型的走向。印刷術是思考人類技術史的一個絕佳的案例，因為有中國、韓國、谷登堡三方的存在。從中可以看到：技術與文字特征（漢字還是拼音文字）的關系，技術與各類工匠的關系，技術與產出量的關系，技術與政治的關系，技術與市場的關系，等等。研究印刷術，開闊了筆者的思路。這之中當然有韓國歷史給我的啟示。

收藏在慶南陜川海印寺藏經板殿里的高麗大藏經板

并且是印刷術的探討引領我走進韓國歷史。雖屬淺薄的涉足，仍時感驚異。科舉在中國是皇權抑制門閥的產物。移植到韓國，卻演化成兩班階層壟斷文化特權的屏障。可見社會生活的博弈中，行動者的選擇包含了太多的可能性。

2015年我來韓國自由行旅游，興奮異常，收獲良多。我的性格中融合了似乎格格不入的兩種品質：酷愛抽象的理論，卻又常常被一些無關宏旨的細節打動。僅舉兩例。我們因故在首爾機場滯留很久。太太告訴我，她發現韓國機場的廁所極富人性，為攜帶嬰兒的母子提供了細致入微的設置。我聽后仔細觀看，男廁的設置同樣精心。參觀戰爭博物館，看到李承晚總統信札中的鋼筆字，如此純熟優美的鋼筆書法在當代中國人中已經少見。看不到這些細節，就絕不會有看到后的若干思緒。或許我有生之年還會來韓國。下一次計劃中的重頭當屬慶州，渴望在那里瞻仰貴國先人的智慧結晶。

期待著就本書中的內容，與韓國朋友討論，聆聽你們的批評。

鄭也夫 2016年4月7日

（本文為《文明是副產品》韓國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