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82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歷史系以后，朱劍就一直在《南京大學學報》工作。他的整個職業(yè)生涯都在做學報編輯，但最近幾年他對高校學報、乃至整個國內社科人文類學術期刊的反思，卻都好像在質疑這個龐大體系的正當性，指出其中的結構性弱點。而他給出的改革方案，也仿佛在松動這個體系的根基，隱隱預示著未來的轉型。

朱劍質疑和焦慮的邏輯起點是一個特別簡單的問題：學術的事究竟誰說了算？對這個問題，我覺得他的答案其實非常清楚明白：學術的事就應該由學術共同體說了算，也即由每個專門學術領域正在做研究的第一線學者來決定。既然答案如此明確，又有什么需要質疑和焦慮的呢？因為理想是豐滿的，現(xiàn)實卻是骨感的。在朱劍看來，中國人文社科學界至今還未能形成獨立、成熟而有擔當?shù)膶W術共同體。于是，學術評價和學術規(guī)范都不能完全由學者說了算，相應地，學術資源的分配和學術活動的組織管理，也都大權旁落。學術工作者失去了主體性，學術工作的創(chuàng)造性和批判性受到了極大的削弱。這是學術研究中諸多問題和亂象的根源。

學術共同體的缺位或者說軟弱無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成了學界中人的共識。歷史原因固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學術成果生產、傳播和評價體制的結構性因素恐怕也難辭其咎。而從學術期刊編輯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追究這一問題的根源，并且提出大量成體系的建設性意見，朱劍算是其中翹楚。圈內人戲稱他為“教父”、“男神”，并非過譽。《霧里看花：誰的期刊？誰的評價？》這本論文集收錄了自2007年到今年初他發(fā)表在各類學術期刊上的十六篇文章，按主題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學術研究誰人評說”討論的，主要是學術期刊和學術論文的評價機制問題，而下編“學術期刊何以定位”則重點探討學術期刊如何應對學術傳播的新秩序，在學術共同體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我在國內一份英文學術刊物做編輯已經(jīng)有六七年了，也算學術編輯隊伍里的一員，對朱劍在書中提到諸多質疑和焦慮，有一些我也感同身受。我想從學術期刊、學術評價和學術編輯三個角度，評述朱劍這本書中的觀點，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學術共同體與學術期刊的重新整合

理想中的學術共同體，能夠通過公正而開放的學術批評建立本領域的學術規(guī)范，作出恰當?shù)膶W術評價。而這樣的學術批評發(fā)生的場域，除了各類大大小小的專業(yè)研討會，主要就是學術期刊。理想中的學術期刊，通過發(fā)表前的同行評審，保證發(fā)表論文的質量，通過發(fā)表后的同行評價，形成了學者研究水平的業(yè)內口碑，更通過一線學者的參與，指出領域的最新前沿。因此，理想中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的關系，是親密無間、難分彼此的。

正如朱劍在論文中多次指出的，中國的現(xiàn)實與這一理想差距不小。由于出版體制的限制，與學術刊物親密無間的不是學術共同體，而是“單位”。其中尤具中國特色的就是數(shù)量龐大的各類綜合性學術刊物，其中包括依托于高校的學報和依托于各地社科院、社科聯(lián)的學刊。另一方面，專業(yè)性學術刊物的數(shù)量則尚顯不足，刊號的限制也使符合學術共同體發(fā)展需要的新刊物出版受阻，于是學術共同體往往需要用“以書代刊”“學術集刊”這類迂回的方式發(fā)展新的學術交流平臺。

朱劍很早就意識到綜合性學術期刊與專業(yè)學術共同體不匹配的問題（參見其2007年發(fā)表在《清華大學學報》上的《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一文）。他和高校學報界一些有遠見的同仁，都很清楚徹底的專業(yè)化應該是高校學報最應該采納的“上策”，但由于現(xiàn)有體制和編輯隊伍的慣性，又是阻力最大的一條道路。在此書下編的好幾篇文章中，他都在不厭其煩地分析為何綜合性高校學報應該專業(yè)化，并思考如何在不傷筋動骨地前提下實現(xiàn)專業(yè)化。

出于對高校學報前景的憂慮，他于2010年最初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借助學術成果數(shù)字化傳播的平臺，在各高校紙本學報的基礎上，重新整合出一系列以專業(yè)為單位的電子刊。這一想法很快得到中國知網(wǎng)的響應，2011年“中國高校系列專業(yè)期刊”的主頁就上線了（www.sju.cnki.net/sju/default.aspx）。但朱劍認為，這尚未從根本上解決高校學報受“單位”所限的客觀局限，于是2015、2016年他又與高校學報界同仁進一步提出“專域學術在線出版平臺”的構想，以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學術出版的新思路，打算以專業(yè)學術領域為單位，改造原來的綜合性學報體系。

在這一模式中，讀者界面的專域模式可以說是“中國高校系列專業(yè)期刊”的延續(xù)，實現(xiàn)了在學術傳播環(huán)節(jié)將學術共同體與專業(yè)性學術期刊相匹配的目的。而工作界面的設計則非常特別。它貌似與現(xiàn)在“中國知網(wǎng)”已經(jīng)在做的網(wǎng)上投稿審稿系統(tǒng)有些相似，但知網(wǎng)為單個刊物提供投稿、審稿、編輯的網(wǎng)上平臺，其目的主要還是服務以刊物為單位的主體，并沒有改變編輯流程。而朱劍提出的方案相當激進：“投稿平臺向所有期刊和作者開放。作者一次在線投稿，即可選擇已加入平臺的所有期刊或指定其中部分期刊……凡被作者選中的期刊以先到先得的原則完成在線初審，有錄用意向的期刊可以直接送審稿平臺專家審稿……經(jīng)過一定時間無期刊有錄用意向的文章自動退給作者。”（《構建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頁233）在這樣一種類似自由市場的制度設計中，按照理性選擇的原則，作者會主動選擇最接近其專業(yè)的刊物，而刊物也會選擇最接近其偏好專業(yè)的文章，于是反而能在彼此選擇范圍都大增的情況下，逐漸自然形成專業(yè)化的趨勢。這就可以在機構組織上暫時保持學報的現(xiàn)狀，同時以潛移默化的方式逐漸改變學報的面貌。

到現(xiàn)在為止，這個構想中的“大型開放互動學術傳播平臺”還在醞釀中，是否能真正上線并同時獲得編輯端和讀者端的認可，真正發(fā)揮設計者賦予它的功能，我們還需拭目以待。然而，我本人對任何“大型平臺”都有點本能地排斥。大平臺有整合之利，卻也有壟斷專擅之弊。而且這樣的技術不可能由學術共同體掌握。如果由像“中國知網(wǎng)”這樣的公司來做，又恐怕反客為主；如果由上級行政部門委托某單位來做，則難免以強制力推行，造成“一刀切”的局面。如何實施這一構想，使其真正為學術共同體服務，甚至成為學術共同體構建過程的一部分，還有待未來同仁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讓學術共同體重新掌握學術評價的主導權

在理想的學術共同體中，學術評價是其主要功能，也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在中國，學術評價往往與權力和利益密切相關，逐漸與學術共同體脫離。在《科研體制與學術評價之關系》一文中，朱劍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其中的奧妙。他指出這個異化過程的五個階段，我將其簡要歸納如下。

首先，由于學術資源往往由行政權力部門掌控和管理，他們需要有簡單普適的評判標準，于是學術批評出現(xiàn)了分裂：為行政部門服務的評價，重結果，可量化比較，便于大規(guī)模操作；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評價，重過程，難以量化，只針對個別研究。第二，出于科研管理可操作性的考慮，學術評價成為管理者的工具，成為評職稱、評獎項、分配學術經(jīng)費的依據(jù)，進一步與學術研究相分離。第三，由于行政和管理部門進入學術評價領域，評價往往與權力和利益捆綁在一起，學術共同體內部學術評價的專業(yè)性、自律性和公正性都受到了污染。第四，由于學術共同體內部定性評價的可靠性下降，由專業(yè)評價機構作的定量評價隨之走紅，受到行政權力部門的青睞。最后，這類定量評價由工具和服務者反客為主，成為凌駕于所有學者之上的終極權威。于是就造成了現(xiàn)在“以刊評文”“以榜評刊”的局面：一篇文章的好壞就看它發(fā)表在哪個級別的刊物上，而評價刊物級別的則是各種第三方評價機構提供的排行榜和量化數(shù)據(jù)。

針對這種為追求學術評價的“客觀化”，導致其與學術共同體脫離而異化的現(xiàn)象，朱劍一方面承認這是暫時無法完全扭轉的現(xiàn)狀，一方面也希望通過重建“學術民主”來培養(yǎng)共同體內部學術評價的良性環(huán)境，重新建立定性學術批評的可信度，促進學術研究合乎內在邏輯的發(fā)展，而非只是一味跟風、投評價機構或行政指令所好。他認為，學術民主的養(yǎng)成需要有一個沒有功利性的平等開放的學術批評空間，因此學術期刊的編輯和傳播方式亟待改變，以實現(xiàn)這個目的（參見此書《重建學術評價機制的邏輯起點》一文）。后來他提出的“超云”專域學術在線出版平臺，其實不止想解決綜合性期刊的專業(yè)化問題，也希望一并解決學術評價的問題。在他的設計中，“超云”有專門的學術評價平臺，學者可以自由點評單篇論文，形成共同體內部的評價體系。

其實，學術評價問題困擾中外學術界也多年了。西方學術界雖然還不至于太過依賴量化指標評價學者，但仍然面臨海量學術成果無法甄別重要性和相關度的問題。近年來西方生物學醫(yī)學領域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在線平臺，名為Faculty1000（簡稱F1000），它由全球醫(yī)學和生物學專家組成，為科研人員和臨床醫(yī)生提供快速發(fā)現(xiàn)、評價和發(fā)表文獻的綜合服務，是一種新型在線研究輔助工具。這個平臺的簡介稱：“其原創(chuàng)理念是為了應對生物學及生物醫(yī)學論文的數(shù)量迅速膨脹，通過專家在論文出版后進行閱讀、評級、推薦，來進行同行評審與篩選，以達到讓科研人員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更有價值的文獻信息的目的。同時作為彌補單純用影響因子來衡量期刊的不足而出版的一種在線的生物及醫(yī)學專業(yè)文獻評估系統(tǒng)。”受邀評論的專家以義務勞動的方式，每年實名評價推薦若干篇本專業(yè)領域的優(yōu)秀論文，整個網(wǎng)站則以樹形結構細分領域的方式搭建，讀者可以找到與自己研究方向最接近的領域，獲得該領域同行的專業(yè)意見。這個網(wǎng)站成立至今已有七八年，影響力越來越大。參與的學者也意識到這有益于學術共同體建設，能夠提高自己在本領域影響力，何樂不為。在我看來，這樣專門從事學術評價的平臺，可能比一個大型多功能平臺更有操作性，也更適合學術共同體的成長，值得國內學術界借鑒。

另一方面，朱劍也并沒有完全放棄或貶低量化數(shù)據(jù)。在《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與進路》一文中，他通過深度解讀“三大核心”研制者的觀點，還原了這些第三方評價機構作為數(shù)據(jù)庫服務者和數(shù)據(jù)開發(fā)者的本質屬性。他認為，如果缺少學術共同體配合本專業(yè)特性作出的數(shù)據(jù)分析，這些評價機構很難從原始數(shù)據(jù)中發(fā)掘出令人信服的學術評價結果。于是，朱劍期望這些機構能放棄評價功能，僅僅提供各種數(shù)據(jù)，由學術共同體中人自己來解讀數(shù)據(jù)，從而真正做到評價主體的統(tǒng)一，評價方式的互補。這樣的提議顯然是在為學術共同體賦權，有助于學術民主，卻增加了行政部門管理和分配學術資源的難度。于是朱劍很直白地指出：“被權力和利益撕裂了的學術評價要走向統(tǒng)一，并不取決于技術，而是取決于造成評價分裂的科研體制是否有所改變。”（《大數(shù)據(jù)之于學術評價》，頁163）只要學術共同體還是一個被管理的對象，而非自治自律的主體，那么學術評價的分裂局面就很難從根本上有改觀。

不過，這幾年自媒體走紅后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是體制性學術的邊界日益模糊。就職于學術單位不是學術研究的唯一出路，學術期刊也不再是學術發(fā)表的唯一渠道。社會的進步使年輕一代學人有可能在體制外走一條更有個性的學術發(fā)展路徑。比如，現(xiàn)在學術著作出版后，往往要去社交網(wǎng)站“豆瓣”的圖書主頁上發(fā)布消息，因為有不少專業(yè)學術領域的學生和青年學者常年混跡豆瓣，他們在豆瓣上匿名發(fā)表書評和短評，進行非正式的學術交流，形成一種體制之外但并不外行的輿論評價體系，不僅使學術的影響力擴展到社會上更大的受眾，也開始影響學術共同體本身。這種另類評價的存在，是難能可貴的，它從學者學術訓練之始就培養(yǎng)了一種學術民主的習慣，在潛移默化中改變科研文化的風氣。這種并非自上而下有意識設計的平臺，也許會比刻意打造的評價機制，具有更強的生命力。

學術刊物編輯的出路

朱劍此書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此書收錄的最近發(fā)表的一篇——《如影隨形：四十年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1978-2017年學術期刊史的一個側面》。這篇文章回溯了這四十年中學術刊物編輯（尤其是高校學報編輯）對編輯與作者關系的討論，試圖解釋編輯身份焦慮的根源，及其對學術期刊發(fā)展的影響。這恐怕也是朱劍對他整個職業(yè)生涯的反思。

以下是對這篇文章大致脈絡的概括：七十年代后期，隨著文革的結束，正常學術工作的恢復，編輯系列職稱體系的建立，形成了編輯的身份意識。在此基礎上，八十年代初逐漸形成了編輯學，進一步構建起編輯的職業(yè)身份，編輯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不可缺少的中介，他們能夠發(fā)現(xiàn)作品的價值、提高作品的質量，因此具有其獨立的地位和意義。然而，學術期刊編輯有著與一般刊物和圖書編輯完全不同的特性——他們所面臨的作者和讀者群都屬于學術共同體，編輯的“中介”身份和“再創(chuàng)造”職能都非必要。為了擺脫這種身份尷尬帶來的焦慮，編輯界有人認為學術編輯應該獨立掌握審稿權，但這就需要編輯有高于學者，至少不遜于學者的學術判斷力，因而就出現(xiàn)了“編輯學者化”的口號。

然而，編輯個體即使具有某個專業(yè)的學術素養(yǎng)，也很難掌握多個學科的知識，因此對綜合性學報和學刊的編輯而言，這樣的口號不僅不能帶來底氣，反而加劇了焦慮。2004年，一些知名期刊編輯提出了“學術期刊引領學術”的說法，更是把這種理想化的編輯身份推到了極致。差不多同時，綜合性學報的編輯則面對現(xiàn)實提出了“回歸雜家”的口號。而這兩種說法出現(xiàn)的共同背景則是外審制度的逐漸流行，編輯在學術領域逐漸失去話語權，行政部門嚴格管控使編輯身份日益固化，第三方評價機構獲得了至高的評價權。于是，在行政部門、第三方評價機構、學術共同體中間，學術期刊編輯進退失據(jù)。

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朱劍反思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定位問題及由此產生的焦慮，并進而對包括學報在內的學術期刊體制進行反思和重新設計。他思考的最終結果，是把學術期刊還給學術共同體，也即前面提到的重新以專業(yè)為單位整合期刊與相對應的學術共同體，使學者主導學術研究的評價機制。

那么，在這一轉型中，學術期刊的編輯又該何去何從呢？在他看來，編輯隊伍本身也需有分化。偏重技術的編輯與出版部門整合，可以不必從事學術生產具體內容的編輯工作，成為純粹的文字編輯。而偏重學術的編輯，則與各個專業(yè)的學術共同體結合，深度參與共同體的學術生產。于是他和朋友們建立了各個專業(yè)領域的“學者編輯互動平臺”微信群，定期舉辦由編輯和學者共同參與的研討會，討論本領域的相關議題。

說到“編輯的學者化”，我覺得現(xiàn)在的情況與三十幾年前這個口號最初提出的時候比，已有很大差異。這些年博士擴招，培養(yǎng)了大批學術研究機構無法消化的青年學者，他們是學術編輯的天然來源，不需要另行培養(yǎng)。另一方面，學者的秉性的確各有不同，有人喜歡做專而深的研究，有人卻涉獵廣泛，對許多課題都有興趣，后者是天然的“雜家”，也很適合從事學術編輯的工作。這類受過良好專業(yè)訓練的學術編輯將成為理想的學術組織者和協(xié)調人，以學術期刊為平臺，將專家集結在一起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和合作。這也是我理想中學術期刊編輯的使命。

當然，體制仍然是僵硬的。即使是“學者化”的編輯，只要在體制內的學術刊物工作，職稱評定都須走編輯系列，獲得責任編輯資格需要通過出版總署的資格考試，身為編輯每年還需要參加出版總署主辦的七十二學時繼續(xù)教育。與之相比，“以書代刊”“學術集刊”等新興學術刊物的編輯往往由學者兼任，只負責組稿審稿，將文字工作全部外包給出版社。那些編輯就基本沒有身份焦慮。歸根結底，焦慮的根源還是在于，學術編輯到底應該是職業(yè)化的，還是應該重回學術共同體。這也是我做編輯六七年來一直存在的困惑，讓我時刻覺得有無形的束縛，需要“沖決羅網(wǎng)”。我希望，即使體制不放松，學術刊物所屬的高校和學術機構至少能讓編輯有選擇身份的自由，讓屬于出版的歸出版，屬于學術的歸學術，否則只會逼得有學術追求的編輯用腳投票，離開編輯行業(yè)。

朱劍在后記中強調，雖然他常被賦予“編輯學的研究者”這一身份，但他寫的文章基本都是在“解構”他職業(yè)身份的意義和價值。可以說，這整本書的基調是頗為“喪”的。質疑與焦慮的確并不是讓人愉快的事情，更何況質疑的對象還是自己干了一輩子的行業(yè)。他和他的學報編輯同行敏銳地察覺到了高校學報存在的結構性缺陷，并希望為學報的未來開辟一條新路出來。顯然，焦慮與質疑并沒有阻止他們邁向未來的腳步。從他們對歷史的反思，對現(xiàn)狀的批評和對未來的展望中，我們能看到他們竭力從無路中找路的信心、勇氣和行動。

如果朱劍在這本書中表達的觀點真的能被上級主管部門和學術共同體所接受，如果有一天高校學報系統(tǒng)真的徹底轉型，那么我們正可以借用英語里一句俗語的句式：“學報死了，學報萬歲！”高校學報在二十世紀初創(chuàng)辦的初衷，是為了促進跨學科學術交流、培植學術共同體意識，如今學報體系空有形式失了靈魂，只有擺脫了僵化的驅殼，最初的真精神才能在新的載體上延續(xù)下去。而對普遍意義上的學術期刊而言，也是如此，只有擺脫了不合理的體制的束縛，學術共同體精神才能真正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