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赴崇明漫步，其中一站，去了廢棄多年的躍進農場。

20世紀60年代后，崇明島上建了許多知青農場。高峰時，農場里擠滿了知識青年，一個個農場就像一座座青春的火焰山。今天，這些農場已然落寞，漸成空城。

我們，一群當代的知識青年，心懷好奇，無意中選擇了躍進農場作為“文革”知青的生活樣本，靜靜地瞻仰了這座空城里，那些曾經集聚知識青年的地方，那些寫滿幾代知青喜怒哀樂的地方。

一位詩人歌頌道：“一個大躍進接著一個大躍進，英雄氣概可以覆地翻天。”躍進農場正是建于這樣的英雄年代。1960年9月，第一批知青到此圍墾造田，初名新安沙農場。后來上海市區的知青不斷加入，于1964年11月更名為上海市躍進農場。1960年代末后，躍進農場還曾陸續安置上海市區的知青20310名。

在那個物資匱乏的時代，初來農場的知青，生活愈加貧乏了。他們遠離自己從小熟悉的城市生活環境，遷徙來農村，受命建設農場和接受再教育，開始過集體生活。他們缺吃少用，還不善于打理自己的生活，常常需要家里的物質接濟與精神安撫。他們來的時候，年齡最小的僅十五六歲。他們離開的時候，有的兒女已經成人，自己鬢發斑白。

躍進農場的生活區不大，當年農場的中心建筑，汽車站、影劇院、冷庫，相距咫尺。當年的知青，在這里傾注了他們最多的情感，把人生中最寶貴、最深刻、最豐富、最多的故事，永遠留在了這個地方。

至上世紀70年代末，知青返城潮激蕩了島上所有農場。80年代以后，知青成為過去式，農場成為歷史，知青時代就此結束。

招牌驚艷

參觀知青遺跡的時候，最吸引我的，不是這些建筑的規模和功能，也不是這些熟悉的、屬于那個年代的布置和陳設，而是建筑上面那幾個手寫的字。這些大字向我們傳達了，這個知青農場，曾經是個藏龍臥虎之地。

傳統文化中，最能代表國粹的東西，就是書法。而“文革”時期，一部分年輕人對傳統書法不再敬仰，不再學習繼承。而一些不同程度掌握書法的人，也毫無用武之處。

但這個躍進農場，好像是個世外桃源。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廢墟中遺存的那幾個榜書大字，讓人看到，書法的一脈香火，在這瀛洲一隅，好似幽蘭一般，靜悄悄地綻放著，余香繚繞。

頗有意味的是當天尋訪的過程，猶如武陵人探訪桃花源一般，饒有戲噱。

當我們踏入躍進農場的一刻，晴空驟暗，旋降暴雨傾盆。一時間，在荒廢的農場，樹木靜立，道路冷寂，空樓肅穆，萬籟俱寂，唯有雨聲，暴烈蕭颯。

于煙雨迷茫之中，我等一干當代知青，好似漁人緣溪行，于荒蕪的屋檐下，躲躲閃閃，走走停停。

在雨停的間隙，豁然開朗之際，驀然抬頭，迎來一個震撼。只見“躍進汽車站”五個大字，矗立在廢棄汽車站的屋頂。粗一看，車站似一座橫亙的碑，那上面的文字，便是手書的碑額。細觀其字，筆畫質樸，氣象古穆，形態端莊，字跡稍顯稚嫩，似出北魏名碑《張玄墓志》一路。

書體粗分為碑、帖二路。因康有為著書“尊碑抑帖”，世人趨之隨之，碑體于是盛行。抑或碑體字出于石匠琢刻，為兩度創作，被安排在主建筑物之上，更符合當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氛圍。以碑體書寫簡體字，雖有一種道不明的別扭，這種雋秀為骨、粗獷為體的書風，也能恰如其分地表現那個轟轟烈烈的時代。

雨過天晴，驚喜依舊。在移步觀瞻影劇院遺址時，看到了期待中高聳在屋頂的那排字。這一次，字體換了，“躍進影劇院”五字換成了內斂而具書卷氣的行草書。品讀之下，贊嘆書者浸淫帖學，結體中宮內斂，用筆靈動俊逸，書寫捷緩有度。竊以為，書寫者應是位人書俱老的學者，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造詣。更大的驚喜是，這五個字，用的是繁體字，沒有了用傳統書法書寫簡體字的別扭感。這一情況或許可以解釋為，影劇院的建造時間晚于汽車站，接近文革后期。

日常習帖是傳統讀書人的必修課程，具有廣泛久遠的傳承基礎。帖學崇二王為至尊，但凡學帖之人，若能學得二王皮毛，便可獨步當朝書壇，是古代讀書人追求的終極目標。千百年來，于二王一路的發揚光大，名家輩出，名篇爭勝，姿態各異。然明清以后，朝廷對館閣體的推崇，使得帖學一路，漸趨妍麗萎靡，催生了“尊碑抑帖”論的異軍突起。

驅步冷庫，再觀“躍進冷庫”四字，亦用繁體書寫，雖已殘缺一字，而濃郁的翰墨氣息，依然撲人臉面，魅人心魄。觀其書體，厚拙雄強，用筆方峻，結體古逸，筆力勁健，兼具隸楷，似出《爨寶子碑》一路。

仰觀上述三處農場中心建筑上的書法字體，兩碑一帖，讓人感受到，興起于清末的碑帖爭勝，在文革時期，在這個知青農場，也還在延續。面前這些星星點點的傳統文化痕跡，不由得讓我感嘆，一百多年前，那位探求變法，引爆碑帖爭論的清末知識青年，他的學養、見識和能量，無愧為“覺悟的先知”。

碑帖之爭

1888年，時年30歲的康有為赴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達。他在《汗漫舫詩集》里記述“上書不達，謠讒高漲”，“以金石碑版自娛，著《廣藝舟雙楫》成”。康有為以一己之力變法，宣告失敗后，便把他的變法思想和精力，轉向書法，把政治變法轉化成為書法變法，為他的后期變法，進行了一番小規模實驗。

當時，《廣藝舟雙楫》引發了朝野對“碑”“帖”之間孰高孰優的持久而廣泛的爭論。表面上，這僅是一場針對書法該不該變法的爭論。而根本上，這是一場非主流文化符號挑戰主流文化符號的文化變法。

廢棄的躍進汽車站內，時刻表一如以往。一介 圖

這樣的文化變法，或許也是康有為心中凝聚的整個變法思想的一部分。《廣藝舟雙楫》1891年刻印，至1898年8月前，七年共印刷了十八次。它可能創造了那個年代單本著作印刷出版的最高紀錄，也成為清末乃至民初知識青年們必讀的暢銷書。

此書的持續熱銷，連同其迅速而廣泛的傳播，無疑極大地提高了康有為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康有為變法理念的影響力。為其后續“公車上書”與“戊戌變法”，培養了一批忠實的追隨者。

回顧這段歷史，許多書籍都記載了《廣藝舟雙楫》不僅在當時的朝野激起了千層浪，其影響更遠及后世與鄰國。

有意思的是，康有為第一次上書清帝時，還是一位年齡稍長一點的知識青年。按文革時農場里的說法，是個老知青。按今天社會上的說法，是位資深知青。

而在躍進農場建造這些建筑時，還沒有電腦，也沒有電腦字體。書法作為一門技藝，還有生存的空間。那些能寫得一手好字的人，還有被“使用”的價值。

而當今天，電腦字體統領了一切傳播媒介，傳統書法的實用性空間基本蕩然無存。或悲或喜，無以言表。

當我仰望這些書法文字時，心里不斷揣測，書寫這些大字的人，是躍進農場中的某個青年才俊，還是農場請來的高人，亦或是拼湊借用了某位名人的字？無論如何，在電腦文字出現以前，傳統書法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是具有一席之地的。

此番農場之行，見識到這些知青時代的書法遺存，心中涌起的是驚喜與欣喜。筆者不是書法專家，讀書也極少，只是十分喜愛傳統書法，借此機會，把這段意外的經歷，寫出來與大家分享。所述見解，也只是一己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