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4-1765年，法國中南部熱沃當地區一名女子險遭野獸殘害。事后她聲稱，攻擊她的那個怪物來自叢林深處，既像狼，又像人。此后大半年中，又有數十人被類似生物襲擊，多人死傷。人們的恐懼迅速蔓延至全法國乃至全歐洲，熱沃當的野獸也進入了法國民間傳說。圍繞這一奇怪、異常的怪獸事件，法國史學者杰伊·M.史密斯在本書中做了全景式的文化史研究，展現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交替之際法國的社會、知識、文化和政治面貌。他關注的焦點并非怪獸是什么，而是事件背后的意義，即什么樣的力量使熱沃當怪獸事件轟動全國。本文摘自《魔物的誕生：1760年代法國熱沃當怪獸事件》一書“引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1765年冬，一個“兇猛野獸”的故事使得全法國的讀者和聽眾既害怕又著迷。這只野獸在法國中央高原的居民中造成了恐慌。 它的外貌難以形容，出擊迅猛又懂得避開偵查，弄得搜捕者暈頭轉向。在南部省份朗格多克的偏遠山區熱沃當及其周邊，這一神秘的野獸襲擊并殘害了數十人。這些受害者幾乎都是婦女和兒童，他們在照料自己的一小群牛羊的時候受到了野獸的攻擊，死狀恐怖。眾多的描述聲稱“熱沃當的野獸”有意識地直撲脖頸，造成致命傷害，先以人血解渴，爾后才對這些受害農民的尸體大快朵頤。一些不幸的受害者身首異處，人們在樹林的邊緣發現了和軀干相隔不遠的頭顱。頭顱像堅果一樣裂開了。有關新攻擊的報道以驚人的速度接踵而至，至1765年底，這一野獸據說已造成六十人死亡。隨著朗格多克北部和鄰近的奧弗涅省份陷入大規模的恐慌，不斷發酵的野獸傳說吸引了全法和歐洲大部分的注意力。圍繞著熱沃當的神秘氣息引起了許多著名人物的評論，如伏爾泰、伊曼努爾·康德、腓特烈大帝，以及英國小說家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

熱沃當的野獸在法國引起了焦慮和不安的想象。直到1765年秋，在奧弗涅南部的雷沙茲（Les Chazes ）王室修道院的空地上，國王的火槍手弗朗索瓦·安托萬（Fran?ois Antoine ）追蹤并殺死了一匹體型巨大的狼才結束了這一狂熱。遵照王室意愿對狼的尸體進行防腐處理之后，官員們立馬將其送至宮廷，由安托萬的兒子呈獻給路易十五和其他顯貴。在小安托萬向凡爾賽勝利前進后，公眾對于熱沃當獵獲物的興趣驟然冷卻（事實上這一興趣在短暫的消退之后又恢復了），不過我們仍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1764年11月至1765年11月的這一年，“長尾巨爪的野獸”的駭行構成了一個持續引起數千人注意的國內外現象。

熱沃當野獸的故事存活在法國的大眾文化中。自1930年代以來，伴隨著這一主題陸陸續續地產出了一系列的電視節目、漫畫、小說和電影。雖然與歷史事實聯系并不緊密，但2001年的流行電影《狼族盟約》還是成了法國電影史上最賣座的電影之一。這部電影在法國取得的成功至少得部分歸于電影對常見的敘述路徑的精到了解。野獸的故事在19世紀的歷史進程中演變成了民間所熟悉的傳說。雖然電影對故事的解讀有些許怪異，但是它對故事所進行的可視化表達則是令人驚嘆的。這一野獸傳奇也曾經歷過一陣不溫不火的衰落期，不過從第三共和國（1870—1940）初年起，野獸傳奇的熱度得到了復蘇。這個時期基本的故事線已經定型，各種版本對故事的新演繹在名字、日期和事件方面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狼族盟約》電影海報

不同于其他微觀史書籍，本書并沒有去挖掘一個被人遺忘或是迄今尚不為人知的故事。相反，本書嘗試著重構和撕裂一些固有的敘述范式。由于這一野獸的故事向來為人津津樂道，這就需要人們在腦子里形成新點子，以新穎的方式講述這一故事。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這一故事產生了大量的歷史著作。由于這一故事在地方上所產生的回響歷久彌新，所以這些著作幾乎都是由地方上的歷史學家創作的。在他們身邊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的書籍、文章和網站，這些材料通常以極其細致的方式充實了一般敘述的有用信息，同時也使得公眾保有對這一神秘故事的興趣。

從19世紀末開始，一個局促而瑣碎的分析框架塑造了對野獸的討論。事實上，不論怎么說，相關大量文獻所代表的一切研究都是為了回應和不斷支持這一分析框架。1889年，神甫皮埃爾·普謝（Pierre Pourcher）出版了一部巨著，他在書中聲稱野獸的行為是神意的表達。這一觀點重新點燃了人們對熱沃當野獸故事的興趣。從此以后，對野獸的敘述多多少少都受到了這一觀點的影響。普謝在蒙彼利埃省檔案館和其他資料庫發現了大量的文獻，作為一名潛心研究這一故事的學者，他對這些文獻做了細致精到的選擇。不過我們不應該把現代怪異且局促的野獸分析框架完全怪罪在普謝一個人頭上。

但從1889年起，我們可以說這一故事的愛好者們追隨著普謝的步伐，將他們的注意力放到了野獸本身的性質上。除了構建野獸殺人的基本時間線，描繪直到1767年夏為止看上去似乎永無止息的獵殺之外，作家們根據他們的證據提出了一個個野獸身份的理論：野獸應該是狼或是狼和狗的雜交物，它應該具有一些超自然的特性，也許是一個瘋子或是一個被瘋子訓練起來的動物，又或是史前時期的孑遺物等等。由于這一故事的資料被用于狹隘的目的——人們特別關注目擊證詞、動物軌跡的核定以及相關受害者尸體的描述，它們就被從社會、文化和知識網絡中剝離出來。而這些網絡正是資料最初具有意義的地方。這些資料已經成為一個看似永恒的偵探小說（“誰干的或干了什么”）的原材料。

我是從一個新的角度切入這一故事的研究的，野獸本身將不再是我關注的焦點。人類努力去了解和打敗這一闖入人們視線中的致命敵人。相較于人們的態度、假設、動機和失意，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野獸的身份就顯得不那么吸引人了。為了探究這些深層次的文化和心理問題，我們必須了解當時的精神狀況。18世紀中葉的民間信仰、科學思想、宗教沖突、傳媒市場、貴族文化、地方犯罪以及法國戰后的政治狀況，這些因素的互動是如何創造了當時的精神狀況？這一精神狀況又是如何制約了人們對野獸的回應？

由于現代對野獸這一對象的狹窄定義，豐富的檔案記錄沒有為人利用起來。富有灼見的多方面的檔案或被選擇性地解讀，或被歸結于單一的意義。人們過于關注涉及野獸身份的資料，導致對另外一些重要的資料挖掘得不夠（也許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扮演了重要角色，身兼獵人和龍騎兵的讓—巴蒂斯特·迪阿梅爾上尉的信件）。為了打破圍繞著這一野獸傳說的固有敘述，我細致地梳理了所有可獲取的資料，將檔案背后的各種聲音置于活躍的對話之中。因此一幅關于野獸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畫面就更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野獸如何獲得影響力，它的行為如何給當時的想象留下了深刻印跡，懸念迭起的捕獵故事如何體現和放大了塑造時代文化的事件。

熱沃當野獸的故事充滿戲劇性且引人入勝，故事的展開呈現了人類應對危機的方方面面：恐懼、緊急、勇氣、幽默、同情、玩世不恭、絕望、混亂。本書向很久以前就本應該熟悉這一有趣怪獸的學者介紹了野獸的故事。盡管法國人熟悉熱沃當野獸的大致情節，但是在世界范圍內的歷史學家群體中，這一故事還是比較陌生的。事實上，即便是在法國的歷史認知中，這一野獸故事也是被置之一隅的。然而這一交織著心碎與英雄氣概的動人故事理應得到更廣泛、更密切的關注。當我探究這一故事的人文維度時，我同時也尋求將野獸重置于歷史的出生地，強調熱沃當野獸現象與席卷各色人物的潮流之間的聯系。盡管后來證明，這一地區承受的可怕磨煉是在對法國的未來至關重要的一系列發展網絡中發生的，但是很少有著作如此這般，從更寬廣的歷史背景出發，細致地描繪熱沃當的這一事件。

野獸故事的興起非常迅速，而其在1765年底的銷聲匿跡也同樣迅速，這表明故事引起的回響很大程度上得歸因于當時動蕩的局勢。在啟蒙運動的文化氛圍下，自然史日益成為一種風尚；1750年代末和1760年代初宗教沖突引發了一種精神張力；新近出現且激動人心的“輿論”擾亂了政治和公共空間；七年戰爭之后人們對國家的脆弱性高度敏感。這些因素的疊加使得野獸的行為備受關注，使得野獸故事成為一個處于革命前夜的社會的投影。伴隨著一系列的轉變，焦慮產生了，并凝結成了法國人好奇、恐懼與希望的眾生相。在這種氛圍中，精英和底層、文人和文盲都能夠接受甚至期待出現野獸。

1760年代末，真實發生過的情節同記憶與敘述中的事件已經有所出入了。1765年的世界還是一個大體上前現代的世界。后革命時代“業已祛魅”的文化則以公眾理性思想的形成為標志。圍繞野獸故事的差異顯露了那條將兩個世界連接起來的縫隙。伴隨著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對“可相信的”一詞定義的變化，我會展示構成法國現代性神話基礎的對立的逐步同化：精英與大眾，城市與鄉村，公開與私下，理性與迷信，國家與地區（以及王室），世俗與宗教，官方真相與地下謠言，科學與巫術。野獸的出現像是一個象征和強烈的刺激物，它類似一個概念的篩子，篩出了“現代”意識的構建和“傳統”過去的界定。

野獸故事的現代命運是本書最后一章的核心。隨著法國現代性的發展，野獸故事成了戰略性遺忘的受害者。后來在法國第三共和國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和學術動蕩中，野獸故事又被重新復活。然而熱沃當野獸的故事進入現代時已喪失了大部分與歷史相關的內容。遺忘和心理上的距離遮蔽了野獸故事的原本涵義，至20世紀初，野獸故事已經成了一種無盡猜測的單一維度的事物。

我們會特別關注人們當時是怎么理解野獸事件的，還會分析事件與后續敘述架構的差異。通過以上方式，我們希望理解遮蔽是怎么形成的。我們總體上將以時間順序安排這趟旅程。在途中，我們會經歷故事的高光時刻，也會經由有意思的文本偶爾游離主干線之外，去走幾條小道。一些重要人物推動了劇情的發展，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是在塑造野獸的過程中起作用的典型力量。在探究過程中，我們至少描繪了七個不同的“制造野獸”階段。在此期間，熱沃當的眾多野獸現身了。

在故事的最后，野獸的真實身份應該不會顯得那么重要和有趣了。因為該為“制造野獸”負責的各色人物以及背后的歷史動力才是要旨所在。這些野獸制造者想象出來的作品不僅反映了他們生活的時代，而且對構建一個有力的傳奇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它們使得這一野獸傳奇能在兩百余年的時間中不斷以各種方式重現。當談論該為慘案負責的生物時，我一直使用野獸（the beast）這一單數形式，盡管單數形式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誤解。這是18世紀最喜歡使用的詞匯——通常情況下，它是以首字母大寫的形式出現的——它警示性的特征傳遞了圍繞在故事周邊的神秘氣息。其實造成這一系列慘劇的可能是幾匹狼，甚至可能是在一段時間內經過此地的狼群。不過單數形式能使讀者沉浸于1764—1765年的恐怖氛圍。它使人想起那樣一種文化，在彼時的文化中，狩獵野獸不但充滿意義，而且人們可以從中辨識出前現代社會的輪廓。我將努力從多個方面把野獸及制造野獸的各種推動力還原至法國舊制度的歷史記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