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諧音梗，我接受不了

2022-12-30 19:2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維舟硬核讀書會

《疼痛難免》劇照

如果你最近打開社交媒體，應該可以看到很多像“成功加入羊圈”“如何照顧三只羊”之類的內容分享。你很可能會對這樣的表述一笑而過，但過后又覺得有地方不對勁，卻又沒法準確地說出到底有哪里讓你感到不適。

不少人會辯解道：“這只不過是玩笑罷了。” 然而，很多經典的著作和經驗告訴我們，讓人無足輕重的覺得不對勁的事物，最后會引發意想不到的效果。對某一群體進行語言矮化也是如此。對特定群體的語言歧視和污名，不僅是給他們貼上一個區別于所謂“正常人”的標簽，還會作為社會過程對他們產生持續性的負面影響。被戲稱的病患不僅要承受病癥本身帶來的生理性痛苦，還要承擔稱呼額外帶來的病恥感。

歷史上，很多疾病都有被污名化和被詬病的先例。在醫學尚未發達的19世紀，肺結核曾經被認為是因為病人意志薄弱的偏執意象造成的病癥。而把陽性患者稱為動物的“羊”更甚，這種非人化（dehumanization）通過將群體他者化、動物化，從而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痛苦更加容易被忽視。當我們使用“羊”的娛樂化敘事指代陽性感染者時，發熱、咳嗽、腹瀉、嗅覺減退等病癥在他們身上帶來的痛苦則被隱形了。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需要思考，把同為人類同胞的陽性感染者說成“羊”的戲謔式表達，到底冒犯了什么？

?作者 | 維舟

?編輯 | 張文曦

疫情3年來，你大概也常看到有人把陽性感染者戲謔地稱為“羊”，又或是“兩腳羊”，后來還出現了“公羊”“母羊”“老羊”“小羊”這樣按性別、年齡區分的稱呼，某些大白甚至還在自己背上畫上黑白無常“捉羊”的圖案和字樣。

這種將病患矮化、去人性化的傾向，已引發不小的爭議，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曾表示，這種語言羞辱危害不小：“污名化的網絡環境不僅對無辜染病的新冠患者的名譽造成傷害，也會阻礙流調過程中的誠實申報，害怕公布自己的行程，受到道德譴責，形成越歧視，越欺瞞的惡性循環。”

然而，這一歧視性的污名，非但沒有消退，在疫情防控放開之后，又再次卷土重來，因為很多人根本沒意識到這有什么問題，甚至還滿不在乎地反問：“有什么說不得的，那陽了不叫‘羊’叫什么？”這就需要重新認識一下：為什么“羊”是對陽性感染者的污名化？

難以被察覺的污名化

把陽性感染者稱為“羊”，原本是一種非正式的稱呼，通俗地說，“羊”其實就是“拐彎抹角地罵人”。

這一污名標簽最值得警惕的，是它將受害者非人化。歷史無數次證實，這是社會排斥、敵視的征兆，往往又推動、激化了這一進程。

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936年就發現， “當別人說此人好像不是人”的時候，“我們（折磨他們）就不會有絲毫顧慮了”。

肯定會有人說，國內把陽性感染者稱為“羊”沒那么嚴重，有一次，甚至還有人和我辯解說，“非人化”不一定就不好，比如把兒子稱為“犬子”，把才俊稱為“人中龍鳳”，這也算侮辱嗎？他堅持認為，這只是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羊”在中國文化里也沒什么負面含義，和“蟑螂”這種一看就讓人厭惡的昆蟲不能相提并論。

孤立地看待一種稱呼，很容易產生這樣的錯覺，因為詞匯的含義取決于社會語境。

更進一步說，歧視與否，要以受歧視者的感受為準。大學里，我曾聽一位老師在課堂上說，20世紀80年代她年輕那會兒，“農民”是個形容詞，用來指稱別人土氣。她說完，笑得花枝亂顫，底下也哄堂大笑，但我們幾個農村出身的學生實在笑不出來。“農民”乍看只是一種身份，她似乎也覺察不到這是在污名化，但對農村長大的人來說，這毫無疑問就是歧視。

《猜火車》劇照

污名是一個社會過程

將新冠陽性感染者稱為“羊”也是如此：對那些陰性的未感染者來說，或許覺得這只是個戲謔，辯稱并無惡意，然而對那些陽性感染者來說，這意味著自己被降格、區別對待。

很多這類措施，起初乍看都像是無害的，但后來卻污名化了，例如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時，有人建議按武漢身份證開頭的號碼來排查疑似的感染者，連我的武漢朋友都認為這作為權宜之計無可厚非，然而后續的發展卻出乎她的意料：這很快發展為對武漢籍身份證的歧視。也就是說，歧視、污名化不只是一個標記，說到底是一個社會過程。

什么是污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其開創性研究《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中指出：英語的“污名”（stigma）最初指代身體記號，而做這些記號是為了“暴露攜帶人的道德地位有些不尋常和不光彩”，因而人們通常本能地假定“有污名的人不是什么好人”，而有了這種假設，“我們就會運用各種各樣的歧視，以此有效地減少他的生活機會，即使這樣做時往往沒有考慮后果”。也就是說，關鍵在于將貼標簽的人區別于“我們”這些“正常人”，并將負面社會特征與之聯系起來，然后使他們遭受排斥。

《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

[美] 歐文·戈夫曼著，宋立宏譯

商務印書館，2022-5

這種負面形象只要沒甩掉，就會不時地限制他們正常的社會交往，因為他們已經成了一個有污點的人，受到社會共同體的嘲謔、排斥乃至嚴重傷害，“突然蒙受污名所造成的痛苦，其根源不一定在于此人辨別不清自己的身份，而在于他太清楚自己已經成了什么”，更糟的是，“無論有沒有客觀依據，我們常人都會形成一些概念，認為某人特定的污名起了主要作用，讓他沒有資格勝任某些社交活動”。

將陽性感染者稱為“羊”的行為完全符合這些定義。雖然一個人感染陽性未必是自己有什么不良習慣的過失，但在管控最緊張的時刻，他們幾乎就被視為“罪人”。作家鄧安慶在2022年春感染了新冠病毒，結果被物業管家辱罵：“你這個害人精！我們小區本來什么事情都沒有，都是你害的！我們整個物業都被拉去隔離了！整個小區的人都不能出去！我真的想打死你！”在那個“談陽色變”的時期，這些人很難不被另眼看待，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段屈辱性的經歷。

《實習醫生格蕾》劇照

如何才能擺脫污名？

要擺脫污名，僅靠譴責污名化是不夠的，有時甚至適得其反。

污名是和社會語境緊密相關的：一個社會認為是污名的行為、特質，在另一個社會可能根本不當回事。嬉皮士在美國可能被視為時尚、頹廢，但他們來到巴西一個小社區阿倫貝皮后，卻因為穿著打扮異于常人而被認作盜賊——盜竊在別處或許也不算什么嚴重的罪行，但在當地傳統中，這是一種被高度污名化的反社會行為。

《逍遙騎士》劇照

因此，只有認清污名的社會根源，才能有效地消除它。對“羊”的污名從何而來？一言以蔽之，這是因為人們想要通過對被排斥者的污名化，來恢復社會共同體的純潔。

這差不多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本能反應，早在19世紀對微生物和感染有科學認識之前，人的厭惡情緒就已經演化為一種下意識的抵御生物污染的手段。通過將一部分異類排斥出去，主流人群至少在想象中洗刷掉了“污點”，達成了心理學上所說的“自我凈化”（self-purification）。這種恐懼污染的情緒最尖銳的時候，是“害怕不完成社會的自然界的秩序凈化儀式將會招致災禍的時候，或是有可怕的事發生而大家尋找原因的時候”。被污染的威脅越大，仇恨也就越強烈。

《西西里的美麗傳說》劇照

全球化帶來了眼花繚亂的流動，也因此造成了兩種相反的心態：一種是歌頌混雜、互動、交纏，這體現在對“文化雜交”的贊美，很多人相信“混血兒更聰明”也是對以往推崇種族純潔的逆反；但常為人忽視的是，這種大規模的混雜，也讓很多人感到懼怕“被污染”，而試圖排斥移民和異質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對環境污染的關心也有類似的功能：保護社會秩序賴以持續的道德秩序。

只要我們對“純潔性”和“凈化”抱有強烈的偏好，恐懼“污染”，那么排斥就是不可避免的社會過程，而那些被排斥的社會成員勢必就會被污名化。即便陽性感染者痊愈之后，仍然逃脫不了被另眼看待，這就像犯過罪的人即便出獄后重新做人，也仍然是有前科的，換言之，他們仍不能獲得完全的正常地位，而是“從有某種污點的人轉化為有某種污點糾正記錄的人”，就像有一度招工啟事都會標明“陽過的不要”。

《小武》劇照

既然要消除這種社會根源如此之難，那怎樣才能消除污名？歐文·戈夫曼指出，如果蒙受污名者的道德生涯永遠無法洗白，那至少有一種辦法，就是找到同類，“這時他很可能會突然發現，他與其他也擁有這種污名的人有了一種新的關系”。這就好比殘疾人雖然難以消除社會對自己的歧視，但他們自己在一起時可以獲得一種特殊的紐帶，在這個新群體里，自己就沒什么特別了，也不用擔心遭到另眼看待。

不過，更重要的或許是這種經歷的社會共享。科幻電影《第九區》里，管理外星人事務的官員威庫斯對待這些外星難民相當惡劣隨意，但當他自己被感染后也慢慢變成外星人模樣時，他終于體會到了被歧視的滋味，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

當下出現的情形或許也將與之相似：隨著疫情防控全面放開之后，感染陽性已經不再特殊，對每個人來說恐怕都是遲早要經歷的事，更沒有什么相應的排斥，這樣一來，對所謂“羊”的歧視也就自然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