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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心理醫生這一年

2022-12-29 20:3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小晝極晝工作室收錄于合集 #魏曉涵 32個

這是搜狐·極晝工作室

年度策劃“步履不停”第四篇

文 | 魏曉涵

編輯 | 周航

“一個拐杖”

6月，突然暴漲的門診量讓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副主任醫師王曉良回歸到一如往常的忙碌中——兩三個月的病人們涌來開藥、復診。同時又多了一些不同，越來越多其他綜合醫院的會診特地找來，尋求心理醫生的加入，不乏瑞金、華山等上海知名醫院。

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得了紅斑狼瘡的病人。送到醫院時情緒已經失控，覺得周圍世界是不真實的，擔心自己的財產（沒了），甚至家人也不認識，還有自殘行為。“（封控期間）也沒有遇到什么特別的事，可能就是一直不能出門，一下子不能適應，再加上紅斑狼瘡本身有一定的幾率導致精神危機。”

疫情對精神和心理的影響，常常以一種隱秘而纏繞的方式呈現出來，頭疼、失眠、身體不適的病人們在綜合科室接受治療，卻不見好轉，心理醫生成了那個最后解開線團的人。

“和別的綜合醫院的同行交流。因為具體疾病首先去看內科的患者，最后有20%左右不是他想的疾病，而是一些心理、情緒的問題（引發的軀體癥狀）。”

作為心理醫生參與綜合醫院的會診，在王曉良的經驗里，以往最多一個月一次，現在兩三天就有一個。至于日常的門診中，抑郁和焦慮的情緒太常見了。他遇到過一些患者，疫情成為了心理疾病的誘發因素——封控期間產生的輕度“容易緊張、容易擔心”的情緒，在解封之后沒有好轉，反而加重了。

疫情如何影響社會心理，心理熱線是更敏感的神經。從2020年初，對心理熱線的需求量明顯增多，上海心理熱線962525開通了24小時服務，兼職接線員廉彤原本手頭上的心理相關的科研項目、咨詢工作都暫停了，轉向全職接線，后來因為人手緊缺，又開始值夜班。

今年4月上海剛開始封控的時候，電話量突然暴增。大概是八號或九號，從廉彤開始值班到結束的五個小時里，電話就沒有停過，接了二十多個，全是上海本地打來的。

●封控期間，廉彤在家里的一個小隔間接心理熱線。講述者供圖

電話那頭的聲音都慌慌張張的，訴說著焦慮。有的原本就是精神病人，需要吃藥，擔心封控了吃不到藥怎么辦。有的人樓道里出現陽性病例了，還沒轉移掉，慌得不得了，同時還問能不能幫他們解決問題。

那幾個月，廉彤關在家里的一個小房間，耳邊是隨時會響起的電話。封控讓人們生活的空間變小，透過電話他傾聽了許多的瑣碎摩擦。小孩對抗家長，覺得父母管太多，把房門鎖起來，父親就把房門給撬開；夫妻鬧矛盾的電話也多了起來。

到了疫情后期，開公司的小老板在電話里發愁，好幾個月沒收入還要給員工發錢，他壓力太大了睡不著；員工也打來電話，公司里好多同事被解雇了，雖然沒輪到他，但總有唇亡齒寒的焦慮。

印象最深刻的電話是有點無助的。電話那頭的人，哭得很傷心，因為父親的癌癥病情突然急轉直下，在封控期間去世了。他沒法去送最后一程，也不能開追悼會。哭聲中藏著深深的遺憾，小時候因為父母離婚，他一直不知道父親是誰，直到兩年前才找到。“我告訴他，這個電話24小時都有人，可以隨時再打，讓他知道有一個拐杖隨時可以用。”廉彤說。

情緒的“放大器”

過去的三年，即使是身處后方的心理醫生、治療師、志愿者們，也多多少少有過和病毒、封控正面交鋒的時刻。對王曉良而言，最近的一次發生在夏天，海南三亞突然爆發疫情，剛從醫院解封沒多久，他就跟著醫療隊去了三亞支援。

方艙是另一個世界。在三亞的一個大體育場，圍著一塊大草坪，看臺下面臨時搭起十來個病房。方艙還沒完全封閉好，王曉良脫隔離衣得在露天草坪。疫情緊張，病人們提前收治進來了，大多是當地村子里送來的感染者，輕癥或無癥狀。

對心理醫生們來說，方艙的心理治療，和日常診療太不一樣了。沒有專門的治療間，他們在病區巡診，在病患的行為中尋找危機的蛛絲馬跡，透過厚重的防護服，辨別對方的聲音，有時候是聽不太懂的方言。

密閉的空間變成了情緒的放大器，小事也會成為導火索，引起激烈的反應，心理醫生們隨時準備應對各種意外。

有老太太喊著要跳樓自殺，會診完才知道，她是因為擔心有人闖進家里消毒，把家里弄亂了；還有五十多歲的女性，和八十多歲老年癡呆的母親分開在不同的方艙隔離，她對著醫生們哭訴，怕母親因為看不到她，不愿意吃飯。

讓王曉良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男性，情緒激動到醫護們懷疑他是不是原本就有精神上的疾病。他去仔細詢問之后才知道，那是應激狀態下的反應——得了新冠，又來到方艙，想聯系家人卻不會用智能手機。用醫生的手機幫他聯系到家人之后，情緒才得到緩解。

很多時候，這些激烈的情緒背后并不是偏執的人格、持續漫長的精神問題，而是特殊情境之下，遭遇了一個個危機，需要通過溝通和安撫來一一化解。

●王曉良工作照。講述者供圖

在方艙，王曉良手邊有兩部手機，一部連接患者，另一部專門接聽醫護的求助。

在極度辛苦和忙碌的工作中，并非所有人都會主動來求助。王曉良記得，方艙里30%的患者來咨詢過，醫護的咨詢比例則只有10%左右，“可能許多壓力他們自己在忙碌的工作中，自己調節消化掉了”。

王曉良記得有一次接起電話，那頭的護士放聲大哭。那是一個00后的小姑娘，第一次參加大型的抗疫支援，還沒來得及做一些穿脫防護服、收治患者的演練，就要陷入到為幾百人錄入信息、發放藥物、發放食物的巨大工作量中。醫護人員一工作就是連續六個小時，結束后有人還要遠程處理自己醫院的事務。再加上當地有志愿者和工作人員被感染，她壓力太大，情緒失控了。

更長遠的影響在埋下種子。有醫生朋友和心理治療師李小平聊起，要不要繼續干下去？他回憶起對方的困擾，“去方艙支援提供的是基本的醫療，很簡單的溝通，其實有點浪費。因為像醫生，比如做到副主任醫師級別或者更高的，原本在這個領域精進得很深了，又要回歸到基礎的工作，本職工作一直被落下。對于一個太上進的醫生而言會有些受挫的。”

“過濾裝置”

李小平也在上海醫療隊支援三亞的隊伍里。這個年輕人幾乎是連夜從小區里“逃”出來的，就在那個凌晨，他所在的上海小區即將面臨新一輪的封控。

這不是他第一次和支援疫情的醫護打交道。早在2020年4月，上海支援武漢的醫護人員返滬，返崗前集中隔離兩周。在這個休整期，他被派去做心理支援。打出第一個電話是在下午三點，即便量表上提示對方的睡眠不好，他也沒想到，這個點電話那頭的醫護才剛剛入睡。

“我們和他們沒有共同的體驗，他們在武漢經歷了什么？沒有人知道。如果治療師能共同度過一段困難的時期（會更能理解共情），這就是為什么最好去現場。”

李小平作為心理治療師進入的第一個“現場”是2021年初上海一家腫瘤醫院，醫院出現了院內感染，他和另一位心理醫生被派遣入駐閉環。

初期管理上的混亂，讓焦慮在醫護和病患之中蔓延，心理醫生們要處理臨時出現的各種狀況。改成臨時病房的門診，沒有窗戶，樓下還有鼓風機嗚嗚的噪音，他們提議在墻上貼點窗花幫患者舒緩情緒；有護士因為被護士長責怪，情緒激烈地打電話抱怨了許久，聽她傾訴完，李小平勸她說“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還有醫護被污染過的針頭扎傷，恐懼又自責，隔著防護服面對面交談的時候不停地哭泣，需要安撫。

腫瘤醫院收治了許多晚期病人，在封閉期間去世，家人不能進來處理最后的遺體，也不能好好地告別。面對死亡的悲痛、離別的哀傷全由護士和醫生承擔下了。

為此，李小平所在的心理支援小組為臨終病房的護士們組織了一場團體輔導，她們分享起直面死亡的體驗。一位快要退休的護士講起了壓在心里二十多年的一段回憶，當時她工作不久，接觸到一個患癌癥晚期后來去世的孩子。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還沒有來得及釋懷，就要進入后面的工作了。

談話進行到中途，病區的領導突然進來，現場陷入了短暫的沉默。很快沉默又被打破了，護士們繼續傾訴，還聊起家里人對于自己工作的不理解。領導說，那是他第一次知道病區的護士們這么辛苦。

在李小平看來，心理治療有點像一個過濾裝置。“組織管理的言論我們得去聽，傳達給下面，下面的矛盾也要反饋。很多情緒的、焦慮的部分就在治療室里過濾、消化掉了。”

●上海徐匯區宛平南路600號上海精神衛生中心。東方IC 資料圖

如果不是因為小區從3月中就早早開始了封控，李小平大概也會像那時候，被派往上海的某一家醫院參與疫情支援，這次他沒來得及出去。

封控的當天是一個周六，他剛剛上完班回家。封控讓他從連軸轉的狀態中暫停，他舒了一口氣，終于有大把的時間可以看書休息了。

就在小區封控的第二天，樓下傳來喇叭的聲音——請小區內的醫務人員到廣場集合。“我聽到的時候其實一點也不想去，因為當時太累了，已經連著好幾天沒休息了”，但還是沒忍住，他跑到了廣場上，因為沒有核酸采樣證，被居委會阿姨勸回去了。事后他想，“感覺有一種責任在身上，即使自己太勞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我還是愿意去的”。

那幾個月，李小平也得以從醫生的身份中解脫出來，用一個城市居民的視角重新觀察生活在上海的人們。為了生計，會有人偷偷住在超市里賣東西，這種時候他也會慶幸自己還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雖然封控期間基本暫停了，只剩下一周一次的線上講課和團體輔導，經濟壓力也成了這位年輕醫生要面對的問題。

但李小平還算樂觀，或許對每個人來說，封控都會帶來一些特殊體驗。他提起醫院一位司機師傅，封控期間幫去世精神病患的家屬處理身后事。拉著六七十歲，什么都不懂的家屬一天跑好幾趟，送去殯儀館，去追悼會，教他們用手機，以往他沒覺得這個工作好，反而在這段時間感受到了價值。

幫“英雄”走下神壇

李小平被關在家里的幾個月，同事們散落在各處。有的被封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內部，有人被派往各個方艙、定點醫院支援。疫情的嚴重性連醫生也低估了，有人騎著共享單車幫同小區居民配藥，卻找不到吃東西的地方，又累又餓，再騎著車去醫院上班。

同樣是做心理治療師的張天然，就在3月的一個夜晚，拖著行李箱進駐到改成新冠收治點的上海市周浦醫院。2019年碩士畢業之后，她的職業經歷幾乎被疫情覆蓋，但進方艙醫院還是第一次。

在周浦醫院的兩個月，是一段與世隔絕的日子。他們在醫院里四處張貼了宣傳海報。除了咨詢和治療，張天然和同事每隔兩三天會辦一場線上的科普講座：怎樣緩解焦慮？怎樣改善睡眠？

不同于人員集中，有大屏幕的體育館式的方艙，能吸引一半的人參與進來。周浦醫院里是分散的小病房，收治了上千人，但主動來聽的其實不多，患者能有三十多個，醫護也就幾十人。

更多是處于待命狀態。“在當下，大家都忙著收治病人，如果我們天天拉著醫護問你有沒有很難受？做個量表？其實是打擾。指揮部的醫護其實壓力是最大的，他們后來說如果撐不住或者很煩的時候，知道兩個心理工作者在會安心一點。”

●張天然（右）3月初去支援上海周浦醫院。講述者供圖

很多時候，張天然在解決現實問題，有人不想進方艙，鬧著要換病房，有人反復哭泣，有人焦慮地來回踱步。但也有很多回答不了的時候，比如疫情什么時候會好？這些工作什么時候結束？什么時候能合理一些？作為心理治療師，她能做的是“認可”對方的焦慮，“我們能做的只有讓當下的生活好一點兒”。

耐心和傾聽是有效的，尤其在面對老人的時候。“真的說從認知上、想法上干預到他什么，跟他有多少的溝通，確實是挺困難的。他們更多要的是情感支持。”

讓張天然印象深刻的是一對老夫妻，丈夫去世了，老伴兒也不想活了。她去和老人溝通，對方看上去并沒有在聽，她也不太能聽懂老人絮絮叨叨的話。連著幾天，她每天都去關心，哪怕只有十幾分鐘，對方感受到了理解和支持的，情緒就好了很多，后來順利出院了。

雖然看見了許多生死，張天然聊起這段經歷還是相對平靜。“可能因為（疫情）時間很久了，感覺大家對于這個病毒的害怕程度沒有那么高了，跟當時去武漢的那一批醫護的感受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2020年，她也參與過返滬援鄂醫療隊的心理支援，幫醫護人員從疫情的特殊環境過渡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當中。當時需要應對的問題是，怎樣“去英雄化”？媒體和輿論大肆報道和贊美，有醫護人員直接半開玩笑地向她吐槽：“不要再叫我們天使和英雄了”。

“醫護內心的恐懼是很真實的。見到很多人去世，結束了想起來他們還會后怕——我當時要是感染了怎么辦？但又不得不上，一部分確實是因為職業的信仰。但加上了很多外界的聲音之后，他們自己會有一點不舒服，所以要幫大家回歸正常生活，做一個普通的醫護工作者。”

讓習慣了助人的醫護人員主動求助并不容易，這些共同經歷過生死的醫護們凝聚成一個團體，要獲得他們的信任很難。許多人已經情緒低落，或是很長時間睡不著覺了，也不覺得自己需要心理支持，“因為我每天很忙”，他們停不下來。

一些影響后續才慢慢浮出水面。心理醫生們為醫護人員開通了綠色通道，時隔兩三個月，還有人在微信上詢問張天然，我最近睡不好，需要開點什么藥？

回到生活中

在周浦醫院支援的那兩個月，是張天然健身效果最好的時候。從方艙醫院結束一天的工作，她回到自己的房間，跟著手機上的視頻做一些鍛煉。

“覺得緊張或者壓力大，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完全在那個與世隔絕的狀態，生活真空了，每天不停工作，就會覺得很崩潰。很多人崩潰的點在于不知道什么時候結束，所以做日常的事情，就會給我一些確定感。”

每一次咨詢和治療都在面臨強烈的情緒沖擊，心理工作者們各自有消解的辦法。王曉良在方艙會聽一些輕音樂放松。廉彤則會在值守夜班電話的時候，在電話之間的間隙打開一些視頻，有時是人文課程，有時是旅行直播。聽著聽著，郁悶的日子里還能憧憬一個更廣闊的世界，電話里那些負面的情緒也被他拋在腦后。解封之后，他去爬了許多山，南京的紫金山，泰山，還在泰山上偶遇了自己常看的旅游博主。

對李小平來說，和疫情中遇到的那些危機和突發狀況相比，還是日常診療中去應對一個偏執的人格，更讓他覺得頭疼。反復應對疫情并沒有讓他產生職業上的倦怠感，畢竟他是在和具體的人打交道。“真的能通過簡單的談話慢慢改變或者完善一個人，帶來價值感和滿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