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學期，21級本科新聞和20級本科播音班分別開設《新聞采訪和寫作》和《新聞采訪》必修課，2022年9月開始由陳紅梅老師主講。同學們進行新聞采寫綜合練習，陸續提交課程作業。經補充采訪修改完善后，任課老師將挑選一部分優秀作業，不定期刊發。

2022年12月8日夜里十一點，牛小雨剛結束今天的第三場導演映后，準備收拾行李趕第二天一早的飛機，從南京回北京，從路演到繼續路演。

一把導演椅、一架監視器、一個保溫杯，不滿意隨時叫“cut”，在片場永遠處在眾星捧月的位置，這可能是“電影導演”的形象在大多數人腦海中的模樣。但全中國能被人知道名字的導演屈指可數，而每年從電影專業畢業的學生有數萬人，那些不被看見的大多數，在頭部“導演”光環的遮蓋下，他們的真實處境長久以來鮮為人知。

雖然當下的環境給電影創作者帶來很大的挑戰，但仍然有一些青年導演在繼續拍片，他們并不都是家境優渥的孩子，堅持走這條路甚至會給自己的生存帶來極大的挑戰。即便國內有越來越多如FIRST、平遙、IM等這樣扶持青年電影創作者的影展出現，但仍然沒有突破行業圈層的盲區。中國電影在今年數次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不僅僅是業內，更多行業外的人也開始關注中國電影的發展。那么這些被忽視的青年導演，是否也能穿透圈層，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生存處境。

牛小雨在參與《不要再見啊，魚花塘》上海場的線上映后

賣掉嫁妝拍電影

2022年11月25日，入圍第74屆洛迦諾電影節并在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獲得“一種立場”榮譽推介的《不要再見啊，魚花塘》在全國上映。首映當天，導演牛小雨帶著她的奶奶鄭圣芝——這部電影的女主角，在老家合肥包場了一間電影院舉辦首映禮。這部院線電影的主創團隊除了奶奶的加入，導演的發小和媽媽也分別擔任了主演和出品人的角色。

讓家人深度參與到自己的工作當中來，通過這樣的方式和他們成為同事，是牛小雨為了讓自己能夠繼續在電影道路上走下去而使出的“小手段”。在她看來，拍電影是一件逆天的事情，需要投入所有的時間精力甚至整個生命，如果在最開始就沒有辦法獲得家人、朋友的支持，是不可能做成這件事的。無論是《不要再見啊，魚花塘》還是此前的短片作品《青少年抑制》，是中國還是法國的影展，她都帶著媽媽一起參加，“我媽媽本身也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到這些影展，她也是真的很好奇地在看其他的影片、在感受影展的氛圍，她會更了解我在做些什么事，我身邊是什么樣的人”。基于這些，牛小雨的媽媽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她的創作當中，也對女兒選擇拍電影這條路給予越來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不要再見啊，魚花塘》劇照，圖中是牛小雨的奶奶鄭圣芝

“可能就是瘋了吧”牛小雨笑著說。對于媽媽偷偷賣了合肥的一套房子給自己拍電影這件事，她一開始并不知情，直到《不要再見啊，魚花塘》拍到中后段的時候她才發現媽媽在把自己的錢往里面放，但那時候她已經無法按下暫停鍵了。對于牛小雨和媽媽來說，拍這部電影最強烈的愿望根源是奶奶——2019年奶奶的身體狀況已經非常糟糕，她不知道如果要等到2020年，或者要等找到拍片的資金，奶奶還能不能活到那個時間。堅持今年上映也是因為奶奶年輕的時候就非常愛看電影，她想讓奶奶在電影院看到自己的影片。所以這既是一次沖動的決定，也是自己和媽媽出于對奶奶深厚的情感。

那套媽媽賣掉的房子原本是留給牛小雨唯一的嫁妝，“家里邊真的是傾家蕩產，砸鍋賣鐵做了這樣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看到豆瓣上網友評論說“有錢真好”的時候，她只有無奈。她承認自己至今還沒有解決生計問題，雖然也會接活，但一部分的生活仍然是靠啃老來支撐。接不到更商業的活，和她拍攝的電影類型與題材有很大關系——文藝片、女性、家庭等標簽使得來找她合作的大多是嚴肅電影，而嚴肅的電影就未必是賺錢的電影，上學時還能接到商業廣告分鏡的工作，如今也很少再有。在上海，普通的導演或攝影拍攝商業廣告的市場價格大約為2-3萬一天，頭部導演或攝影則能高達50萬一天。

和一部分的家境優渥的藝術生不同，雖然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北京電影學院上學，但牛小雨的每個月的生活費也只有1500元，其中800元作為日常開銷，剩下的錢她會拿去小西天看片或看展。長期處于低欲望的消費狀態中，她沒有想過要通過做導演拍片發財，拍電影對她來說只是單純喜歡做的事情，家里人也不會以掙多少錢來對她進行評判，因此她能夠用嫁妝去做自己認為更有意義的事情，比如拍電影并讓它上映。

在牛小雨看來，所有的電影都應該在院線上映，因為電影有自己固定的觀看方式，而每一種影片也都會有特定的人群。電影節的受眾的有限的，只有進入院線，才能夠真正地去和更多不同的觀眾交流，才能讓一個影片去打穿某些人群，進入到更多人的世界。

作品到底給誰看？

和牛小雨不同，Stone認為觀眾看不看到并不重要，甚至對自己的畢設來不及參加全國巡展也沒有很在意，他的電影是拍給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的，“我把這個片給我奶奶看，她看笑了，我覺得這樣就很好了”。今年夏天畢業的他，剛完成自己的畢業作品，對他來說，這部電影也僅僅是研究生三年里諸多作業中的一次而已，他不認為這是一個需要投資的事情，盡管花銷較為克制，相比于同屆同學來說也并不算多，但他仍然感到不值。

在香港浸會大學讀了三年電影制作的MFA項目，平均每學期都有兩次拍攝作業，Stone覺得自己想說的話已經在這三年里說干了，而如果一輩子都在重復同樣的話是沒有意義的。“研究生三年之后，我覺得這輩子如果不拍片的話，就真的沒有活可以干了”，這是他感到矛盾的地方。畢業后從香港來到上海，他接續了本科的專業，進入到一家廣告公司工作，雖說是創意崗，但對小公司來說每個人都要是八爪魚，因此他時常也做著導演、攝影和后期的工作。稅后一萬出頭的工資并不是Stone最想離職的原因，與電影短片、學生作業不同，商業廣告的拍攝沒有友情，只有工業化的流程和高速運轉的資本交易。

但這份相對穩定的工作也給Stone提供了每個月支付四千多元房租的底氣。木質地板、米白色的暗紋墻紙，暖色調的落地燈，這個充滿文藝青年氣息的空間是他租的一居室公寓，電視柜上放著《劇本》、《故事》和幾本文學小說，黑色的吉他箱安靜地靠在一旁的墻角。沒有把自己的未來和電影牢牢綁定，他允許不確定性的存在和變化的發生，如果不能在目前的工作中找到意義，他也不介意從頭再來，“我隨時會變，可能30歲就學音樂去了”。

Stone租的一居室公寓

Stone沒有參與畢業作品全國巡展的重要原因，是成片還沒達到自己最滿意的程度，他的同學史家豪正在幫他做最后的剪輯工作。史家豪自己的作品《海邊》不僅在這屆浸會大學的畢設中獲得了金獎，同時還獲得了第六屆賈家莊短片周的最佳編劇獎、入圍海浪電影周的短片榮譽單元。這些獎項的背后，是他從鄭州出發穿越了大半個中國，在24小時內又回到鄭州的“跑毒”體驗；受疫情影響，前往西寧的航班接連被取消，原定攝制組成員臨時全員換血；拍攝地選在藏地高原，水源稀缺、條件苦難，拍攝期間整組人都無法洗澡。即便半年過去了，再回憶起拍攝的那些日子，他還是會感到苦澀。

《海邊》拍攝現場，史家豪在看監視器里的畫面

《海邊》拍攝期間遇到當地惡劣天氣

同樣是從香港來到上海，史家豪還沒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雖然投了很多簡歷，也主動去聯系了一些導演和工作室，但至今尚未有回應。“圣誕節前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就回家寫劇本了……BOSS上找我的都是劇本殺店的編劇”。沒有找到工作和他自身對工作的選擇有很大關系，在他看來，工作不能影響自己的創作，因此每天固定的上班打卡是他不愿接受的工作狀態，要找就必須找自己滿意的工作。

這樣的選擇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是寸步難行的，然而此前，史家豪的媽媽只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去考公務員，甚至為了不讓他拍電影一直否認他的作品，直到看過《海邊》之后，她終于愿意相信兒子是可以走電影這條路的。除了得到家里人的認可以外，電影節和觀眾的反饋對史家豪來說更是至關重要，他能夠在影展和觀眾的不斷提問中去思考自己為什么會拍這部電影，自己到底想表達什么；能夠在獎項和認可中堅定要繼續寫下去、繼續拍下去的選擇。現在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海邊》是他走在路上靈感突然闖入，回去后一小時就完成的劇本，除了創作，遇到合適的觀眾也需要運氣，“可能看過我片子的有幾百個人，但只有幾個人會來跟我說覺得透過這個片子能感受到我很純粹或者很真誠，他們能通過故事感受到背后的創作者是什么樣的人，這種觀眾很難遇，我很珍惜。”

《海邊》電影海報

拍片也要看運氣

同樣認為運氣很重要的還有史家豪的師兄王哲安，“疫情也是運氣的一部分吧，運氣會讓你這個月遇到一些人，或者就是讓你遇不到一些人，然后你可能就沒有片可以拍、沒有活可以干了”。整個11月他都沒有接到任何工作，零收入的同時還要支付兩千多元的房租和日常吃飯開銷。從一家初創公司辭職的他現在主要靠接一些紀錄片導演、攝影的散活維生，不同于廣告行業的待遇，他的報價一天甚至不到一千。11月受突發疫情影響，各地加緊防控措施，使得原本就稀少的拍攝工作又接連被取消，這一個月里，王哲安每天都待在家里看BOSS直聘上的招募信息，面對整個行業被短視頻充斥的現狀，他把目光轉移到花藝師和古著店店員。

當初選擇來上海，是因為利用留學生政策在這里落戶要比在北京容易，而且相比于其他城市，上海能看到更多元的電影、能擁有更多進入劇場的機會。只是王哲安沒有想到自己的這個決定會牽扯這么長時間的生活，當時進入初創公司一方面是可以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收入，另一方面是想通過公司交社保幫助自己盡快落戶。可是隨著公司逐漸沒落，不僅拍攝項目漸停，員工社保也不再交付，加上自己也不想繼續按部就班地在公司里工作，一切都順其自然地將他推向辭職。

和大多數本科就學傳媒相關專業的藝術生不同，作為一個理科生，王哲安的大學四年里都在和自己討厭的“計算機專業”打交道。進入研究生階段之后，他擁有了更好的創作環境和學習機會，也讓他更加清晰自己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對他而言拍電影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未來的工作也不會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偏離太遠。提起會算命的技能時，他聯想到知名導演許鞍華說過她在學習塔羅牌，不能通過拍片賺錢的時候可以靠幫人占卜維生，這讓他感到很驚訝也很驚喜。

最近王哲安接到了一個廣告片場的活，雖然做的是翻譯的工作，但報酬十分可觀。在11月實在沒有錢的時候他想過要去應聘一天150元工資的花藝師，雖然薪酬少但工作有趣，且起碼能暫時應付吃飯的開銷，“還是得先找到一些活賺錢，不然我都吃不到飯，還要付房租”。同在11月，他的畢業作品《幻光》入圍英國電影節的最佳故事片，繼續創作去拍新片的想法從未消失，但現實留給他的更多還是無奈。

王安哲和攝制組在《幻光》拍攝現場

2022年是中國電影市場進入寒冬期的第三年，三年疫情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電影院面臨不同程度的停業風險，對電影制作方來說，立項、建組、拍攝、拿證、上映每一環都如履薄冰。恩智庫發布的2022年中國電影市場半年報顯示，從1月份的元旦檔期到6月的端午檔期，上半年度的八個檔期相較于2021年的票房數據全線暴跌，其中降幅最大的是五一檔，去年16.7億，今年只有3億元，降幅達82%，而其他的七個檔期，數據相較于去年也平均下降了46.5%。

藝恩智庫《2022上半年中國電影市場報告》

選擇11月份上映，牛小雨怎么也沒想到會剛好遇上突然爆發的一波疫情和迅速緊繃的防控政策。今年8月底她拿到了公映許可證，在當前這樣一個“龍標”難求的環境下，很多電影包括資歷深厚的知名導演早已完成的作品，都沒有獲取上映資格，因此這樣的機會在牛小雨看來十分難得。那時候這部長片作品還在剛結束的FIRST影展和北影節中獲得不錯的反響和業界前輩的支持，也更堅定了她選擇今年上映的決心。就在上映的前兩天，多地疫情再次陷入到緊張的態勢中，防控措施一度收緊，各地多家影院宣告歇業，這讓原本排片量就不到0.1%的《不要再見啊，魚花塘》面臨了更加局促的市場環境。

12月開始，以廣州為首的全國各個城市開始陸續優化調整相關疫情防控措施。“熬出頭了，其實是在最糟糕的時候進場的，也沒什么可輸的了”，伴隨著初雪的到來，牛小雨開始在全國各地奔波路演，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影院里，最多的時候一天要參與三到四場映后觀眾問答。與此同時，FIRST影展也協助導演一起發起了城市拼團觀影計劃：鼓勵“塘友”共同發聲，邀請身邊“潛在塘友”共同觀看魚花塘，人數達到30人，可以溝通專屬場次；人數達到60人，導演“閃現”映后連線。“好慘，聽起來像地攤貨”，牛小雨笑著自嘲。

事實上，魚花塘會在疫情和市場的雙重夾縫中艱難上映是牛小雨在19年開拍前沒有想到的，“我們一直在走一個正規的流程去制作這部電影，最開始想的就是要拍一部真正的電影，它是要在影院里放映的電影”，最早拍攝的時候，她和團隊就在按照一個院線的方式去做——為了立項，他們還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大魚塘”。2019年，新冠疫情尚未爆發，電影市場環境也不像現在這般低迷，在她當時的想法中，有很多回收渠道可以選擇，無論是海內外影展還是售賣給新媒體電影版權，都不至于收不回成本。可時代說變就變，2018年《春江水暖》和另一部小成本短片一起被愛奇藝收購，然而影視寒冬遇上三年疫情，對整個電影行業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它牽扯到行業的方方面面。今天新媒體版權的價格一落千丈，小幾十萬的收購價只有當年的十分之一不到，她已不再奢望能夠收回成本。

而對Stone來說，拍長片、上院線的想法在這幾年都還是先緩一緩，就算要拍，也至少等到三、四年后，看看那時的電影環境能不能有所轉變。他對自己說的最多的話就是：“別想那么多，現實一點吧”。

采寫 | 20級播音與主持藝術 胡文婧

原標題：《學生新聞采寫 | 青年導演：光環邊緣的螢火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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