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哈爾濱大鼠疫，是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歷史事件。熟悉，是因為伍連德博士赴東北領導抗擊鼠疫的事跡在哈爾濱早已家喻戶曉。陌生，則是因為公眾認知往往以純粹公共衛生視角來理解這次大瘟疫，忽視了清政府派伍連德博士前往哈爾濱，在當時東北實際上淪為日俄半殖民地的背景下，是在整個東北捍衛中國主權的更大政治努力的一部分。作者威廉姆·薩默斯認為，公共衛生事關主權，而對于清政府來說，在資源極其有限的條件下，在四個月內控制住了鼠疫，而后在東三省總督錫良和外交家施肇基的努力下，通過精妙的外交斡旋，獲得了美國的支持，成功于1911年春季在奉天以東道主身份舉辦萬國鼠疫研究會，將伍連德博士的公共衛生成果轉化為中國的政治話語權，遏制住了日本以“協助管控鼠疫”之名，行侵吞中國主權之實的擴張勢頭。《東北博弈：環境與地緣政治1910-1911》正是從區域化和短時段的角度，把目光集中在1910-1911的哈爾濱、奉天和旅大，運用了疾病生態學的方法，揭示了政治是怎樣利用公共衛生作為促進國家利益的工具的，再現了后日俄戰爭時代的中、日、俄、美、英等多方博弈的東北地緣政治畫卷。

首先，這本書最初的目標讀者是不熟悉近代中國歷史和二十世紀東北亞政治外交史的本科及以上學生，因此，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作者介紹了1910年大鼠疫的基本醫學信息以及中國東北在后日俄戰爭時代是怎樣形成分屬于中、日、俄的三個相互競爭相互對峙的政治實體的，雖然中國在名義上享有主權，但是日本和俄羅斯控制了大部分鐵路，并且在鐵路沿線享有治外法權。日俄的權力包括但不限于駐軍，運行鐵路，開采礦業，發展貿易，建設定居點等。在東北，這樣的分割狀態可以經受住之前小范圍的周期性的腺鼠疫。但是我們不難預判，面對更加罕見傳染性更強的肺鼠疫，三方難以形成有效的合作，而且還會把鼠疫和公共衛生問題視為一個政治斗爭的機會。作者還簡要地談到了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即盡量維持列強在東北的權力均等，不承認任何一家獨大，這也為隨后美國選擇支持中國制衡日本做了鋪墊。

在介紹完中國東北和1910年大鼠疫的基本背景信息之后，作者在第三章使用了并列式結構，對比了哈爾濱，奉天，旅大三個地區，三個制度，是怎樣應對這次鼠疫大爆發的。這也是本書的核心內容之一。首先是哈爾濱，此時的哈爾濱分為兩個行政實體，一個是俄羅斯的哈爾濱市，在鐵路沿線包含今天的道里區和南崗區一部分，另一個是中國的濱江廳，包含當時的傅家甸和四家子等地，約為今天的道外區。從俄羅斯視角來看，俄方工作的重心有兩個，一個是保護海參崴等本土城市不受鼠疫波及，另一個則是鞏固和擴張在哈爾濱的影響力，從結果上來看，俄方的目標是達成了。俄方派出的是鼠疫專家丹尼洛·扎博洛尼以及數個醫療隊和資金支持，并以武力威脅向傅家甸派出醫生和工作人員參與隔離和衛生工作。然而，中國方面雖積極參與公共衛生工作，但是伍連德醫生的工作是獨立于俄方的。他在到達哈爾濱后進行了秘密尸檢，確定了本次瘟疫是肺鼠疫而不是腺鼠疫。此外，伍連德醫生還爭取到了許可火化尸體，這是切斷鼠疫傳播的一項重要進展。伍連德醫生的成就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以瘟疫作為一個窗口來從現代細菌科學的角度了解鼠疫，這使伍連德成了鼠疫方面的權威專家，他基于這次鼠疫所著的《鼠疫防治手冊》，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直是國際衛生組織的標準防治方案，他的論文《論肺鼠疫》直到1954年仍是鼠疫研究的標準參考文獻；另一方面，他的成功是政治性的，正是因為伍連德在抗擊鼠疫中的功勞和科學發現，使得中國能夠主導鼠疫預防和疫情回顧的話語權，拒絕了向俄方和日方讓渡公共衛生管轄權的要求。

伍連德

其次作者簡要介紹了奉天的情況，在這里俄國的影響力在1905年后已經消退，而日本的勢力還未形成，因此奉天的鼠疫管理和防控措施是最中國式的。本地遇到的主要問題就是資源不足，大部分人手已經北上赴哈爾濱協助鼠疫防控，在一月中旬，長春到奉天的鐵路被關閉，即便如此，奉天的醫療和隔離資源仍是捉襟見肘，沒有在切斷擴散和傳播方面有任何特別的成功。直到哈爾濱鼠疫平息之后，奉天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才顯著下降。

最后，是日本控制的旅順和大連地區。事實上，鼠疫從未真正進入大連，而是被日本嚴密的隔離制度和軍事警戒抵擋在外了，這一方面和旅大地區靠南，不是鼠疫的首發地，日本有較久的時間進行準備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滿鐵”首任總裁后藤新平為殖民設計的行政和醫療兩套系統。對于日本在臺灣、朝鮮、中國東北的殖民醫學的性質的總結和論述，也是本書的一個特色。作者認為，日本的殖民擴張，是對歐洲殖民范式的模仿，武力占領，經濟剝削，文化同化，都是日本在擴張中使用的策略。而對醫學現代性的占有，則是日本殖民議程中的重要工具。后藤新平本人在回憶錄中所寫的，“殖民政策就是文裝的武備，執行舉王道之旗行霸道之術……我們必須以中央試驗所推進文化侵略，為當地人口提供民粹教育，構建其他學術和經濟聯系……統治的秘訣就在于抓住人類生活方式的那些弱點……它與殖民政策休戚相關”，則是日本利用醫學和公共衛生實現擴張野心的自我注腳。

第四章也是本書的核心章節，作者介紹了萬國鼠疫研究會的召開和進程。在日本要求參與奉天鼠疫防治的行政管理后，總督錫良承受了巨大壓力，于是，他接受了美國的建議，邀請各國醫學專家赴奉天合作成立國際組織，調查和預防鼠疫。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中國雖然處于相對的弱勢，仍然抵制一切將這個科學委員會賦予行政職能的嘗試。把會址設在奉天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因為這里不是外國的勢力范圍。作者認為，萬國鼠疫研究會一方面是為了通過引進國際社會的援助，制衡俄國、日本勢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國進行現代化的一個自我表達：正如俄國和日本使用現代性來合法化其在中國東北的存在一樣，伍連德醫生的科學貢獻和防治鼠疫的突出成績加強了中國在東北行使和捍衛主權的國際聲譽。

萬國鼠疫研究會開會之情形

在第五章中，作者引入了一個關鍵的方法，那就是疾病生態學。為了讓讀者對于鼠疫的源頭了解得更加具象，作者通過對萊比錫和維也納染料技術的進步，促進了歐洲對旱獺毛皮的需求，使更多的東北人為了利益加入到旱獺毛皮貿易中。作者生動地描寫了漢人的捕獵方法要比傳統滿族蒙古族獵人的捕獵方法更容易捕捉到病旱獺，從而加大了感染鼠疫的風險。作者發揮了他在現代細菌生物學上的專長，將中亞確定為1910年這次鼠疫的最可能來源。作者把對這次肺鼠疫的理解和認識作為二十世紀人類生物醫學進步的一個開始，即第一次把人類行為和生態中的宿主和微生物聯系在一起，對于不熟悉環境史和對公共衛生感興趣的讀者來說，不失為一個難得的了解機會。

本書的最后一章，作者再次回到了地緣政治上，講述了鼠疫是如何和東北的政治斗爭交織在一起的，作者認為清政府對鼠疫的相對成功的公共衛生努力和舉辦萬國鼠疫研究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擴張，但是卻無法阻止日本對中國東北“不可避免的”全面入侵。同時，1911年的革命和隨即而來的亂世使得清政府在1911年的成功顯得無關緊要了。

在后記中，作者指出成功的公共衛生舉措必須基于國際共識和合作，樂觀地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在過去的六十年里，找到了鈍化國家利益的方法，能夠勸說國際合作來面對全球健康問題，并保持廣泛的科學可信度。但是作者也發出了對世界衛生組織受到地緣政治干擾，損害了全球公共衛生使命的擔憂。本書著于2012年，但是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仍在全球肆虐，各國之間缺乏合作，世界衛生組織和傳染病專家的爭議被高度政治化的當下，作者的擔憂仍然顯得有現實意義。

本書對于1910-1911年東北大鼠疫歷史的介紹，有著很大的作用。然而作為讀者，我認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并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目標：即把疾病生態學和地緣政治這兩個學科的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全書主要是在探討地緣政治，但是只在第五章單獨探討了疾病生態學，以至于看起來第五章看起來是來自另一本截然不同的專著，第五章里的重大發現并沒有改變本書其他部分中地緣政治的已經廣泛形成的觀點。這樣一來，作者意圖分析和研究的“醫學科學對瘟疫的利用”和“地緣政治對瘟疫的利用”并沒有達成平衡，在作者的敘事中，地緣政治才是主導。

此外，作者主要依賴英文資料，只有少部分俄文資料，沒有中文和日文資料。而其中的俄文資料，也都是來自俄羅斯本土的，沒能夠追溯到本地的哈爾濱來源。因此而無法借鑒在過去幾十年中，其他學者對俄文、中文、日文史料的出色挖掘和新看法。同時，作者大量地引用了來自英美檔案館中的外交通信，但是卻沒有加以批判。通常，外交官是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進行觀察，他們的信息未必準確，不加批判地采納他們的敘事的同時，也采納了他們的偏見。不得不說，在材料的運用上，缺乏本土視角，缺乏自下而上的視角，限制了這本書提出新觀點的潛力。

作為哈爾濱人，從小就在報紙上看過伍連德博士的事跡，耳熟能詳，自然是有很深的感情。這本書是首次系統性的把1910年東北大鼠疫介紹給更多的讀者，我是非常欣慰的。很多哈爾濱人對于二十世紀初沙俄殖民罪行不了解，可能大概有一個“我們關系好”的印象，而沒有意識到沙俄在中東鐵路沿線的存在是為了最大化帝國主義利益，但是很遺憾，當本書講到了沙俄在哈爾濱的殖民和擴張的時候，因為缺乏本地的中俄文史料，作者無法還原出當時的沙俄哈爾濱市議會和清朝濱江廳道員之間的權力交鋒細節以及權力是如何被運用的。當然，考慮到本地檔案本身就很難獲得，這種挑剔是不公平的。

本書最初的讀者群體是不了解中國的西方本科及以上學生，因此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部分章節存在著不必要的重復。然而，對于希望了解疾病生態學和公共衛生史的研究者和學生來說，本書仍是一部優秀的參考讀物，可以幫助了解方法和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