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通州，在北京副中心的城市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自商周到明清時期，其歷史文化的發展變遷對今日通州的發展更是不可或缺的。從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中可以領略早期燕文化在通州的發展，漢、唐時期的漢瓦、唐三彩等墓葬文物訴說著通州的變遷，遼、金、元三代的興盛則開啟了通州的水陸會要，明清時期北京首都的地位帶動通州成為了漕運重鎮。跟隨“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kxwhcb.com），一起走進首都博物館“畿輔通會——通州歷史文化展”，去了解通州千年以來的歷史發展。

5月16日，“畿輔通會——通州歷史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館開幕。展覽由北京市文物局主辦，首都博物館和通州區文化委員會承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通州區博物館協辦。此次展覽展出北京副中心考古部分成果，并介紹北京副中心所在地通州的歷史文化。展出文物共169件（組），主要來自三家單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展品（以新出土為主）；通州博物館藏品（以運河文化為主）；首博館藏（各個時代均有）。

早期通州：商周時已有人從事農業生產

展覽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邈遠時代”。這一部分包括兩小節，第一小節展示燕文化以前的通州，配合圖版闡釋通州的自然環境對早期人類活動的影響。在梨園鎮半壁店村等地出土的石器包括斧、鏟、鑿、研磨器等，石器加工工藝包括磨光、穿孔。宋莊鎮菜園村還發現了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細砂泥質灰褐陶鬲，其年代屬于商周時期。菜園遺址表明商周時期通州地區就出現了人類活動并從事農業生產。

袋足灰陶鬲 菜園遺址出土

第二小節展示燕文化，西周初年，召公封燕，燕文化逐漸成為北京地區的主流文化。1981年在中趙甫村西發現了一座戰國時期中型墓葬，出土了青銅豆、敦、鼎、匕、匜、勺、戈、劍、鏃、刻鏤刀、削刀、車馬器、帶鉤等一批文物，它反映出燕文化時期在通州的發展情況。鼎、豆、壺、匜等都是燕文化的典型器物。

第二部分“秦漢變局”。這一部分包括兩小節，第一小節展示漢代的通州。據史籍記載，最晚在漢高祖十二年，漁陽郡已設置有路縣，這是迄今所知的通州城域內行政建置的開始。

西漢陶壺 仿銅器形態，母口束頸。屬北京地區出土陶壺中體量較大者

2016年開始的考古挖掘也發現了路縣故城遺址。因為配合北京副中心的建設而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發現了路縣故城，這一工作被評為當年的十大考古發現，這部分展出副中心考古出土的漢代文物。第二小節展示晉代至唐代的通州。這部分實際上是漢代的延續，通州作為中原政權邊陲重鎮幽州的輔縣，與幽州城命運緊密相連。展品不多，主要是晉代墓葬和唐代墓葬文物。

至元代命運轉折：成為水陸要會

此次展覽的第三部分“水陸之要會，畿輔之襟喉”。遼會同元年（938），遼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為南京，為遼五京之一；金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稱中都；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元大都成為全國的統治中心。“京師乃天下之都會”。北京城地位的漸進提升對通州的影響巨大。因為城市規模擴大，人口不斷增加，對糧食物資的需求大大增加。通州成為匯集南方漕糧入京的“水陸要會”，迎來了歷史發展的新機遇。

這部分分三小節，第一小節展示遼代給通州帶來的一些文化特色，如遼代佛教流行的產物燃燈塔、契丹捺缽文化延芳淀和馬鐙壺等。

第二小節展示金代時期通州地名上的變化，1151年，金天德三年，金海陵王完顏亮于潞縣城西約八里處，置通州，取“漕運通濟”之意。這是歷史上“通州”地名的出現。1975年通州城關出土了金代宣威將軍石宗璧墓。墓志記載，石宗璧于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縣臺頭村”。該墓志中明確出現了“通州”一詞，是目前為止關于“通州”最早的實物見證。

第三小節講元代。元代通州成為京師漕運大動脈上的關鍵之處，北京與通州之間形成了“民有系命，饋餉是倚”的關系。這一部分通過圖版展示元代通州運河，同時展示出土的元代瓷器。

明清時期的通州：漕運重鎮

展覽第四部分 “天庾正供，商賈輻湊”。明永樂遷都北京，通州再次承擔其京師糧食命脈的作用。明代人評價通州稱：“國家奠鼎燕京，而以漕挽仰給東南，長河蜿蜒，勢如游龍，而通州實咽喉之地，我明之有通，如唐之有灞陵，宋之有衛源，其煩劇一也。”明清通州是京杭大運河沿岸的漕運重鎮，水陸交通要會，對穩定封建國家的統治秩序產生了巨大作用，故而又有“一京、二衛、三通州”的說法流傳。這一部分也分兩小節，一小節展示明清通州運河情況，一小節展示明清的文物，通過這些文物明清時期通州的繁榮。

明初修筑通州城，在元代通州城的基礎上南擴，形成了通州舊城。正統十四年，為了保衛大運西倉，在舊城西營建了通州新城，新舊城相接。嘉靖四十三年，為了加強漕運河倉儲的護衛，順天府尹劉畿修筑張家灣城，城外建有黃木廠及入京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