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所處的世界并不平靜，全球熱點地區危機頻發。近日，由美國遷移駐以色列大使館引發的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軍警的沖突已導致數十名巴勒斯坦人喪生；朝鮮則剛剛宣布中止原本預計于今天舉行的北南高級別會談，并表示有必要考慮取消美朝首腦會談，給本已緩和的半島局勢又帶來新的變數。國際危機如何產生？又該如何化解？本期“國關讀書會”繼續刊出理查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一書的書評：國際危機源于被創造出來的需求，但同時也是“不打不相識”的機遇。

國際危機是古今中外國際社會中的常態，比如朝核危機在美國新任政府上臺后，持續升溫，大有戰爭一觸即發的感覺，而中東地區危機與戰爭不斷，黎民飽受紛亂之苦。傳統上，危機一般都認為反映了國家之間的利益之爭，很多國際危機都是由國家間的領土爭端、戰略競爭所導致。危機升級意味著戰爭的逼近，國家表態一再強硬，國內輿情高漲，備戰如箭已上弦，危機導致沖突與戰爭，然而也有部分危機管控較為成功，甚至危機后國家間關系得以重塑，正所謂不打不相識。

紛繁復雜的國際危機亂象，需要理論的指導。近期，美國著名政治心理學家理查德·內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經典著作《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本質》中譯本得以出版，為理解當下的國際危機升級與緩和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勒博的這本經典著作，不僅在國際政治心理學學科上占有一席之地，成為討論情緒對于錯誤知覺乃至危機升級的代表性著作，同時也是一本極富理論創造性，兼具豐富案例實證的國際危機經典著作。其核心論點之一，即：國際危機起源于國家的內在需求，而需求不是客觀的，是可以被創造的，但是危機意味著機遇，可以化危機為機遇，迎來國家間關系的新時代。

危機起源于國家的需求

在國際政治心理學的集大成者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看來，國家的錯誤知覺包括誘發定勢、歷史類比、認知失調、陰謀論等，一般起源于與領導人的認知相符或相違的歷史學習，意思就是領導人已經形成了特定的認知結構，對特定事情已有自己的看法和成見，因此，跟這些固化的看法不相符的信息，都會被領導人自動過濾掉。這就是“你所看到的，其實就是你所預期的”，人會不斷地自我證實和辯護，為自己的觀念和偏見尋找證據。

然而，勒博進一步借鑒了1970年代末期心理學中關于“熱認知”的成果，提出了人之所以會犯下錯誤知覺，出現過早的認知閉合，不愿意學習和吸納新的信息，很多情況下是由于人內心的愿望，即“我所看到的，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正如在古代波斯戰爭時期，如果戰地前方的信息員帶回戰敗的消息，那么他會面臨被憤怒的民眾和國王斬殺的命運，因為戰敗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對勝利充滿渴望的人們，極力不愿意看到負面的消息，規避并過濾掉這些消息，維持內心的榮譽感、對于勝利的祈求。同理，在二戰中，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前進行了大量的軍事和戰略準備工作，雖然保密極好，但仍有優秀的蘇聯特工捕捉到了相關的情報，然而，當特工將這重要的信息匯報給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時，得到的回報卻是以嘩眾取寵為名的逮捕。被希特勒突然襲擊，遭受慘敗，這是蘇聯領導人所極力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從內心極力否定這些負面消息出現的合理性。

總而言之，領導人內心的愿望思維，會導致他只希望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信息，而極力否認、避免不利消息的出現，影響他對時局的判斷。這可能產生要么是將敵意合理化，要么是忽視對方的戰略決心。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國際危機并不僅僅是來源于領導人的預期所引發的錯誤知覺，同時很多案例中，也是來源于他內心的情感和政治需求，這種需求往往會驅使他規避不利的消息，產生過早的認知閉合，而不是在充分的信息理性討論中形成正確的時局判斷。麥克阿瑟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心的低估，尼赫魯對中國武力反擊決心的低估，都是這些愿望思維所產生盲目樂觀和自信的體現。

需求是客觀的嗎？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國家的需求是客觀的嗎？是否特定時期內，國家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由此危機爆發變得不可避免。事實上，需求不是客觀的，它不僅來源于領導人的內心情感需求和愿望思維，同時也是整個官僚政治弊病的彰顯，更是某種意義上民族自我形象的需要。

其一，領導人的內心情感需求。猶如上文所述，中國對朝鮮戰爭以及印度在邊界挑釁的消極退讓，這是麥克阿瑟和尼赫魯內心所希望的。當然，這種內心的愿望是有系列的證據支持，比如中國實力的不足、有利時機的錯失、傳統上對于中國行為的判斷以及雙邊友誼等。領導人往往會將上述證據進一步用來證實自己內心的愿望，而排除其他各種不利的證據，比如中國的威懾信號、一再表態，都被認為是虛張聲勢。更為重要的是，領導人的這種愿望也是與他個人的個性相聯系起來的，比如尼赫魯在二戰后，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積聚了極高的聲望，乃至他自負地認為中國的國際生存都是靠他的大力“提攜”。特朗普對于朝核問題的優先關照，也是出于特定的政治需求，他想在外交上建功立業，打破常規，這樣他就可以顯擺“只有我才能做到”，以此改變其在國內政治上的被動，能加分，鞏固在他國內政治中作為“弱勢總統”的地位。

其二，認知的過早閉合也是國內政治的驅動。一旦領導人的內心情感和政治需求成為驅動他行事的理由，那么，在缺乏領導人的開明和開放文化的環境下，國內政治事實上對于錯誤知覺、認知過早閉合起到了催化的作用。比如，由于領導人“心意早已決定”，那么一般圓滑的團隊成員，均是順從領導的意愿，而非老是挑戰他的意志。麥克阿瑟和尼赫魯對于“不聽話”下屬的打壓即是例證。同理，特朗普團隊成員的辭職和“被開除”，也是家常便飯。前國務卿蒂勒森的相對溫和對華態度，也是遭受到不得不離局的下場。所以，賈尼斯所說的“小集團思維”成為典型的官僚政治文化，也經常引發決策的大失敗。

此外，一種國家與民族層面的自負與自信的形象，也是驅使領導人走向自負的因素。這一點在尼赫魯時期的印度體現極為明顯。正如上文所述，二戰后印度的國際角色非常活躍，對于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溝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萬隆會議的召開，進一步使印度以第三世界國家領袖自居。這種虛幻的國際地位和角色的烘托，加之印度自身悠久歷史文化的自我優越感，以及尼赫魯良好家世和教育的基礎，凡此種種，導致印度領導人對于自身優越的絕對自信。這種民族優越感也是導致認知過早閉合，不愿意充分吸納良言，積極調整自己的看法。乃至于尼赫魯自中印邊界戰爭后一直不能從自身的“認知崩塌”中走出來。

如上所述，國家和領導人的內心愿望和需求，被證明是很多國際危機的重要錯誤知覺起源。重要的是，需求并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更進一步，需求也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領導人的需求受制于他的個性和情感，更多來源于政治需要。國家的需求更是一個政治塑造和生產的過程。商人可以販賣焦慮，制造恐慌，引發普通民眾對于商品稀缺的需求，同樣國家也是如此，當人對于未來前景的預期變得更為焦慮，那么需求無疑大大提前，甚至無中生有。從地產中介的大忽悠，到國家販賣戰爭與安全威脅，無不如此。

化危機為機遇，前途依然光明

當然，戰爭是危機的升級結果，而和平是甚為珍貴的。很多危機本可避免，但由于諸多心理和政治因素的激發，往往走向了沖突與戰爭。但仍有部分危機其實帶來了“機遇”，經歷過危機之后，反而給相關國家間關系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個中原由，最為重要的是在于領導人對于危機局勢以及相互意圖的判斷。

比如，危機帶來的戰爭風險及其評估讓領導人認識到，戰爭風險實際上對于雙方都是不利的，因此要盡力進行危機管控，避免戰爭帶來的殘酷后果。同時，危機局面讓領導人之間不得不面對最為危險的局面，需要找到最為直接而有效的溝通方式，澄清雙方的終極關注。在此意義上，危機為敵對雙方的溝通提供了機遇，因為戰爭的風險使得雙方不得不理性思考，需要清晰溝通，掌控風險。這可能會為先前的僵局打開了一些方便之門，也可能雙方能夠及時捕捉到對方的合作意圖，認真思考雙邊關系和解的可能。歷史上古巴導彈危機、法紹達危機（1898年英、法兩國為爭奪非洲殖民地在蘇丹引發危機，以雙方達成妥協告終——編者注）以及近期的朝核危機均是很好的案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本文是作者在政治心理學涼風書會聯合北京大學出版社舉行的第66期讀書活動暨“勒博政治心理學思想”主題書評會上的發言稿，經作者審定，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