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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報道｜逐夢音樂劇：春天來過了，然后呢？

2022-12-26 18:0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梁靜怡 GQ報道

2018年湖南衛視綜藝《聲入人心》的播出，音樂劇“破圈”，這個行業終于被“看見”，再加上上海市政府對演藝行業的扶持政策，一時間，熱錢涌入，人才匯集，音樂劇在上海出現了爆發態勢。圈內人說，音樂劇的春天來了。

我們觀察這一行業，適宜音樂劇生長的土壤，如同一塊水草豐茂的水域，從業者們逐水草而居，他們像水中的魚兒，敏銳而脆弱，渴望政策的暖流，接受資本的投喂，被粉圈文化的漩渦裹挾，極力想抓住點什么，他們享受來之不易的春天，也在希冀夏天的來臨。

2022年1月份采寫這篇稿件時，我感受到這個行業的朝氣蓬勃，也記錄下它的泡沫。可后來劇場進入漫長的停擺，才得以重新開放。在經歷了不容易的漫長等待，所有人在問：

春天來過了，然后呢？

上海漢口路，有家安徽夫婦開的包子店，鮮肉包子蒸屜出鍋，熱氣騰騰，一咬爆汁，全天供應。

可若你是周末晚飯時間趕來，可能要失望了。1月8號是個周六，晚上7點剛過，包子店半拉下門簾兒。26歲的店家小妹笑眼盈盈，正戴著手套洗刷桌面，又是早下班的一天。上百個包子、200多個雞蛋已經賣了個精光。

好生意來自小店正對面的亞洲大廈。

白天，這幢灰白色建筑看起來平平無奇，傳統的辦公室、旅行社和理發店正在營業。可一到晚上，夜色魅惑，霓虹亮起，有至少16個演出在此上演，光是音樂劇就有5部，一票難求的《阿波羅尼亞》就在其中。樓里還有舞劇、脫口秀和金廣發相聲。

亞洲大廈和人民大舞臺位于同一幢建筑

觀眾匆匆趕來看劇，沒有時間吃晚飯，小店的包子雞蛋自然成為首選，同樣受歡迎的還有亞洲大廈一樓茶餐廳的菠蘿包、斜對角的南昌拌粉。

包子店小妹雖然從沒進過亞洲大廈，但她掌握里面的“秘密”。《阿波羅尼亞》的演員李磊喜歡吃牛肉包子，“最近他喉嚨上火了，改吃鮮肉包子。”演員李秋盟經常來他們家買包子，因此小店和粉絲形成默契，只要一提李秋盟同款套餐，就是“倆肉包子、倆雞蛋”。

以亞洲大廈為中心，輻射出一個魔都演藝圈。向北穿過南京路，走路8分鐘是中國大戲院，一個周末下午五點半，剛看完鄭云龍主演音樂劇《阿加莎》的觀眾，會把路口堵得水泄不通；向南沿廣西北路走10分鐘是上海大世界，一晚有3部音樂劇上演；另外3個新劇場馬上要裝修好，切割木頭的聲音撞擊著天花板。深夜十點半，城市開始入睡，在上海大世界，音樂劇《危險游戲》的午夜場才剛剛開始。

若把音樂劇從業者比作逐水草而居的魚兒，那亞洲大廈儼然是水草最豐茂的水域，演員、編劇、制作人和五湖四海的觀眾正在涌入這里，享受著屬于他們的春天。

當晚，一束羞答答的紫色鈴蘭溜達進了亞洲大廈，那是獻給演員的心意。

魚兒

1月8日晚，演出前兩小時，狹小的化妝間內，李秋盟一邊化妝，一邊大口地吃著“李秋盟套餐”，倆肉包子，倆雞蛋。36歲的他眼睛不大，下巴留著小胡茬，穿著白背心，一開口就是低沉渾厚的“霸道總裁腔”。他畢業于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專業，今年是入行的第8年。

這8年，可窺見一個傳統音樂劇演員的人生軌跡。剛畢業時，全國一年只有四五部劇上演，他去影視劇組當場記，只要能磨練自己，有工作就行；2016年，他在音樂劇《猶太人在上海》里演一個中國人，全場只有一句獨唱；到了《泰愛你》時，終于演上了主角。他給自己定了小目標，30歲之前積累，35歲爆發。

小目標如愿實現了，2020年8月，他主演的《阿波羅尼亞》一炮而紅，戲約不斷。化妝間一面寫著“小酒館勞模”的錦旗形容的就是他——他同時在演6部戲，可他開始害怕失去自己。

“這算軋戲嗎？”我問。

“算，太算了，”李秋盟說，“快被填滿了。”

有段時間，李秋盟腰椎間盤突出犯了，腿麻沒有知覺，但《阿波羅尼亞》的票早已售出，觀眾們為他而來，有人甚至買了高價票，臨時換演員對他們不公平。可李秋盟要堅持不住了，“我沒辦法讓自己開心，我只能想盡辦法讓別人開心。”

他明顯察覺，軋戲太多的自己有點透支，總愣神兒，一次演《宇宙大明星》，“在臺上完全沒有辦法去進入那個角色，也不知道自己在那干什么。”一位音樂劇迷發現，原本業務能打的李秋盟有些高音唱不上去了，她體諒地說道，“不要說1個人打6份工，1個人連上6天班也不行啊。”

看起來，他似乎有些“報復性接戲”。疫情爆發后的頭半年，李秋盟原計劃中的四五十場巡演全部取消，要靠花唄、借唄過日子。當疫情好不容易平穩后，他要消弭自己的不安全感。

軋戲更像是沒有辦法的選擇。王明龍是上海視覺藝術學院的音樂劇老師，2021年，一位學生畢業時告訴他，“要回家開面館了”。他怒其不爭，又完全可以理解。他算了一筆賬，即使在行情尚好時，一位工作不少的普通演員靠演出費，軋戲一個月能賺兩三萬，可下一個月可能就沒戲演了，而排練期持續至少兩個月，每天收入若只有100元，刨去生活費，連上海的一個單間都租不起。

在一個仍屬小眾、尚不穩定的新興行業，演員們就像一條條小魚，在寒冬時蟄伏，待到春光燦爛、水草豐茂時，則用盡全力地吮吸、積蓄，抓住一切機會將自己喂飽，增加抵御風險的能力。

晚上7點半，一束光打在了李秋盟身上，換上了黑色西服的他跳上一張貫穿整個復古酒吧的長桌，這就是他的舞臺，不遠處放著浴缸、酒水、貝殼燈。《阿波羅尼亞》演出要開始了。

暖流

這是一個關于紐約20世紀30年代的故事，黑手黨勢力壯大，占領了小酒館阿波羅尼亞，不得已兩位常駐歌舞演員要進行告別演出，黑手黨成員闖入，3人一起演了一出戲，最后結局迎來大團圓。

兩年多以前，《阿波羅尼亞》在亞洲大廈首演。曲落劇終時，觀眾熱烈鼓掌，歡呼聲不絕于耳，李秋盟和漢坤知道，這部戲“成了”。

34歲的漢坤是《阿波羅尼亞》出品方“一臺好戲”的創始人，2018年，他創立公司，最初和劇場談排期時屢屢碰壁，作為處于談判權力下方的剛創業公司的老板，彼時他的愿望只有一個，“想要一個自己的劇場”。

“一臺好戲”的創始人漢坤

時機到了。2019年5月8日，上海市演出行業協會出臺《上海市演藝新空間運營標準（試行版）》，增加“演藝為主營業務的新型演出場所”，根據政策，除了原來的那些傳統劇院，還可以將辦公樓改造為劇場，進行演出。

這一政策可以溯源到2017年，上海市發布“文創50條”，提出上海要打造亞洲演藝之都，文化內容和消費得達到一定規模。上海演出行業協會會長韋芝用日本東京舉例，2017年，東京全年有4萬演出場次，上海只有一半，原有的劇院一晚上“全部加起來有50個亮燈就了不起了”。想增加場次，就得增加演出場所。1月13日，韋芝語速飛快，“魔都的魔力在什么地方？應該是多元。”“利用廠房、廣場，改造小劇場。”演藝新空間政策應運而生。

2019年底，漢坤第一次走進亞洲大廈，觸目所及是一間間逼仄的老式辦公室，有著上世紀90年代的裝修遺風，黃色大理石，大吊燈。4樓是一家美容院，漢坤進去時，里面的人還貼著面膜。

2020年6月，等漢坤第二次踏入4樓時，這家拆到一半、天花板掉下一半、灰塵滾滾的美容院已成為《阿波羅尼亞》的演出劇場，由于空間狹長，傳統鏡框式演出后排觀眾體驗不好，漢坤和團隊打算搞點“有新意的”，而這也成就了《阿波羅尼亞》的亮點，環境式音樂劇——現場觀眾們手持酒杯，360度圍坐在舞臺四周。

當疫情不嚴重時，劇場會針對性調整觀影比例，但保持不關門。2020年，亞洲大廈附近出現確診人員行動軌跡，但《阿波羅尼亞》依舊上演，“一臺好戲”運營總監袁肘肘記得，相關部門安慰他們，“能防住，好好演，別恐慌。”

去年10月底，上海迪士尼出現確診病例軌跡，封園做核酸，但煙花照放。音樂劇演出是一個極需要安全感的行業，演出籌備周期長，劇場和演員檔期相對固定，如果劇場動輒關停，“前期投入可能至少得四五百萬，丟進去就回不來了”，所以觀望和等待，“什么都不做，茍到沒事那一天”，才是理智制作人的選擇。

以亞洲大廈為發源地，新空間蔓延生長開來，越來越多的音樂劇公司參與進來。《阿波羅尼亞》成為上海“星空間1號”后，1樓的《火焰》、2樓的《燈塔》，還有上海大世界的《小說》、《危險游戲》，越來越多的音樂劇公司入駐。截至2021年底，已有上百家掛牌小劇場，蔚為壯觀。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場疫情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音樂劇行業的城市布局。大麥網顯示，2022年3月11日，上海原本預計有9部音樂劇上演，而北京只有3部、廣州0部、深圳0部。1月3日，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發布的數據，2021年全市舉辦營業性演出20597場。而上海演出行業協會數據，全年營業性演出為38366場。

繁榮演出市場帶來了機會和人才。從2019年到2021年，上海戲劇學院音樂劇專業報考人數由641人快速增長至1037人。王明龍在劇組里發現，很多其他城市的演員朋友們有點蠢蠢欲動，想要駐扎到上海，有的房子租好，已經搬過來了。

“演員是很漂泊的，哪兒暖和去哪兒。”王明龍說。

然而，2022年3月，全國多個省份疫情出現反復，上海也未能幸免，線下演出暫時停止，暖流遇上了倒春寒。

泡沫

資本也嗅到了水草豐茂的氣息。

在很長時間內，“錢”都是音樂劇制作人頭疼的問題。音樂劇出品公司“七幕人生”的創始人楊嘉敏早在2012年就踏入了音樂劇賽道。最初，她的策略是引進西方經典成功劇目，比如《我，堂吉訶德》《Q大道》。她覺得這些劇目是海外驗證過的，再做漢化，失敗率低，可當找投資人投資時，“真的沒有人相信”。

音樂劇出品公司“七幕人生”的創始人楊嘉敏攝影：蘇里

漢坤也有同樣的經歷，創立公司的第2年，他頻繁地見投資人，“每個人都潑涼水，要不就是文化行業暫時不看，要不就是商業模式很傳統。”漢坤問對方：“那你教教我？”沉默，空氣中彌漫著一股尷尬。

作為前投資人，楊嘉敏很清楚，相比于其他產業，音樂劇不算是風投的香餑餑。這是一門“時間換空間”的生意，從原創孵化或引進版權，到籌備團隊、節目成型，再到一輪一輪演出，收回成本，賺取收益。最后，若能像《獅子王》一樣成功，累積100億美金票房，用時需20年。

可是沒有多少資本有耐心能等超過10年。孫越是一名曾經關注文娛領域的投資人，他解釋，很多人民幣募資機構，一般募資投資期限就是5年，最多再加2年。甚至有的要求團隊業績承諾，不達標需回購股權。顯然，孵化一部優質的原創音樂劇需要更多的時間。

“大家都想著要賺很快的錢。當然這也能理解，因為市場風險很大，還存在政策波動的可能，所以必須得在政策（變化）前趕緊撈一波，然后撈完就走，”孫越說，“這樣對小眾行業來說還挺打擊的。”

隨著上海音樂劇市場的繁榮，這個此前不被看好的小眾行業終于被資本關注到了。2020年《阿波羅尼亞》爆火后，投資人蜂擁而上，紛紛前來問詢，還有此前看不上音樂劇的投資人來找漢坤要票。不止一位音樂劇圈人士表示，現在“錢能買的基本都到位了”。

可與此同時，新的問題開始醞釀。1月8日，我參加了一場關于12月份上海演出品質的“吐槽大會”，5位“在亞洲大廈買了月票”的劇友犀利且直接，評價有的音樂劇“如坐針氈、如鯁在喉、如芒刺背”“簡直催命”。

作為圍觀者，我有些懷疑這些資深劇友是否要求過高，直到1月16日，我也買票去看了一場劇，才真正體會到什么叫坐立難安。演員不停地卡詞；女主坐在桌子上，打算抱男主，卻不知道腿怎么放，先屈起右腿，不對，面向觀眾會擋住左腿，趕緊換一下，疑惑從我心中升起，“這么出戲嗎？”兩人明顯不熟，努力飾演親密，堆砌假笑，卻透著客氣與分寸。我在心里吶喊：“兩位，你們是情侶啊！”

“吐槽大會”主持人、播客“魔都劇好看”主理人梵一如做過統計，去年的某個晚上，上海有25部音樂劇上演。另一個早上，光他在朋友圈看到的，就有3部新劇官宣。

資本追逐之下，泡沫迅速膨脹，采訪中，不止一位制作人提及，現在市場上很多時候已經不看演員與角色是否合適，有時間能來演就不錯了，不用再面試，有人甚至懷念起當年市場蕭條但“團隊專注”的時光。去年，梵一如去看一場音樂劇，實在受不了了，走出來遇到劇方人員，問及為什么會選這樣的演員，對方苦笑，年底演員都沒有檔期了。

最夸張的，甚至一部戲還沒導演、沒編舞，可票已售出，就無法停下，只能“湊班子”“硬著頭皮上”。李秋盟發現，有的演員剛畢業就被拉來演主角，“專業水平真的就低到離譜，像個外人”。

資本追逐的另一個影響顯而易見，投資人“只投爆款”。《阿波羅尼亞》是引進韓國版權的作品，爆火后，韓國作品被大量引進，期待同樣以兩三個男演員的模式復制爆款，版權價格翻了3倍。漢坤說一部劇可能會有四五家公司競爭，被“卷”起來了。

戲劇審美也愈加趨同韓范兒，追求臉小而精致，演員用著越來越白的粉底，畫著像漫畫一樣的眉眼。

1月15日，上海一晚上有14部音樂劇上演，不少作品長相相似。在“吐槽大會”上，劇友們總結了韓國作品模版公式：鋼琴、打字機、懷才不遇，人格分裂，最后回歸愛與美好，兩三個男演員，西裝三件套。“老套路，明明在看的是這部劇，但會跳戲到另一部作品中。”一位音樂劇觀眾說。

大魚

“我可以吐槽一下今年演的中文版《羅密歐與朱麗葉》嗎？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尊重（觀眾）的演出。雖然他們用了很多所謂劇圈大咖明星、音樂劇頂流，但群演的戲編排真的差到地溝…….如果說只是像割韭菜一樣賣幾個演員的話，你大可不必做一個戲，你做演唱會就可以了。”

“吐槽大會”中，一封場外來信引起共鳴，觀眾Danny發出一聲嘆息，她也看過這部劇，“很煎熬，坐在那兒很難受”，她一度甚至想走，而鄰座的妹子打開手機，聽起原版。

中文版《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主演是阿云嘎。他和鄭云龍是當下音樂劇圈如日中天的頂流。二人在音樂劇圈已經深耕多年，在圈內頗有名氣。可直到2018年湖南衛視《聲入人心》的播出，才開始破圈。

節目錄制期間，我和另外幾家媒體一起采訪過鄭云龍，他聊起來在哈爾濱演《媽媽再愛我一次》時，下面只有10個人，“我演《變身怪醫》，我畢生所學，我的身體，我的靈魂都給予這個戲，票房也不是特別好，”鄭云龍說，“那種失落感，你真的……”他沒繼續往下說。

他當時或許還沒意識到，屬于他和音樂劇的命運轉折點即將到來。《聲入人心》的影響力立竿見影，鄭云龍主演的《信》2018年10月份第一輪開演，票房“最多是五成”，年底《聲入人心》播出過后，《信》在次年第二輪開票，一分鐘內售空。鄭云龍在微博有感而發，“這一分鐘，我等了10年，謝謝你們。”

當年4月份演出時，上海云峰劇場1800人的座位座無虛席，落幕后，所有觀眾打開手機的手電筒，照向舞臺，演員們也坐在觀眾中間，像置身于漫天繁星。李秋盟的妻子也在《信》中參演，但他只能去看合成彩排，因為票已售罄。妻子演完興沖沖告訴他：“前所未有的盛世。”

《聲入人心》對音樂劇進行了一次科普，一批人成為了劇場的新觀眾。人們發現，原來音樂劇演員也能成為流量明星，但作為一個依舊小眾的演出類目，“你不與這個節目相掛鉤的話，依然沒有人認識你。”袁肘肘說。因此，音樂劇制作公司會更傾向于用參加過這檔綜藝的演員，被稱為“梅溪湖36子”的《聲入人心》成員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阿云嘎和鄭云龍更是處于云尖。

看起來，他倆已是水域中所向披靡的“大魚”、佼佼者，然而，他們也無法完全獨善其身，有時不得不隨波逐流。《聲入人心》播出后，鄭云龍被安排在湖南衛視跨年晚會上唱《嘴巴嘟嘟》，據當時媒體報道，當記者問其心情時，他苦笑直言：“沒怎么想，說了你也不能播。”

短時間內，許多集齊了《聲入人心》音樂劇演員的拼盤演唱會、制作粗糙的音樂劇緊急上馬，雖然票房成績都不錯，但在袁肘肘看來，這無異于殺雞取卵，“行業內的人浮躁了，過多消耗了剛剛進來觀眾的熱情。”

鄭云龍和阿云嘎主演的音樂劇票價被爆炒。2019年，由鄭云龍主演的《謀殺歌謠》在1月9日舉行的上海場票價最高不過260元，可2月25日，北京場大麥網開票，票價最低380元，最高880元。大幅度提價被觀眾質疑，認為是“坐地起價”。而據文匯報報道，阿云嘎主演的《威尼斯商人》880元的票，被炒到13000元。

粉絲文化的滲入，能帶來票房的高漲，也會帶來反噬，狂熱下引發一場又一場罵戰。在《阿波羅尼亞》最火爆的時期，漢坤微博私信不斷收到謾罵，“對家人的問候，對生死的詛咒”。因為能買到票的總是同一撥粉絲，其他人卻買不到，他被指控與黃牛勾結。漢坤只能把私信關閉。

“市面上只要找出來任何一張票，能證明一臺好戲或是我漢坤和黃牛勾結的，我可以退出這個行業。”漢坤至今忿忿。

粉圈“怪現象”在音樂劇圈屢屢重演。有觀眾吐槽，“正看著劇呢，旁邊的小姑娘突然吼一句，‘×××，媽媽愛你！’”一名音樂劇演員因為曾與某頂流在一部劇中飾演同一個角色，不幸“被狙”，微博私信長期收到該頂流粉絲的咒罵。

不止一家音樂劇公司出品人袒露自己的緊張，若是流量演員沒有站C位、沒有足夠精美的物料，沒有好排期，公司就會被詛咒“倒閉”。他們不得不考慮新的命題，是否需要對粉絲“一律下跪”。“粉絲對各個領域指手畫腳，覺得全世界只有我對我家哥哥最好，”梵一如說，“這樣的飯圈現象到哪兒都一樣，德云社也一樣。”

1月6日，《阿波羅尼亞》演出前，全體工作人員嚴陣以待，今天是音樂劇圈新秀郭嘉軒的場次，同場次的另一位演員從下午4點開始不斷唉聲嘆氣，焦躁不安。因為有位郭嘉軒的“唯粉”曾在他表演時沖他吐口水，他站起又坐下，緩解自己的緊張，“唉”。

邊緣

今年1月，我在上海參加了音樂劇《粉絲來信》媒體見面會，現場有超過10家媒體，參加過《聲入人心》第二季的人氣男演員徐均朔和劉巖頻繁被媒體點名，“可以談談你們的合作嗎？幾年前你們曾經住在一起”“結尾有個摸頭殺，你們有設計過嗎？”……

當所有男演員被提問完一輪，最后面的問題，才輪到女演員，“請互相評價一下。”

如果說，音樂劇這片水域日漸溫暖，但陽光并未普照。鄭云龍和阿云嘎占據了最佳棲息地，稍外幾圈的，是帶票的男演員，而最邊緣的，則是音樂劇女演員。

不止一位女演員表示，在這個職業里堅持了這么久，為的只是觀眾能夠買票進到劇場里面，承認自己。可現實卻讓她們有點難過，因為有的音樂劇制片人會說，“男演員要找誰誰來演，女生沒關系。”

在上海采訪期間，我一共看了14部音樂劇，大多數都只有男演員。據不完全統計，這14部中，有39個男性角色，只有19個女性角色，其中有的還可以替換為男演員，而且里面的女性角色多是“誰的女兒”“誰的媽媽”這樣依附性的角色。有位觀眾形容，什么是音樂劇，“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兩個男人在賣腐。”

為什么趨向于做男演員的作品？制作人大多直言不諱，“男演員帶票。”更直接的邏輯是，女性觀眾多。一部音樂劇演出時，制作人會把劇場里一部分男廁貼上女廁標簽，3層樓只設置一個男廁，其他5個全是女廁。“為什么？因為完全夠用。我們服務的是（性別）比例完全失衡的觀眾群體。”

很難說，這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到底是女性觀眾多，制作方愈發討好，所以制造了大批男性角色為主的劇，還是市面上大量這樣的劇，培養了這樣的觀眾群體。這恰恰是這個行業的吊詭之處，明明是女性觀眾撐起了這個行業，但并沒有使女性演員真正獲利。

我把男女演員不平等的問題拋給一些男性業內人士。有的表示詫異：“哦，是嘛，我不知道。”有的直接回彈：“沒意義，市場在發展過程中，我不想音樂劇那么早就背負這種整個社會都扯不清楚的事。”“站著說話不腰疼，反正虧的又不是她的錢。”

采訪中，談及這個話題時，不少女演員顯得有些戰戰兢兢，或是不斷強調，自己不是女權主義者，并非想要女演員壓過男演員，只是想自己的價值受到肯定，或是因為擔心被業內抵制，拒絕發表自己的言論。

音樂劇女演員的困境并非沒有人意識到，但市場卻是逐利的。2019年，音樂劇出品公司“魅鯨文化”的總經理王作文和團隊看了一部講述母女情的音樂劇作品《最美的一天》：父親無故消失，母親獨立撫養女兒長大，卻罹患了不治之癥，女兒慢慢認識和接受母親的死亡與別離。看片時，身為制作人的王作文很分裂，一邊欣賞劇情，一邊計算成本，“先看天上多少燈和設備，環顧臺下有多少人，看一下上座率”。

可這部作品不用算，肯定不會賺錢，因為這是個全女班作品。全劇一共4位女演員，分別飾演女兒、媽媽和影子，無一男性。王作文很糾結，沒有男演員“帶票”，票房估計不會好，可這部作品和市面上其他作品不一樣，沒有太多繁雜刺激的東西，“很干凈”，他被打動了。糾結到最后，他還是打算嘗試一次，“我們希望把它做好，帶動其他同行看到，原來這東西可以做，大家不要怕。”

音樂劇出品公司“魅鯨文化”的總經理王作文

1月9日，我去看了《最美的一天》。劇中生病的媽媽有一長段獨白，“本想陪你長大，看你穿上白紗，沒想到就這樣結束”。身邊響起抽泣聲，一位觀眾已經哭得不能自已。曲終人散后，她說，這個故事讓她思考母親這個角色的意義，她希望有更多的男觀眾也來看這部劇，可小劇場87人的座位，那天只有第一排坐滿了，都是女觀眾，上座率不及三成。

覃子瑄既是《人鬼情未了》的女主，又是出品人。身兼兩種角色，她深知女演員角色的困境，女性角色多數都是“深情、勇敢、正能量的，（但）不太獨立”，又不得不面對現實，“帶票還是得靠男人，這是現狀。”

她只能期待通過男演員的表演，帶動觀眾進入劇場，“慢慢發現，女演員也很好”。

市面上靠男演員“以人帶劇”的模式，投資人孫越并不看好，“流量其實是聚集在人身上，而不是聚集在內容身上。”“人會出丑聞的，人會跟你解約的，人會老了病了死了，人的價值是不持久的。”

“尤其在中國，男藝人風險多高。”孫越補充道。

夏天

2002年，音樂劇《悲慘世界》第一次被引入上海，連演21場，場場爆滿，許多人是第一次看到音樂劇。當時的新聞片鏡頭一掃，男女老少皆在歡呼。20年過后，這批觀眾卻在現在的音樂劇劇場中消失了。

上海文化廣場劇院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費元洪的辦公室會客廳里貼有一張《悲慘世界》的海報，在他的理想中，正常的劇場生態應該像百老匯一樣，老中青觀眾都有，人們把觀看戲劇當作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可當下的音樂劇市場中，往往只有年輕人喜歡的東西，中老年人無法共情，比如他自己。

“（雖然）市場朝氣蓬勃，但都是年輕人在看，過10年20年他是不是會繼續看？”費元洪說，“他們可能再次被迭代掉。”“中國的音樂劇觀眾是一代滅了一代，”費元洪質疑，“如果沒有中老年觀眾，我們的戲是不是能長遠？”

為了讓更多圈層的觀眾走進劇場，制作人楊嘉敏做了個大膽的嘗試。2021年，“七幕人生”推出音樂劇《近乎正常》，講的是一位37歲家庭主婦的故事。劇中，媽媽在窗邊看著剛步入花季的女兒談戀愛，人生熱烈而高低起伏，可自己的生活卻似一潭死水，她悲從中來，情不自禁地唱了首歌，I Miss the Mountains（《想念群山》）。

楊嘉敏很想讓女主的同齡人走進劇場，可這部分觀眾“有了孩子，還要兼顧工作，給自己的時間是很少的”。于是，“七幕人生”辦了一個活動，在女性觀眾觀劇的兩個小時內，幫她們托管孩子，“哭也好，笑也好，這是屬于你自己的時間”，名字就叫“想念群山”。活動結束后，有女觀眾找到楊嘉敏，“能不能再辦一次？”

梵一如聊起當初創辦“魔都劇好看”播客的契機，回憶了一個畫面。

2020年5月29日，上海文化廣場舉辦了一場音樂劇拼盤演唱會，名字就叫《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這是國內疫情暴發后的第一場商業演出。根據30%上座率的防疫要求，1949個座位只開放了481個。

大幕緩緩升起，藍色的燈光輕柔地拂在13位音樂劇演員身上，戴著口罩的觀眾，每隔兩個座位坐一人，像散落的星星。梵一如坐在臺下，明明臺上演出的是很快樂的曲目，可身邊的觀眾都在哭，“一直用紙巾在口罩和眼鏡的夾縫中擦眼淚，整個人在抖”，謝幕時，觀眾們使勁吶喊，尖叫聲似乎要沖破口罩，“演員在臺上哭，觀眾在下面哭”。

“當時看那個景象，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不再單純地只是一件文化消費產品，”梵一如說，“能夠進到劇場，對疫情當下的人來說是一種心理慰藉。” 2022年3月11日，亞洲大廈停演，暗下的那個夜晚，觀眾到“一臺好戲”微博下留言，“我們連個做夢的地方都沒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