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內戰形勢圖（截至2018年4月2日）。右下色塊說明文字（自左至右、自上而下）依次為：俄羅斯-伊朗-阿薩德政權控制區、“伊斯蘭國”控制區、黎巴嫩真主黨控制區、敘利亞庫爾德人控制區、反對派/基地組織侵入區、土耳其/反對派控制區。圖片來源：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18年4月14日，美英法三國借口敘利亞政府方面使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而對敘利亞展開的殘酷轟炸，再次把已經延宕七年之久的敘利亞危機拉入了全世界的視線。

美英法的霸道行徑不僅是21世紀再次上演的“強權即公理”悲劇，也徹底體現了美國和西方作為國際體系主導者的道德偽善，及它們作為全球治理領導者權威的崩塌。圍繞敘利亞危機的復雜博弈的長期化將使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希望更加渺茫，敘利亞將因更深度地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而繼續付出更大的代價。

在美英法對對敘利亞進行轟炸前后，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明顯升級，沙特表示將組建部隊進入敘利亞作戰，此前土耳其也對敘利亞阿夫林地區的庫爾德人武裝發起了長達三個多月的軍事行動，而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的重要目的則在于遏制支持巴沙爾政權的伊朗，這一切都凸顯了外部力量圍繞敘利亞的博弈在進一步復雜化。

因此，本文重點介紹外部力量圍繞敘利亞危機復雜博弈的歷史演變、各方的主要訴求和政策，并在此基礎上分析敘利亞危機的趨勢和前景，以幫助讀者認識敘利亞危機的復雜性。

一、外部力量博弈敘利亞的演變

（一）2011年3月至2013年8月

自2011年3月內戰爆發至2013年8月化學武器危機爆發，這一時期外部力量圍繞敘利亞的斗爭主要表現為支持敘政府和支持敘反對派的兩派外部力量在聯合國框架內的外交博弈，以及西方對敘政府的軍事恫嚇。

這是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和英法在聯合國框架內推動對敘進行干涉的時期，也是支持敘反對派的外部力量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這一時期，土耳其也是敘反對派的重要支持者；美國盡管支持推翻巴沙爾政權，但具有一定的被動性，甚至某種程度上有被阿盟和歐洲綁架的色彩。

俄羅斯和中國在聯合國框架內于2011年8月和10月、2012年1月和2月四次在聯合國行使否決權，避免了2011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經聯合國授權對利比亞采取軍事行動的模式在敘利亞被復制。期間有兩個重要時間節點對阿盟和西方外部力量加大對敘危機的干預發揮了重要影響，其一是2011年10月利比亞戰爭結束，助長了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和西方在敘復制利比亞模式的欲望；其二是2012年5月胡拉（Houla）慘案的發生，促使阿盟和西方以人道主義危機和“保護的責任”為由推動對敘利亞的干涉。（胡拉是敘利亞中部霍姆斯省一片由三個村莊構成的區域。2012年5月25日，這里發生針對平民的屠殺，至少108人死亡，死者中包括49名兒童和7名婦女。——編注）

由于在聯合國框架內受阻，美國及其西方伙伴和阿盟推出了“敘利亞之友”大會，在外交和輿論層面對敘反對派進行支持，并于2012年2月和2013年4月分別在突尼斯和土耳其召開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美國呼吁俄羅斯與中國參加會議，但俄中以敘政府未受到邀請為由拒絕出席會議。在第二次“敘利亞之友”大會上，美國承諾向敘反對派增加價值約1.23億美元的物資援助及非殺傷性武器裝備，總額達2.5億美元。

此外，2012年6月，美國聯合俄羅斯、聯合國和阿盟在日內瓦啟動了有關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的進程，但敘利亞政府仍被排斥在首次會談之外。

（二）2013年8月至2015年9月

在這一時期，代理人戰爭和圍繞反恐問題的博弈構成分別支持敘政府和敘反對派的兩種外部力量斗爭的主要內容。

2013年8月，敘首都大馬士革東郊古塔鎮發生化學武器攻擊事件，反對派稱有上千人死亡，并指責當局發動了此次化學武器攻擊，當局予以否認。

由于認為敘當局觸碰了美國設定的“紅線”，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授權奧巴馬政府對敘發動軍事打擊，十余個國家支持對敘動武。但最終，因奧巴馬政府接受俄羅斯“化武換和平”方案，動武計劃未能實現。此次危機的和平解決，標志著美國主導的外部力量放棄以戰爭方式干預敘利亞危機，這場危機轉向雙方各自支持反對派和政府軍的代理人戰爭。美國主要負責對所謂的“溫和反對派”提供武器和培訓，沙特等地區國家提供資金支持。

2014年6月，“伊斯蘭國”正式宣告誕生，這不僅使反恐成為敘利亞危機的主要議題，也使敘利亞戰場態勢向著更加不利于敘政府的方向發展，巴沙爾政權一度岌岌可危。反恐問題也促成外部力量的進一步分化，形成了美國、俄羅斯、沙特主導的三大反恐聯盟，并以反恐為名進行地緣政治博弈。在外交領域，敘政府的處境有所改善。此前的2014年1月，敘政府代表獲準參加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的第二次日內瓦會談。

（三）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

在這一時期，俄羅斯通過軍事介入扭轉了敘內部力量對比，進而推動敘問題重回政治解決軌道；同時，支持敘政府的外部力量相對上升，而支持反對派的外部力量相對下降。

2015年9月，普京在經過精心準備后，出其不意地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展開大規模空襲。此舉推動敘利亞危機進入新階段，實現了扭轉敘利亞戰局、推動敘利亞危機重回政治解決通道、令俄自身擺脫烏克蘭危機壓力、在戰略上重返中東等多重戰略目標。

2015年10月底，敘利亞問題有關國家外長會議在維也納召開，各方達成共識，強調應由聯合國主導敘和平進程，尋求敘全國范圍停火，進而重啟敘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2015年11月，第二次敘利亞問題外長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圍繞敘問題政治解決、停火止暴、人道救援、反恐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就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路線圖達成共識。這構成了隨后安理會決議的政治基礎。

2015年12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2254號決議，就敘利亞政治過渡提出6個月內停火并組建聯合政府、18個月內起草新憲法并進行自由選舉的“和平路線圖”。這是2013年以來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就敘利亞和平路線圖達成一致。

2016年2月，美國與俄羅斯宣布敘利亞內戰停火協議，敘政府軍和反對派表示接受。2016年3月，俄羅斯宣布從敘撤軍，敘問題日內瓦和談同月啟動，雙方圍繞尊重敘領土完整、拒絕外來干預、敘未來由其人民主導、共同打擊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等問題達成共識。

在2016年至2017年初，敘政府軍不僅收復阿勒頗、霍姆斯等重要城市，也收復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占領的大片領土，奠定了在敘消滅“伊斯蘭國”實體組織的基礎。美俄在反恐問題上的共識增加、土耳其敘利亞政策的轉變和俄土從對抗走向接近，是敘問題重回政治軌道的重要原因。

（四）2017年1月以來

在這一時期內，支持敘政府的俄羅斯、伊朗等外部力量持續發力，最終建立了敘問題日內瓦機制之外的阿斯塔納機制，并通過建立“沖突降級區”對抑制敘軍事沖突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影響敘問題的兩大外部力量圍繞巴沙爾政權和反恐等問題的分歧依然嚴重。

經2016年底俄羅斯與伊朗、土耳其的醞釀，由三方發起的會談于2017年1月23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行，主要目標是在敘戰場實現停火和建立停火監督機制。由阿斯塔納系列會議形成的敘問題解決機制被稱為阿斯塔納機制。

2017年5月4日，第四輪敘利亞問題阿斯塔納和談簽署了“沖突降級區”備忘錄，以降低沖突烈度，緩解人道主義危機。這是美俄雙方達成的妥協方案，同時也意味著美國同意俄羅斯主導“沖突降級區”的工作，加速了敘政府軍打擊恐怖主義軍事行動的勝利。2017年11月22日，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三國總統在俄南部城市索契舉行會談，就敘問題的最新進展、出路等一系列問題交換意見，并簽署聯合聲明。

為落實2015年底達成的敘問題和平路線圖，敘利亞問題第四輪會談于2017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本次會談在聯合國安理會2254號決議框架下就政治解決敘問題設立了政治過渡、修訂憲法、舉行大選和反恐等主要議題。此后，在多輪日內瓦會談中，由于雙方在巴沙爾總統去留問題和恐怖主義認定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會談無法取得實質性成果。

由此可見，伴隨俄主導的敘利亞問題阿斯塔納機制的形成，加之此前形成的西方主導的聯合國框架下的日內瓦機制，敘利亞問題的政治解決出現了兩個美俄主導的并行機制，且呈現出阿斯塔納機制作用不斷增強的態勢。這也是美英法再次以化武危機為名對敘利亞進行轟炸的重要原因，其目的就在于削弱俄羅斯對敘利亞危機的主導權，避免俄主導敘問題政治解決和戰后重建。

二、敘利亞危機博弈各方的訴求與政策

（一）美國

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美國的敘利亞政策呈現出戰略猶豫和戰略謹慎的特征，其實質是伴隨美國實力衰退，美國領導和控制中東的能力嚴重下降；尤其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教訓，使美國抑制住了通過戰爭對巴沙爾政權進行更迭的戰略沖動。

美國介入敘利亞危機的動因包括捍衛民主價值觀、反恐、遏制伊朗、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盟友綁架等多種主客觀因素。外交和輿論施壓、借助地區和西方盟友、經濟制裁、低烈度軍事打擊，以及援助、訓練、武裝反對派等，構成了美國介入敘利亞問題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但美國始終把發動戰爭更迭敘政權排除在政策選項之外，這是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的美國政府敘利亞政策的延續性所在。

特朗普執政一年多以來，實施“限穆令”、遏制伊朗并挑撥沙特與伊朗對抗、打擊“伊斯蘭國”、修補盟友關系并推銷軍火謀利、宣布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等，構成了其中東政策的主要內容，美國中東政策日益呈現出道義缺失、戰略性弱化和戰術性加強等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色彩。

敘利亞問題并未成為美國中東政策的重點，反恐問題和巴沙爾去留成為其主要關切，前者的重要性甚至超過后者。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團隊成員多次表示打擊“伊斯蘭國”具有優先性，暗示巴沙爾政權去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美國對敘反對派的支持甚至有所下降，包括停止中央情報局向敘“溫和反對派”提供武器和訓練的秘密項目。2017年4月和2018年4月，盡管美國先后兩次發動或主導對敘軍事目標的打擊，但都只是一種戰術性的有限打擊。

（二）俄羅斯

俄羅斯的敘利亞政策具有突出的戰略性特征，并呈現出從戰略局部到戰略全局的拓展、從戰略游移到戰略堅定的強化過程。

俄敘利亞政策的要害在于：通過敘利亞政策帶動俄羅斯重返中東，擺脫烏克蘭危機帶來的戰略壓力；通過軍事行動打擊“伊斯蘭國”，掌握戰略主動權和道義制高點；通過拉住伊朗組建盟友體系，同時發展與土耳其、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國家的關系，借以分化美國盟友。這些做法都具有極強的戰略性。

2011年3月敘利亞危機爆發以后，俄羅斯便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對敘政府給予全方位的支持，維護中東唯一盟友的政權安全、捍衛俄在敘海軍基地塔爾圖斯港的現實利益、防范伊斯蘭極端勢力滲透是其主要考慮。但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前，俄對敘戰略尚有一定的保留，輿論也一直有俄羅斯是否會拋棄巴沙爾政權的猜測。

2013年化武危機化解后美不愿發動戰爭的意圖明確化，2014年烏克蘭危機后俄利用敘利亞與西方博弈的戰略需求強化，而同年“伊斯蘭國”的崛起和擴張以及敘戰場形勢日益對巴沙爾政權不利，這一系列因素促使俄于2015年9月軍事介入敘利亞，并且其作為具有張弛有度的特點：既通過“以打促談”促使敘危機重回政治解決的軌道，又通過打擊“伊斯蘭國”的反恐實效彰顯了道義，從而在戰略和道義層面取得巨大的雙重收益。

俄還利用2016年土耳其政變、美土矛盾加劇等機遇，成功使土耳其的敘利亞政策軟化，并通過發展與沙特、埃及、以色列等美國盟友的關系擴大在中東的存在，分化美國的盟友體系，同時加強與歐洲國家的反恐合作，進而弱化了反對敘政府的外部力量的統一陣線。

2017年，俄羅斯的敘利亞政策在軍事和外交領域收獲頗豐。在軍事領域，俄助力巴沙爾政權收復失地，解放被反對派和極端組織控制的大片領土，徹底扭轉了敘戰場態勢，并不失時機地于2017年11月宣布從敘撤軍，向國際社會釋放政治解決敘危機的信號，同時向美國施加壓力。在外交領域，俄羅斯于2017年1月建立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主導的敘利亞問題阿斯塔納機制，成功在敘建立“沖突降級區”，既實現了推動敘戰場停止沖突的外交成績，也在戰場有效剝離了極端組織“支持陣線”和敘利亞反對派。

盡管在敘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優勢，但俄羅斯也深知敘問題的復雜性和俄羅斯自身國內經濟困難等因素的制約。這也是俄羅斯對西方轟炸敘利亞保持克制的原因。

（三）土耳其

自敘利亞危機形成以來，土耳其的敘利亞政策變化最具戲劇性，但仍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土耳其介入敘利亞危機的最初動因是加入歐盟受挫，從而在外交方面試圖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機遇重返中東，增強地區影響力。同時，土耳其試圖影響地區轉型國家的發展方向，推廣“土耳其模式”。

土耳其的敘利亞政策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2011年3月敘利亞危機爆發至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之前，其政策核心是全面支持敘反對派，并不惜與俄羅斯對抗。這期間，土耳其主持召開了“敘利亞之友”國際會議，為敘反對派提供組織平臺和國外活動的大本營；扶植敘國內反對派，并提供各種支持；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態度曖昧，縱容其消耗巴沙爾政權；支持同屬突厥人的敘利亞土庫曼人反對派力量；不惜與支持巴沙爾政權的俄羅斯發生摩擦，甚至在2015年11于土敘邊境附近擊落了一架俄戰機。

該階段土耳其在敘問題上采取激進政策，主要動因在于加入歐盟受挫，轉而在外交上利用“阿拉伯之春”重返中東，力圖通過影響轉型中的阿拉伯國家的發展方向，推廣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的“新土耳其模式”，增強地區影響力，謀取中東地區事務的主導權。

第二階段為2016年7月發生未遂軍事政變以來。其重要變化是從堅決反對俄羅斯轉向積極改善俄土關系，并于2017年1月加入俄主導的阿斯塔納機制，達成設立四個“沖突降級區”的協議。

俄羅斯、伊朗、土耳其三國還多次表達合作打擊恐怖主義、推動敘停火和政治解決敘危機的意愿。2017年，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曾三次訪問俄羅斯，俄羅斯總統普京也訪問了土耳其，兩國總統一年舉行四次會談，重點討論了敘利亞局勢、改善并重整雙邊關系等議題。

盡管土仍未放棄巴沙爾必須下臺的政策，但由于敘利亞庫爾德人勢力不斷坐大，敘利亞難民問題壓力倍增，極端組織不斷制造暴恐事件，美土和美歐關系齟齬不斷，土俄在敘利亞問題上的政策終于不斷走近。另一方面，土耳其與美歐在“居倫運動”、庫爾德人、敘利亞難民等一系列問題上的矛盾，使土耳其與西方的關系呈現出不斷惡化的態勢。（居倫運動是對土耳其流亡思想家費特胡拉?居倫[Fethullah Gülen，1941—]及其追隨者的統稱，是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全球信眾可能多達500萬人。——編注）

2018年1月20日至3月18日，土耳其跨境對敘利亞阿夫林地區實施了近兩個月的代號為“橄欖枝”的軍事行動，旨在清除庫爾德人武裝“人民保護部隊”對該地區的控制權，并通過后續行動在土敘邊界沿線建立起“安全區”。

此次軍事行動的短期目標是驅逐阿夫林地區的庫爾德人武裝“人民保護部隊”，并把該地區控制權轉交土耳其扶植的反對派武裝“敘利亞自由軍”，控制從阿夫林至幼發拉底河岸的廣闊區域，遏制庫爾德分離主義勢力。更進一步講，土耳其的目標是沿著900公里長的土敘邊界在敘北建立縱深30公里的“安全區”，并將大量滯留在土耳其的敘利亞阿拉伯難民遷移至“安全區”內，實現支持自身扶植的“敘利亞自由軍”，通過改變敘北人口結構割裂庫爾德人控制區域，通過建立土敘邊界隔離區斬斷兩國庫爾德力量的聯系，進而維護土耳其南部安全等多重目標。

目前來看，土耳其將進一步通過軍事行動打通敘北部所謂“安全區”，總統埃爾多安于2018年3月25日宣布，近期將繼續東進攻打敘利亞城鎮。“安全區”的擴大將使敘北部地區人口地區分布更加復雜，加劇阿拉伯民族與庫爾德人的矛盾，進而加劇敘利亞的碎片化，并有可能使“伊斯蘭國”殘余力量獲得發展空間。

（四）沙特阿拉伯

沙特推翻巴沙爾政權的既定政策仍未改變，雖實現無望，但沙特仍是敘問題政治解決的重要破壞者和攪局者。

沙特介入敘利亞事態的動因在意識形態方面，即試圖通過推翻巴沙爾政權，徹底清除總部設在大馬士革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復興黨）所主張的泛阿拉伯主義的意識形態挑戰，進而確定泛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長期以來，沙特作為泛伊斯蘭主義的中心，一直與埃及、伊拉克和敘利亞推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存在競爭關系。伴隨埃及衰落、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崩潰，敘利亞已經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最后的堡壘。顛覆巴沙爾政權無疑有利于鞏固和擴大沙特主導的泛伊斯蘭主義的地位，確立沙特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

其他方面的動因主要出自教派矛盾和對抗伊朗，即通過支持敘利亞的遜尼派反對派推翻什葉派支派阿拉維派的巴沙爾政權，削弱乃至肢解伊朗主導的“什葉派新月地帶”。

沙特的具體介入手段包括：為敘反對派提供資金支持、活動平臺；支持敘極端組織消耗巴沙爾政權；在敘利亞和平進程談判中頑固堅持巴沙爾必須下臺，為敘和平進程設置障礙。在2017年11月末至12月舉行的第八輪日內瓦和談中，代表敘反對派的“高級談判委員會”中，據說受到沙特支持、態度強硬的利雅得派在36人的代表團中占據28席，他們的“倒巴沙爾”立場令敘政府代表團推遲參會，甚至一度返回大馬士革。

目前，除繼續堅持巴沙爾下臺，在談判中支持敘反對派外，沙特并無更多手段。但在美國轟炸敘利亞的影響下，沙特稱將向敘派出由沙特領導的伊斯蘭國家多國部隊。但是，油價長期低迷導致的財政困難，國內改革壓力，在也門、卡塔爾等多線與伊朗角力等問題，都對沙特的敘利亞政策構成了掣肘。

（五）伊朗

總體而言，伊朗支持巴沙爾政權的政策不會改變，但內外制約因素增多。

伊朗之所以介入敘利亞危機，既有維護伊朗現實利益的戰略需要，同時也是什葉派與遜尼派復雜博弈的反映。具體原因包括：維護自黎巴嫩南部經敘利亞到達伊拉克、最后回到伊朗的“什葉派新月地帶”；通過敘利亞問題增強對黎巴嫩真主黨等力量的領導和控制；維護自身安全和抗衡沙特、美國，等。

伊朗和敘利亞關系的形成經歷了復雜的歷史演變。在20世紀50至60年代，伊朗和敘利亞尚處于對抗狀態。在1968年敘利亞與伊拉克關系惡化以及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后，伊朗和敘利亞的關系得到了一定改善。

上世紀70年代末，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埃及與以色列單獨媾和，共同反對以色列的目標使伊朗和敘利亞合作的政治基礎得以加強。1980年代的兩伊戰爭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戰爭，使伊朗和敘利亞的同盟關系正式形成。敘利亞在兩伊戰爭中采取了支持伊朗、反對同屬阿拉伯國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場，同時允許伊朗革命衛隊在1982年黎以戰爭中進入敘利亞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訓練真主黨武裝，共同抗擊以色列。

上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后，伊朗和敘利亞關系一度因敘利亞參與中東和平進程而疏遠。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繼任敘利亞總統，敘利亞國力持續衰落，尤其是在黎巴嫩問題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嚴重孤立，使敘利亞對伊朗的需求不斷擴大。2003年伊拉克戰爭結束后，敘利亞和伊朗安全環境惡化，有可能成為西方干涉的下一個目標，此時伊朗和敘利亞同盟關系再度得到加強，突出標志是雙方于2004年簽署戰略合作協定。

從本質上來說，伊朗與敘利亞之間的戰略同盟是一個缺乏意識形態基礎的實用主義聯盟。敘利亞的復興黨所奉行的世俗主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與伊朗奉行的現代伊斯蘭主義之間格格不入。因此，從雙邊的角度看，伊斯蘭因素在伊敘同盟關系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既沒有向敘利亞輸出革命和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訴求，敘利亞也無效仿伊朗神權模式的動機。但從伊朗對外戰略以及中東地區格局的角度看，伊斯蘭因素在伊敘同盟關系中又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潛在因素。

盡管敘利亞和伊朗政權性質不同，但敘利亞的掌權者為什葉派中的阿拉維派，兩國均與海灣阿拉伯國家中的遜尼派存在矛盾，因此伊敘同盟關系的建立有利于伊朗抗衡沙特主導的遜尼派陣營，這也是伊朗在中東變局中選擇支持巴沙爾政權的原因之一。

（六）以色列

在敘利亞危機爆發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以色列的敘利亞政策相對低調，其重要關切在于安全問題，尤其是十分忌憚伊朗、黎巴嫩真主黨等勢力在其周邊的擴張。伴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和黎巴嫩真主黨在敘利亞的存在不斷增強，以色列的敘利亞政策漸趨激進，并主要采取導彈襲擊的方式精準打擊伊朗和真主黨在敘的軍事目標。在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后，以色列對伊朗在敘目標的打擊呈現出不斷升級的態勢。

以色列當然是美國陣營內的核心成員，但其在中東變局中的政策總體低調，而近期政策漸趨激進，主要原因是其宿敵伊朗的地區影響尤其是在敘利亞的勢力不斷擴大，迫使其不斷與沙特走近，雙方的合作大有從秘密走向公開之勢。同時，以色列在敘利亞與伊朗、黎巴嫩真主黨的對抗更趨強化。從未來態勢看，以色列加大對敘局勢介入的趨勢有可能進一步增強。

三、余論：當前敘利亞危機的態勢與前景

第一，圍繞敘問題的戰略博弈進入混沌期。突出表現是，美俄既對抗又合作（有俄羅斯專家稱這種局面為“混合冷戰”），雙方對敘政權看法分歧嚴重，但在政治解決的大方向、反恐問題上又保持合作。

第二，圍繞敘利亞問題的外交斗爭進入了復雜相持期。政治解決成為主要方向，但各方圍繞巴沙爾政權去留和恐怖組織界定等問題的分歧嚴重。

第三，圍繞敘利亞問題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向有利于支持敘政府力量的方向發展，但兩大陣營都在總體上都呈內部分化復雜化的態勢。

第四，盡管敘利亞沖突演變成大規模局部戰爭的可能性很小，但軍事和安全領域的低烈度沖突將長期化。如近期無人機對俄駐敘軍事基地的轟炸，以色列對敘發動軍事打擊，土耳其對阿夫林敘利亞庫爾德人武裝發動的軍事打擊，西方近期對敘利亞的軍事打擊等。

第五，國內因素對各大外部力量敘利亞政策的掣肘加大，美國、俄羅斯、土耳其、伊朗、沙特等都是如此。受上述因素的影響，敘利亞危機或將進入政治解決艱難和低烈度沖突并存的僵持期。

（本文由作者對其2018年5月11日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虹口校區舉辦的學術講座“敘利亞危機背后的中東亂局”的講稿改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