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7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冬令營研討會上，十余名學者圍繞“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成因、國內改革方向”等問題進行討論。其中，林毅夫教授和田國強教授的爭論成為會議焦點，他們爭議的話題為本輪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是外部沖擊還是內因。會議發言經作者審閱修訂后由《學習與探索》雜志2018年第4期刊出。下文是田國強教授的發言和即興辯論部分，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

事實上, 我和林毅夫老師的觀點有許多共同點, 但也有許多不同點。共同點是：我們都認為中國的潛在增長率, 沒有下滑到現在的6%多, 他的不少分析我同意, 包括城市化, 等等。但主要的不同點是這輪下滑的原因, 我跟他不一樣。

為什么說我跟林毅夫老師的觀點不一樣？我也同意從2011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 此前30年的增長是近10%的平均增長速度, 毅夫剛才說了40年是9.6%, 但不管怎么樣, 前30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接近10%。然后就是一路下滑, 破10%、破9%、破8%、破7%, 累計下滑了3個百分點以上。也就是說, 由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6年的6.7%, 即使這個6.7%, 我認為還是有繼續下滑的風險,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宏觀經濟預測模型的分析也是如此。這么長時間的持續下滑至7%以下, 我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有過的，我認為很不正常。當然, 我們不能一味地追求增長速度, 但是也要弄清增長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畢竟經濟發展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 我們要弄清這次下滑的成因是什么, 才能對癥下藥。

雖然我們用的關于經濟增長的圖表差不多, 但得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成因到底是制度性, 也就是改革的滯后性, 還是外部性或周期性?當然, 無論成因是哪種, 都需要短期政策的應對, 因為我們需要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穩定, 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考慮風險, 但中長期的治理也是必要的。

對經濟下滑原因有許多解讀, 有些學者認為是短期的原因, 是周期性、外部性、產業因素, 從而建議通過短期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以及選擇性的硬性產業政策來應對。

這也是過去一兩年之間, 我跟毅夫的主要爭論, 包括有為政府、產業政策的問題。同時, 也有不少人認為這是長期的原因, 是新常態, 是潛在增長率放緩造成的, 從而認為既不需要短期應對, 也不需要制度性改革。在這點上, 我跟毅夫的看法是相同的, 即認為潛在增長沒有放緩, 至少沒有大幅度的放緩, 沒有3個多百分點這么一個大幅度的放緩。

當然根據邊際收益遞減, 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我認為沒有像林毅夫估計的這么樂觀, 20年很不好說, 5~8年我覺得7.5%~8%的增長都是有可能的。當然, 20年也是有可能的, 在中國由于政府動員能力異常強大, 任何單一目標都可能達到, 不說8%, 10%也能做到。但問題是, 高度粗放、一味靠投資來拉動的經濟增長是不是最優的, 會不會帶來更大的風險?

中國經濟增長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下滑了3個多百分點, 即使邊際收益遞減發生作用, 也沒有如此快。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轉型驅動的滯后, 任何一個經濟體, 發展中的經濟到發達的經濟, 必須經過三個階段, 即要素驅動、效益驅動, 最后到創新驅動;另一個就是現代經濟體系的滯后問題, 實際上這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講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治理結構失衡造成的, 黨的十九大報告已經充分肯定了這種說法。我認為, 這些才是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低于潛在增長率的關鍵根源, 下面從理論、量化、歷史比較的角度來進行分析論證。

第一, 面對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 各國經濟都受到整體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 經歷了減速的過程, 但許多國家早已進入回升或波動上升接近到平衡增長軌道, 只有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 。

圖1顯示, 從2011年以來, 前七大經濟體, 其中包括發展中國家 (我覺得有可比性的是中國和印度) , 其他的是發達國家, 這些年經濟下滑, 除了中國, 其他國家都或多或少恢復了, 只有中國一路下滑, 破7%了。這時候有人說是外部性的因素, 為什么其他國家都在恢復, 中國還會下滑呢?當然, 毅夫剛才說了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外部的經濟已經下滑了, 對中國造成了一種壓力。那我要問,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不少時段不是也有壓力嗎?為什么沒有近幾年這么大幅下滑呢?我覺得這個原因不成立, 因為其他幾大經濟體都基本恢復增長到正常的軌道。發達國家過去150年來, 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長是2%, 即使加上0.5%左右的人口平均增長率, 其經濟增長率至多也就是2.5%。在這之前, 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么是10%, 而這次破7%、到7%以下了?所以說, 我認為外部性的因素有, 周期性的因素也有, 但不是主要原因。

我想這就是我跟林毅夫教授之間在看癥狀、找病因方面的重要差別之一。

我覺得周期性也不像是主要因素。看周期性因素不能太短, 我們應該看中國改革開放40年, 這個就比較清楚了。圖2說明, 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減速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長時段的下滑, 自2007年以來已有10年, 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也是不多見的, 其他都基本接近平衡增長點。上一輪下滑在中國加入WTO之后的擴大開放得到扭轉, 這一次下滑靠什么扭轉?

中國的經濟不管是周期還是波動的, 這次持續增速下滑超過10年, 低探到7%以下, 是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當然, 在之前比如說1989年以后, 還有一些低于6%, 甚至更低, 但是一兩年就恢復了, 比如說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以后, 很快深化改革就恢復了。但中國現在沒有, 而其他經濟體基本上恢復到平衡增長軌道上, 那么我們有周期性的原因嗎?當然周期也分長周期、短周期、中周期。我們知道長周期靠什么？靠制度完善。如果制度環境相對完善的話, 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當然我們從來沒有說“最好”, 最好只是理想化的基準點, 但只有向最好的學和跟最好的比, 才有可能提高, 這點我要聲明一下。我們可以看出來其他經濟體、發達國家, 基本上恢復接近到了平衡增長軌道, 而只有中國在繼續下滑。10年之久周期還沒有形成？這是周期原因嗎？其他國家已經好轉了很多, 中國經濟是個開放體, 受它影響, 為什么沒有好轉?所以, 我認為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都不是主要的。

具體到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成因, 我跟毅夫的判斷也有差別, 我認為既有經濟的問題, 更有改革滯后的問題, 而毅夫則認為主要不是改革滯后的問題。他的理由是, 當前經濟制度環境跟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些體制機制性的扭曲來比, 應該是越來越少的, 而不是越來越多的, 從而認為將經濟下滑歸結為改革滯后和制度性障礙說不過去。似乎很有道理, 其實是混淆了總量 (total) 和邊際 (marginal) 的差異。這很容易解釋, 那就是, 市場化導向的松綁放權所導致的改革開放紅利或改革紅利的邊際收益在早中期巨大, 導致了高速增長。盡管總的經濟制度環境沒有惡化, 甚至有所改進, 但如果不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紅利的邊際收益會大幅度下降, 越來越接近制度障礙約束的邊界, 使其約束越來越收緊, 從而無法提高經濟效率和勃發潛在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 導致經濟的持續下滑。

其實我早在2015年的《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的《中國經濟新階段的發展驅動轉型與制度治理建設》一文中就指出, 經濟持續過快下滑歸因于五重原因的疊加。兩年多過去了, 五重原因依然存在,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制度性問題還沒有從根源上解決, 社會矛盾也有所增加, 導致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中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很大困境。

第一重原因是要素邊際收益遞減, 要素驅動紅利導致增長中樞下移, 僅靠要素驅動, 特別是靠投資拉動, 已經不具有可持續性。這說明一味靠財政政策、追加資本投資所帶來的收益將會加速下滑, 進而造成高資本投入、低投資回報的結果。

圖3 中國就業人口比重持續下降。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聯合國人口預測、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

圖4 資本邊際報酬明顯遞減。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

第二重原因是政府主導動力的枯竭, 包括地方土地財政, 這兩條都不具有可持續性, 使之內生增長匱乏。盡管分稅制改革取得相當成效, 但由于地方財力和事權本身不匹配, 導致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獲取財政收入的激勵加大, 導致產能過剩、效率低下和尋租空間巨大, 且不具有可持續性。同時, 土地財政也空前膨脹, 推動房價高速增長, 刺激投機資金涌入, 擠壓實體經濟。

這兩個原因是我和林毅夫教授的重大差別, 從而導致所開藥方的重大差別。

第三重原因我跟他有差別, 但差別不是那么大, 都認為國有企業產能過剩, 但是我的結論是國有企業產能過剩是導致投資大量減少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國企進了民企的投資領域。我不清楚毅夫是否同意我的結論, 他只講了國有企業產能過剩, 但沒有講國有企業產能過剩擠壓了民營經濟, 使得經濟活力下降。近些年發生一個現象:凡是國有企業比重過大的地方, 是這次下滑影響最深的地方, 比如說東北三省、山西省。國有企業往往憑借控制資源能源與優先獲取金融資源的優勢而占據過多要素, 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生產成本高, 發展嚴重受限, 沒有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機制, 效率低下及經濟活力、動力下降, 這是客觀現實問題。社會融資程度、投資信心不足、投資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非國有經濟的大幅度下滑。

前三重原因是經濟原因。即使前面有10%的增長, 但是隨著改革紅利的邊際遞減, 越來越接近制度障礙約束的邊界, 致使制度障礙的約束越來越收緊, 當然就導致了經濟的持續下滑。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 要讓市場有效, 個體有活力, 宏觀調控有度, 要大力發展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首次寫入了黨代會文件。我覺得其實就是認為制度性障礙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使得經濟矛盾及社會矛盾都增加了, 也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主要矛盾。

當前, 勞動力的邊際遞減還沒有出現大幅度的下滑, 但這不表示今后不會大幅度下滑, 從圖3中可以看出隨后就會大幅度下滑。我們考慮中國的問題, 特別是經濟學家要有前瞻性、嚴謹性、科學性、時代性、現實性、思想性, 我們必須要有憂患意識, 如果一味靠勞動力要素驅動, 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 盡管現在還沒有發生。如果說勞動力的邊際遞減還沒有發生, 但是投資大幅減少現在已經發生了。我不同意毅夫的一點是, 他認為靠政府的投資就可以保持經濟增長8%以上。 (1)

第四重原因就是政府自身目標管理缺失, 導致不作為和慢作為的現象。可能大家有一個誤區, 田國強經常講政府要少干預, 為什么現在又說不能不作為、慢作為呢?不同的環境, 政府作用的邊界是不同的。在中國, 政府干預是比較大的, 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健全的時候, 政府突然不作為, 就會導致更大的問題。所以說, 對于行業準入、市場干預太多了, 維護和服務性的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沒有建立, 那么現有的政府治理模式不能突然失靈。有人認為我說有限政府, 就說我反對政府有為。這是不對的, 是極大誤會。有為的政府和有為政府是有本質差別的, 比如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和思想, 毛澤東的思想是個人的思想, 是不盡相同的。有為政府是各個方面的, 無論是事前事后事中, 所以我不會反對政府要有為, 特別是在中國轉型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政府要大大地有為, 但是那種有為是維護和服務的。比如說, 以上我講的有些內容。

所以, 我再次鄭重聲明一下, 我講的有限政府定義是維護和服務型政府, 但是它的維護和服務內涵和邊界是根據制度環境來決定的, 會有很大不同。比如說, 即使西方發達國家也沒有做到像哈耶克所說的“守夜人”政府那樣, 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國家, 還處在建立和完善市場制度、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深化改革過程中, 政府更應該要大大地有為, 但是這個有為都是為了讓市場有效、個人有激勵, 宏觀調控有度的這種維護和服務型的有限政府。所以說不要把這個混淆起來, 我要講清楚這個。

第五重原因就是對新常態的理解出現偏差, 有兩種偏差, 一種是認為經濟增長速度過快, 下滑是正常的, 剛才也已經說了, 我跟毅夫都認為潛在增長率還是處于比較高位, 他的數字我覺得也有說服力。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就像火箭騰空、飛機起飛, 像年輕人長身體, 這和已經處于平衡飛行狀態和停止增長的成年人狀態是不一樣的。很多人拿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跟中國的增長速度相比, 然后說中國的增長速度已經很好了, 這點我跟毅夫的觀點是一致的, 現在遠遠還沒有下去, 當然最終也是要下去的, 朱曉冬教授可能認為會下滑更多, 由此認為需要深化改革解決經濟下滑的問題。的確如此, 我下面會講, 改革不改革相差很大。另一種認為經濟下滑主要是外部、周期性及產業結構的原因, 保增長要采取短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或者是選擇性的產業政策, 政府的不斷干預導致了經濟結構更加扭曲。不知道毅夫同不同意, 但是至少有這種現象, 在我的感覺里面, 你只給了藥方, 雖然也給了部分改革的因素, 但你更多談到的是政府的作為。

這五重原因可進一步歸納為三個結構性失衡：經濟結構失衡 (需求、產業、市場結構、虛實經濟失衡, 轉型驅動發展滯后) 、體制結構失衡 (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 發展邏輯錯位) 、治理結構失衡 (貧富差距過大、改革共識減弱、治理粗暴簡單、社會矛盾增加、生態環境惡化、中央決議、決策和地方/部門執行落差大, 治理邏輯失靈) 。這三個結構性失衡導致了改革開放40年來成就巨大和問題特多的兩頭冒尖情況, 使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全要素/潛在生產率也無法得到提升。

當然, 這種非均衡發展模式并非一無是處, 它也導致了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人類歷史上沒有過記錄的經濟增長速度, 但同時也導致了太多問題, 使得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全要素生產率也無法提高。同時, 這里改革不改革差別非常大。我還記得在華中科大我的兩位老師林少宮、張培剛給我們上課的時候, 對小平同志當時提出的翻兩番目標表示懷疑, 兩位老師都認為絕對不可能, 說怎么可能20年這么長的時間段內讓經濟增長速度從4%提高到7%以上呢?他們當然是從當時的制度環境出發, 在假定制度環境不變的情況下來考慮這個問題, 在20年這么長的一個時間段內將GDP提高整整3個百分點確實難以想象。但是,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的結果是大大地超出了這個目標。這是被實踐所檢驗的結論, 現實告訴我們, 不僅有可能而且通過改革開放還超額完成了目標。改革不改革相差巨大, 可能有3個百分點。

四位俄羅斯裔經濟學家在NBER (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 工作論文 (2015) 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 (《1953年以來的中國經濟》) 中對1953—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分析, 并對2012—2050年的經濟增長做了預測, 通過運用國際前沿的“楔子法 (wedge method) ”找到一些領域扭曲最大的地方, 分別以改革開放前后各因素的貢獻作為假設進行預測比較, 其結論就是, 改革與不改革, 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別巨大, 年增長率在2012—2024年相差近3個百分點, 而改革開放前后30年相差更大, 超過4個百分點。這次下滑了3個百分點, 我對這個數據很有信心, 我們高等研究院宏觀項目組楊軼波博士做了同樣的預測, 有兩個改革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大, 一是城鄉改革, 二是國有企業改革。

我認為如果上面的因素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誤區得不到糾正, 中國的經濟只能是陷入過去幾十年來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 造成經濟的不穩定、不平衡。因為中國還處于制度轉型中, 根本的思路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推動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質量變革, 改革的方式是改革、發展、穩定、創新、治理五位一體。我不同意采用休克療法, 現在有人動不動上綱上線, 將現代經濟學等同于新古典, 新古典等同于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等同于休克療法, 然后上綱上線說要將國家搞亂。我認識的經濟學家中還沒有發現一個認為中國要采用休克療法的, 即使張維迎也沒有這么說過, 他早期還提出了價格雙軌制。

綜合以上分析, 其解決之道就是全面深化消除制度性障礙的改革。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于制度性改革也提出了明確要求, 要“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至于政策建議, 我主張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改革結合。剛才我說了深層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點目標任務:第一, 就是要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現代經濟體制, 這是一個必要條件, 古今中外如果一個經濟體不是包容性的經濟體制, 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 就是要提升國家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政府的執行力。阿西莫格魯認為民主制度是必要條件, 這個我不是完全同意。因為中國過去幾千年來都是這樣, 不是民主制度, 但經濟在很長一個時期是世界第一。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一樣可以搞得好, 重要的是國家依法治國能力和政府的執行力。第三, 就是要建立良好的社會規范和秩序及和諧有效的社會治理體系。面向今后一個時期, 中國要建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推進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轉變, 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這些有賴于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真正做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同時讓政府在維護 (如改革, 建立現代市場制度, 保障市場秩序) 和服務 (如彌補市場失靈) 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同時, 我前面也談到, 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改革就是要讓民營經濟活起來, 在這方面民企有很大優勢和創新動力;要讓金融市場活起來, 金融只有為實體經濟服務才能“底氣十足”;要讓土地要素活起來, 要素市場扭曲等問題亟待引起重視并加以有效解決。具體而言, 對待民營經濟同等化、金融市場放開一體化、土地要素流轉市場化這三項是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切入點。

我們不能將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和變革與激進改革畫等號, 其過程應是漸進的, 而不是一次性的。同時政府要有執行力, 并且需要注意改革的方式方法, 細節決定成敗, 需要以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五位一體的綜合改革方式進行治理, 建立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剛柔相濟的有限政府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有能主要是講政府執行力的問題, 有為就是政府在應該作為的地方不缺位, 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問題, 這三個主要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有愛則是講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問題。

林毅夫: 我從來沒有講過那句話。你這么一講，很多人就會認為我講了。

田國強: 你更正這點很好，因為你總是談有為政府，談產業政策，而不太談民營經濟，不太談改革，容易讓人誤解。政府主導動力的枯竭，根本的問題就是地方靠土地財政，一是提供低價工業用地，通過稅收推動經濟發展。二是高價提供商業用地，獲取地方財政。三是把土地作為一種抵押，這種方式不具有可持續性，至少這種方式不能長久。那么導致的一個后果是，由于過度的發展型政府，而非服務型政府，所以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時候政府應有為卻大量缺位，導致了生、老、病、居、教的五大問題。最后是預防性的儲蓄過多，消費受到抑制。

田國強即興辯論部分：

首先我要更正毅夫的說法, 他說我在改變有限政府的定義。我再重復一遍, 我也是按照教科書那么說的, 所謂的有限政府就是在維護和服務方面發揮作用, 也就是說市場失靈時政府才要發揮作用。我前面還再次鄭重聲明了的:“我講的有限政府定義是維護和服務型政府, 但是它的維護和服務內涵和邊界是根據制度環境來決定的, 會有很大不同。”中國多了一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越位, 導致人為的市場失靈。一方面是市場本身自我調節不能解決的問題、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生態環境的問題等外部性問題, 這是需要政府去做的, 需要政府去有能、有效、有愛、有為;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缺位和過位造成市場的失靈, 所以說我們通過改革來促進政府維護和服務職能的發揮, 讓市場有效。我不知道我改變了什么定義。我的有限政府定義很明確、很清楚, 在我的文章中, 包括我今天給的定義里沒有變過。當然我給了一個說明, 就是根據不同的情境、環境, 它的內涵和內容有些方面的程度很不一樣。所以我最近也在反復強調這點, 免得引起誤會。

第二, 關于周期性、外部性。首先我要糾正毅夫教授的一點是, 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的平均增速沒有3%~3.5%那么高。根據Charles l.Jones (2015) 在The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一文圖1所揭示的, 過去150年, 發達國家中增速最快的美國其人均GDP年均增速差不多是2%左右 (如下圖) , 如再加上0.5%左右的平均人口增長率, 其經濟增長率差不多也就是2.5%左右, 不到3%。毅夫教授反復強調外部性, 我們現在就看外部性。當然首先我沒有否定外部性和周期性, 剛開始我就說有, 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我說了, 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但是, 為什么印度已經復蘇了, 我們為什么沒復蘇呢?就像流感一樣, 為什么有些人不得感冒, 而有些人得感冒呢?根本的原因在于, 盡管大家都在呼吸同樣的空氣, 但得感冒的人自身身體素質差。我認為, 是由于改革的滯后, 使得中國經濟的體質不是這么強。當然,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是受到了外部影響, 但如果自身足夠好, 完全可以很快恢復。歸根結底, 最重要的就是基礎性制度的建設。這就是為什么十九大基本上談到的使命和愿景目標, 是2050年達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外, 明確強調現代經濟體系的建設等一系列的深化改革, 沒有一個地方談產業政策, 也很少談到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必須要有前瞻性、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現實性、學術性、思想性。我們要像下象棋一樣, 既看當前的一步, 也要看隨后的多步。毅夫教授說11年, 這樣我們當然差別縮小了。也許媒體真的歪曲你的話了, 你現在更正了, 也是好事, 我覺得我們在這點上更加接近了, 這就是討論和辯論, 互相之間交流會消除一些對對方的誤解、誤會和誤區。

談到有為政府的定義, 是毅夫和王勇提的。他們實際上給了兩個定義, 一個是文字上的定義, 這個定義很接近于我們比較認可的定義。因為王勇是屬于林毅夫團隊的, 他是你的發言人。他的有為政府的集合定義, 白紙黑字地寫道：排除不作為和亂作為的所有政府行為都屬于有為政府的范疇。這個概念太廣了, 我就不闡述了。那么, 到底作為是好心辦壞事，還是壞心辦壞事？但出發點是好心, 計劃經濟就是好心辦壞事, 由于信息不對稱, 會導致許多事后看來是亂作為的政府行為。同時, 一方面說有為政府的前提是說要市場有效, 另一方面又反對基準理論, 我想問問這個有為政府的前提是市場有效的嗎?市場遠遠沒有達到有效,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市場是有效的, 只是程度不一樣。我覺得定義不應該跟另一個定義綁在一起, 我的有限政府非常明確, 就是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要發揮維護和服務的作用。

田國強

此外, 產業升級靠產業政策嗎?創新的主體必定是民企, 特別是技術創新方面的研究。基礎性的研究牽扯到國家戰略的研究, 那是國家當仁不讓要去做的。比如說, 現在講的新四大發明, 除了高鐵都是民營企業發明出來的。創新的成功率不到5%, 哪一個國企的領導敢讓一個成功率只有5%都不到的去創新!要從要素驅動到效率驅動、創新驅動, 必須依靠民企。毅夫說不同意這個劃分法。但實際上你講的后發優勢, 某種程度上談的很多東西是要素驅動。要素驅動, 當然這里面的制度環境也在改革, 但是要真正完成創新驅動, 我認為必須是深化改革, 是市場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改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更加明確了, 以前是合在一起講, 大家分不清楚, 現在專門用一個逗號分開了, 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除了這一點, 十九大報告還有幾大亮點。一是“民營企業”一詞首次寫入全國黨代會報告, 提出“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還有一個變化, 就是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 變成國有資本做大做強做優,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到底誰是誰非誰重要。

這里, 我還要強調一點, 許多對現代經濟學的批評是不成立的, 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截然對立的。在我看來, 凡從中國國情 (認同中國國體和憲法, 包括認同黨的領導) 出發, 采用規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進行嚴謹內在邏輯的推理和論證 (不見得是數學模型) 來研究上層建筑 (國家、體制、制度及其改革) 與經濟發展關系等方面的問題, 都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我上午在蔡繼明教授重大項目討論會上講了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 后來有個學者說:“老田, 今天你這一個小時的演講是把你在我的腦中的形象徹底顛覆了。看來別人對你的說法和看法誤會太多, 不少是詆毀之語。”我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就是黨的領導, 然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