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月11日，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主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研討會暨‘西方供給側經濟學譯叢’新書發布會”在上海舉行。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教授代表主辦方致辭并作為“西方供給側經濟學譯叢”總序作者做了主旨報告。

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至關重要性，田國強用三句話概況：第一，要搞清改革的邏輯，實現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要有大的格局和寬廣的視野；第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制度改革是關鍵，根本的現代市場體系不可替代；第三，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只有順應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識，才能把握中國崛起的命運，實現良性發展和長治久安。

以下是澎湃新聞整理的田國強教授的發言內容：

我們今天的會議是兩個方面，一個就是這套書發行的重要意義，另外就是為什么要發行這套書？也是為了慶祝今年的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討論下一步怎么走？我本來為此準備了發言PPT，比較長，沒有時間照著講，就大致講講我的想法和觀點。從1990年代初一直到現在，我覺得上海最大的好處是思想相對解放，改革的前提就是思想解放，因為改革是自我變化，思想不解放不行。我們編了這套書也是一種思想解放。

用三句話總結我的觀點，我也想結合當前國內改革和發展中的難點熱點問題、國際形勢、中美經貿關系緊張，談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至關重要性。核心的觀點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就是要搞清改革的邏輯，實現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要有大的格局、視角和寬廣的視野，總結中國發展變革的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所在，找到經濟社會長遠良性發展的內在邏輯。十九大報告是非常重要的綱領性的全局宏偉藍圖，是從經濟、社會、政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個視角談問題的，所以要有大的視角，不只是看三年、五年，不是看短期經濟形勢，而是要看長遠的結構性改革的實施，這也是這套書的宗旨。

第二個觀點，制度才是最關鍵的。就是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度供給側改革是關鍵，根本的現代市場體系不可替代，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九大又著重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里面有解讀，以前是和，現在改成逗號，著重強調市場的重要性，同時政府發揮更好的恰當的作用，而不是更多的作用，只有通過根本性制度變革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實現三者各在其位又良性互動，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就是今天會議的主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關重要。

第三，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只有順應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識，才能把握中國崛起的命運，要實現良性發展和長治久安，必須求真務實，思想解放最根本的就是要實事求是，但現在許多做法離實事求是越來越遠，現在更多的是過度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一種理想狀態，理想狀態和現實有距離。小平改革開放最基本的問題是實事求是，也是馬克思最基本的原理，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央的大政方針只能停留在報紙中、口頭中、媒體中，而不能真正落實，經濟問題不能過度地意識形態化，改革是倒逼的，國際國內的形勢要讓我們認識到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要用明道、樹勢、優術、抓時四位一體改革方式進行系統改革，我反復從改革制度重要性、緊迫性和改革的方式方面強調這個問題。

為什么大家關心中國的改革，也同時關心當前國際經貿摩擦和創新方面的主題，是因為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有一系列內憂外患的問題，比如說國內就是十九大總結的不平衡不充分，十九大的文件里面從效益、創新、實體經濟、環境保護、民生、脫貧、教育、衛生、醫療、保險等方面闡述，其中有一段話非常準確坦率地談到了我們為什么要深化改革。特別是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怎么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面臨當前經濟下滑，但說到改革，不是簡單地說應該做什么，而是首先要解決的是誰去做？怎么做的問題，是市場還是政府做？是國企還是民企做？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就沒有方向感，只能仍然是以往的三重三輕做法：重政府輕市場，重發展輕服務，重國富輕民富。我們迫切需要又好又快的高質量發展，會越來越緊迫。如何做到又好又快的高質量發展并不是經濟學沒有研究，早有大量的研究。許多已出版的經濟教科書中，如前年出版的拙作《高級微觀經濟學》中，不光談經濟效率，更多的是談的如果改進市場效率、解決市場失靈，如有效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生態問題、教育問題、解決貧富過大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不可能充分平衡發展。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弄清楚，不解決，改革大政方針就難以落實，就會讓人迷惑和導致各種爭論，出現各種聲調，甚至是懷疑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包括當前有一股思潮，簡單地把市場化等同于私有化，將個體和民營經濟等同于私有經濟，將公有經濟等同于國有經濟，意識形態化、教條主義一旦嚴重，就不能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而是從特定意識形態角度看問題，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基于主觀意識的偏激。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這么大的成就，就是把馬克思的原理和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這么巨大成就，就是把中國的現實和馬克思的實事求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結合起來才取得的成就，但現在下面各級部門對中央全會文件、政策的落地，執行力都有比較大的偏差。改革的走向一旦沒有方向感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系列問題，比如說我們政府的官員就無所適從，沒有安全感，企業家、知識分子紛紛跑路，比如企業家大量移民，信心不足，大眾沒有方向感就會過度關心政治，任何一個國家過度關心政治，這對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穩定不見得是一件好事，美國現在也有點過度關心政治。一旦各種雜亂聲音出現，就不能或難以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識。今天是內部的討論，我說得比較坦率，這是內憂方面現象。

現在說外患，國際環境是改革開放以來最不好的，我之前一直以來對中美關系有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壞也壞不到哪里，因為政治制度的差異決定好不到哪里，由于中國改革開放，進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受到國際社會歡迎，在經濟方面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美國有許多互補的地方，所以也壞不到哪里去，因為改革開放基于建立現代化市場體系，進行國際分工和合作，大家是在一個地球村的概念。但是現在圍堵中國的現象日益嚴重，國際經貿關系、貿易糾紛日益嚴重，中國已經連續21年成為反傾銷調查最多國家，連續10年成為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現在貿易糾紛越來越嚴重，要高度警惕，高度重視，否則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當然也同時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但有一些媒體和學者，煽動中國極端的民粹主義和極度民族主義，缺乏自信，看國外什么都是陰謀論陷阱，國家主義取得優勢，用行政力量支持有關產業，現在什么都講要靠自力更生。我們確實需要自力更生，一個國家的競爭就是資源競爭、人才競爭、制度競爭、技術競爭和話語權競爭，但是按馬克思資本論中所說，是社會化生產，現代化工業體系就是一種社會化的體系。當今世界是一個高度融合、社會化生產、國際分工合作，超越了國家邊界，核心技術創新日新月異，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這點想不清楚，后果嚴重，會出現大問題，我是非常擔憂的。

這次中美經貿摩擦，中興不僅無法抵擋，華為、阿里、聯想等都同樣嚴重依賴美國技術。中興事件暴露出來的軟肋讓國人產生了很強的憂患意識，這沒有錯，但大多反思集中在“我們缺芯”和“要自力更生”的層面。中國不只是缺芯，真正缺的東西更加深層，不能頭痛醫頭、腳疼醫腳。從大國到強國是前面提到的五個競爭，而真正關鍵是能讓經濟社會良性發展和國家能長治久安的基本制度的競爭。我們在總結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展望未來，一定弄清楚什么是新的因素導致了改革成就巨大。應像實驗物理一樣，要研究和找出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一定要將其他變量固定。同理，對總結中國改革成就也應該是如此。許多人在總結經驗時，卻將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總結為，主要是政府主導、國企主要、黨的領導、社會穩定所致。這些當然都是重要因素，不可否定，但這些不都是改革開放前就早已有的要素嗎？

客觀地說，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基本放棄計劃經濟，也就是政府的干預大幅度地減少，民營經濟大發展從而使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而取得的。因此，我們應該按照實驗物理學的基本實驗的基本方法論來談什么是差異因素，那就是，除了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社會穩定之外，新的因素是：較大程度上的經濟上的選擇自由、松綁放權的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內對外的競爭、對外開放、民營經濟大發展，這樣的基本制度性市場化環境要在改革下才能取得。然而，現實中，許多的改革正在往回改，又回到政府主導的老路，就是一旦遇到問題，就回到老路，就想到或仍采用政府主導的方式去解決，其負面作用很大。

那么，下一步怎么走？中國過去40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兩個關鍵字，就是“放”和“開”的改革。中國要在競爭中贏得勝利，只有一條路，就是更大的改革，更大的開放，真正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國際社會肯定是最歡迎的，并且還需繼續韜光養晦！將許多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一旦過度意識形態化，就往往會被認為這不是內部矛盾，不是競爭關系，而是一種敵對關系。我們懷念小平講話，因為是中國式的改革，鄧小平對外關系的基本定調就是韜光養晦，但是我們感覺到媒體大眾的極端民粹主義和極度民族主義，造成了放棄了韜光養晦。對中美關系江澤民主席在1993年制定了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并且在過去有五次的中美定義關系，感覺越來越微妙，從早期的1997年中美聯合聲明，是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第二次定義的是2005年是建設性的合作關系，用合作性關系積極全面地合作，后來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現在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不是提得過早？或者對中美新型關系有一個比較確切地定義，更為清楚可能會好些。定義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可能讓美國緊張了，它覺得是要和它對著干，現在開始采取行動了，我最近看到的報道，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找工作都可能不能進美國實驗室。

總的來說，我們要深化改革，改什么？我提一下最重要的幾點，第一，基礎性的制度改革才是良性發展的關鍵所在。第二，激勵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有賴于基礎制度環境的改善。企業家精神和創新不是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靠壟斷，主體靠國有企業，而是靠競爭，競爭導致利潤下降，從而逼著企業去創新，創新導致壟斷利潤，更多企業就會跟進，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但創新的成功率不到5%，國有企業很難承受這么大的風險，因此競爭性行業的技術創新主要還得靠民企，而不是靠國企。十九大有三大亮點，第一個亮點就是加了逗號，第二大亮點就是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改成國有資本做大做強做優，這是很大的根本性的變化，第三個亮點就是首次在黨代會文件中提到了民營企業，并強調要鼓勵支持其發展。第三，就是良性發展呼喚，我和林毅夫教授是30年的熟人和朋友，我提出“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定義從來不會改，去年12月份在北大國發院專門舉行一場辯論會，我和林毅夫是主角。有限政府范疇所限定的服務和維護的作用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內涵是相當不一樣的，比如在中國制度轉型中，我們的政府應發揮很大的有為作用，比如說深化改革，比如說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清除負面清單，解決政府干預過多的問題，其優點就是從經濟上是包容性發展。第四，包容性經濟制度、國家治理能力是平衡充分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第五，良性發展呼喚國家治理、市場化和社會規范制度供給的綜合改革。經濟包容性、國家治理能力就是依法治國和政府執行力，以及社會包容的核心性的提法，我總結的這些東西都是十九大文件里有的。十九大報告已經將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作為改革的重點，強調要實現產權激勵，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管理模式，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服務的新政府是社會包容和和諧的體系，一定是綜合性治理性改革，一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因此，深層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點目標和任務：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現代化經濟體系；二是提升國家依法治理的能力和執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會規范和秩序及和諧有效的社會治理體系。但沒有時間了，就不展開了。總之，通過深化改革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治理邊界，解決強政府、弱市場、小社會非平衡結構，建立強政府、強市場、強社會的組合，才可能實現平衡、充分的良性發展。唯其如此，中國才能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

謝謝大家！

（本文根據主辦提供的速記整理，經演講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