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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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李”假“胡”

夏日炎炎中，我們來到了安徽歙縣李村，目的是想調查了解當地的宗族現狀。啟程前，我們已收集到該村的一套歸戶文書。歙縣今轄于黃山市，而自宋宣和年間至清宣統年間，地屬徽州。依學術慣例，更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本文所指的李村不是這個村子的真名。

我之所以將此村暫名李村，是因為該村胡姓系出明經胡氏。據族譜所載，明經胡氏一族，鼻祖明經公系唐昭宗三子，為避權臣謀害，明經公年方九歲即被托付給徽州人胡三公照管，由李姓改胡姓，相傳千年。直至我們去村里調查時，族中老人還對我們說：“我們是假胡，不是真胡。”

在我們的田野報導人胡伯伯提供的族譜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鼻祖明經府君的名諱之左，還寫著“義祖胡三公”。

今日李村的胡氏族人，均系明經胡氏二十七世祖自外遷此所衍后裔，其后又分枝散葉，共分甲、乙、丙、丁、戊、己六派。

能證明李村的明經胡氏六派之別的，除了族譜所載、故老相傳，最重要的證據就是祠堂了。六派各立支祠，其中慶德堂、尊德堂等祠堂至今保存較好。我們的報導人胡叔叔就是慶德堂一脈的。胡伯伯與我父親同年，出生于建國初，他早年在上海工作，現在回安徽老家照顧年過九旬的父親。

慶德堂的中堂木枋上懸著“追遠”字匾，典出《論語》中曾子的名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按中國古人之理解，祠堂為祖先魂之所依，墳冢乃先人魄之所藏。祭祠堂神主是為敬奉魂靈，而祭墳冢遺體則為崇祀體魄，兩者相依相存，共同維系著中國人的敬祖尊宗之情。

以慶德堂為例，上面照片拍下的只是祠堂的中堂部分，其后的寢室才是敬供明經胡氏列祖列宗神位的地方。到清明等節日時，合族須得共同祭祀。

祠堂中還置有長凳、碗筷等物，我們猜這里平時可置辦紅白喜事。詢問胡氏族人，果然如此。村里有人去世，房內不便安放棺材，更別說放下十幾乃至幾十桌的酒席了，祠堂寬敞，正好可以用上。好幾位胡氏族人還告訴我們，在解放前，如子、媳等有不孝情形，族人會沖入其家，將不孝之人捆住，將豬牽走，帶至祠堂，先殺豬吃肉，再責罰其人。

明清時，類似的做法不只見于明經胡氏一族，如江蘇《暨陽梓里王氏宗譜》就明確規定，“凡子孫不務耕種，好為賭博，破蕩家業，以致為盜者，家長拘其到祠，上告祖宗，下告宗族，嚴加痛責，使其改過。”筆者走訪湖南湘潭尹氏宗祠時，發現其中還有專門關押觸犯族規者的小房間。

可見，祠堂既有著敬祖收宗的價值，也具體而微地發揮著族人相聚、懲戒不法族人的場所之功用。

地理先生

明嘉靖年間直至民國，祠堂、祖墳、族譜是支撐宗族的三大精神支柱。與同行的師弟妹們關注點稍有不同的是，我最上心的是祖墳。報導人胡伯伯知道此情后，問我有無興趣去訪問一位地理先生。我當然求之不得。

歙縣所稱的地理先生，也就是通稱的風水師。我們訪問的這位先生也姓胡，長相清癯，一看就是久經人事者。

這位地理先生笑瞇瞇地看著我說：“你想了解什么？我盡量回答。”我順口問道：“您家一直是在本地么？”我沒想到這個簡單的問題引來他很決然的回答，“不是，我們家是1962年7月25日搬回來的，我家以前是在上海的。”

我很吃驚地問他為何時隔50多年還記得這樣一個具體的日子。向導胡伯伯插話說，“他家以前是在上海做招牌生意的。”他接上話，“這樣的日子是刻骨之恨啊。62年時，號召我們支援農業建設，我們就從上海搬回老家了。我們家以前在上海有房子的，我都是在上海出生的呢。”

怕我們不信，這位地理先生說還保留著當年他在上海出生時雇奶媽的協議，問我們愿不愿意看。我們誰都沒見過這東西，自然很高興能見識。雖承蒙這位先生同意，讓我們對這份《立雇乳媽協議書》拍照，但畢竟事涉隱私，只將部分不涉人名的內容錄出：

（一）乳媽工資每月計幣拾捌萬元，由甲方按月付給乙方。訂期十五個月，如期滿要繼續，須經雙方同意，再行協議。

（二）乳媽在服領孩子時期，須要細心服侍，以合于孩子的健康為主，閑空時還須幫做什事。

（三）所訂條件，雙方共同遵守，任何一方不得中途為難。如有越規行為，介紹人須保證責任。本協議書一式貳份，各執一份為證。

協議的落款時間是“公元一九五三年一月廿四日”。看樣子，傳統中國人立字為據的精神，就是在請乳母這樣的事情上也是不茍且的。

更讓我們沒想到的是，這只是這位胡先生給我們看的第一份法律文書。接下來，他一次次帶給我們幾乎無可抑止的狂喜。一位師妹問有關“共業”的問題，胡先生就拿出清同治年間兩姓三堂修廟的協議和賬簿，以及他們家拆舊屋時各房人共立的協議。我問風水，胡先生就拿出一本封面已有破損的書給我看，這本書中居然有李村的“地記”。

“得風水者，人財并茂；失風水者，人財稀少”，徽州人的風水觀在這份“地記”中一覽無余。胡先生稱其所修地理之學是從江西學來的。但凡對風水略有所知的人，定曉得江西自唐以來即為風水學之重鎮。徽州緊臨江西，地理相近，故人文相通。胡先生就著書中的“地圖”，給我們講解了風水學中的“吞吐浮沉”四字。

傾談已久，同行者打算走了。我意猶未盡，又向這位地理先生請教，“不知‘朝奉’、‘府君’二詞作何解？”其實以前讀胡適先生的書時，我已知道“朝奉”是指徽商當鋪中的主事，但我看到李村墓碑上所刻以及胡氏族譜所載，在先人名諱前所加銜要么為“朝奉”，要么為“府君”，似乎是指逝者曾經商或從政，但不可能所有人都當商人或官員吧？所以很想聽聽地理先生的解釋。

胡先生說：“朝奉是指務農的，府君就是當官的人死后的尊稱。”懂了，徽州人經商成風，即使一介農夫，為順應時俗或抬高身價，也會在墓碑及族譜上綴上“朝奉”二字。

沒想到的是，胡先生怕我不懂，居然又拿出一本書給我看，以為佐證。這本書中，有比明清律典所載五服圖更完整的服制關系，比如妻、妾的關系在書里就表現得很明顯，妻不為妾服喪，頂多稱其為“故妹”；而妾須為妻服喪，稱其為“先主母”。

一頁頁拍攝這本書時，我真的很感激胡先生。對于幾位素昧平生的人，他幾乎是有求必應地拿出各種珍藏的資料給我們看。將心比心，如果一群陌生人來我家，我是絕做不到這一點的。

徽幫老人

李村之行中，還有一位讓我們甚是感激的老人，他就是我們的向導胡伯伯的老父親。老人家當時已92歲高齡，尚能拄杖而行，思路清晰，只是聽力稍稍有礙。我是真想多向這位老人請教些問題，他一輩子的閱歷是我們這些后生晚輩望塵莫及的。只是問了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就時不時靜默了，知識、經歷撐不住，問不下去。

現在且以第一人稱，按時間先后順序，將老人家口述的內容簡單整理如下：

“我以前讀過書，十幾個學生請一位先生。各家輪流請先生吃飯，我們學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到了十八九歲，要娶老婆了。那個時候訂婚要錢啊，現錢就要一百塊。我們家里窮，娶不起，老早就在家里養了一個，就嫁給我。我老婆家比我們家更窮。那個時候子女多，五六個，七八個，養不起就送人了。我們家的就是送來的。女的十七歲的樣子就要結婚了，二十多歲結婚的少。”

聽老人家講到這里時，我突然想起了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中關于“童養媳”的一段話，“在女孩很小的時候，男孩的父母領養了她。她未來的婆婆甚至還要給她喂奶，并一直要撫養她到結婚。如果這女孩是在她丈夫家中養大的，那么婚姻的一切復雜程序如做媒、行聘、接親船、轎子等等都不再需要了……婚事的費用，可以縮減到少于100元。我曾觀察到，有許多從幼年起就被未來的婆婆帶領大的女孩子，十分依附于她的婆婆，就像一個女兒對母親一樣。特別是，如果這家真的沒有女兒，情況就更是如此……故婆媳之間的糾紛，即使不能完全避免卻常常不是那么尖銳。”

接著聽胡爺爺細述人生：

“結婚后，家里窮，因為我一個堂哥在上海做生意，我也就去了，當學徒。我是41年去的，從深渡坐船，走新安江去杭州，再到上海，要七八天呢。那個時候杭州是日本人管著，一邊道是日本人走，一邊道是中國人走，中國人要通行證啊。如果沒證，就給漢奸送錢，他們收了，就放走。

當學徒先要當三年，沒得工資的。我們老板一間店子賣茶葉，一間店子賣布，我是在布店。到了56年，店子公私合營了。我的工齡就是從56年開始算的。解放前，路不通，我幾年才回一次；解放后有探親假，就一年一回了。

我們以前家家都有山，山上的樹好大啊（老人家作雙手合抱狀），后來‘大煉鋼鐵’，就都砍掉了。我們的地不多，以前的大地主也就十多畝地。”

當老人家講到其從商經歷、婚姻生活時，我又想起了另一位著名徽州人胡適之先生所講的，“徽州的耕地甚少……為著生存，就只有脫離農村，到城市里去經商”，“我們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歲時便到城市里去學生意”，“至二十一二歲時，他們可以享有帶薪婚假三個月，還鄉結婚。婚假期滿……繼續經商。自此以后，他們每三年便有三個月的帶薪假期，返鄉探親。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語，叫‘一世夫妻三年半’。”

胡爺爺因著娶的是童養媳，又因了解放后有探親假，才避免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只是可以想見，那幾百年里徽幫商人輝煌的背后，又有著多少家庭的心酸。

從徽州返回，已有些時日了，只是時常還想起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人。徽州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以祠收族，經商養家，那陶冶于千百年家風商俗而特有的徽州氣質，才是最令人動心的。